宁吉喆

上任当天被李克强、张高丽分别召见

如果说宁吉喆从“首席智囊”转任发改委副主任是干回老本行,其博士毕业后,曾在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工作十余年,那么兼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则是一个全新领域。虽然不论在国务院研究室还是发改委,宁吉喆都经常跟统计打交道,但是到统计机构任职,这还是第一次。

“政事儿”注意到,宁吉喆接受采访时透露,今年2月26日他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高丽,分别就统计工作召见了他,“使我深感责任重大。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统计工作也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要迎难而上”。

宁吉喆称,虽然之前的工作也经常跟统计打交道,可来到国家统计局,“确实有三点不一样的感受:一是感觉统计工作很重要,二是感觉统计任务很紧迫,三是感觉统计方法很专业”。为了尽快适应新角色,兼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前8天,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到接近半夜12点。现在也是在发改委、统计局两头跑,“工作多,时间就显得更加宝贵,加班也就成了常态”。

宁吉喆是专家型官员的典型代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硕、博连读,于1988年拿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国家计委(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工作了15年,然后于2003年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在这个国务院智囊机构工作了12年,并自2007年起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自2013年8月起接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谢伏瞻,出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一直被视为国务院总理的“首席智囊”,宁吉喆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组负责人,2015年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做完政府工作报告,下午宁吉喆便举行吹风会就报告起草答记者问,他称,李克强报告中提到的“有权不能任性”、“互联网+”等现在流行的说法,都是起草组反复斟酌的结果。据媒体报道,李克强担任副总理时,宁吉喆就是其得力助手,曾多次陪同李克强调研、出访。

去年8月19日,宁吉喆调任发改委副主任(正部长级),分管发改委的政策研究室、国民经济综合司、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在现任发改委副主任中宁吉喆排名第5。今年2月,接替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王保安,兼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

专家型官员特别是国务院总理“首席智囊”的“转型”一直备受关注。那么卸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8个月来,宁吉喆都做了什么呢?

“摸底”

半年走了6个省调研当前经济形势

宁吉喆这次到云南调研,调研主题是当前经济形势。为此,宁吉喆在4天里出席了三个座谈会:云南有关企业座谈会,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调研组与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先后与20多人面对面交流:10家企业负责人,云南、重庆、湖北、广东、陕西、甘肃六省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等云南当地官员。

“政事儿”注意到,今年年初以来,宁吉喆一直在“走四方”调研当前经济形势,半年时间走了6个省:1月中旬来到广东,3月调研了北京和海南,4月调研了山东和重庆,6月来到云南。

6月11日至14日,宁吉喆在云南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在各省调研时,宁吉喆常与调研地的省领导直接交流,先后会见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朱小丹,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郭树清,重庆市长黄奇帆,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等。

调研中,宁吉喆还经常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在重庆调研时,他就听取了重庆农、商、金融、租赁公司等十余家企业的意见建议。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他向调研组简要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外联”

“过去副部长出去人家正部长都不见 现在是总理、副总理接见”

6月11日至14日在云南调研时,宁吉喆还有一个重要议程–在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作主旨演讲。演讲结束,他还与孟加拉国工业部阿米尔 ·侯赛因·阿穆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在纺织、造船、汽车、钢铁等多个领域建立产能合作机制。

看来,这次出席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宁吉喆有重要收获。

“政事儿”注意到,担任发改委副主任以来,宁吉喆多次在类似南博会这样的国际博览会、国际论坛上亮相,并带队出访,向各界解读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主张,同时跟各国政要交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宁吉喆的重要工作内容,履新8个月,他出席的跟国际产能合作有关的活动不下20个。

去年9月,在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宁吉喆先后与马来西亚贸工部第二部长黄家泉、越南工贸部副部长阮锦绣、柬埔寨商务部国务秘书春达拉,就开展产能合作进行会谈,都达成了多项共识。

走上发改委副主任岗位第三天,也就是去年8月21日,宁吉喆和哈萨克斯坦投资发展部部长伊谢科舍夫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第六次对话会。之后,宁吉喆和伊谢科舍夫又分别于今年1月、5月,共同主持了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的第八次对话、第九次对话。多次对话取得的成绩不小,中哈确定了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新一轮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今年一月到二月,宁吉喆带队出访了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7个国家。外方的接待规格很高,取得的会谈成果同样令人瞩目。

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副总理阿舍拉登斯会见了宁吉喆,双方就波罗的海联合铁路、“三海港区合作”(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总理奥雷什科维分别会见了宁吉喆。

今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产能合作:凝聚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分论坛上,宁吉喆谈到了这次出访,称自己到发改委之后,“各种各样的视频会参加的多了,忙不过来。一二两月我出访了7个国家,就(国际产能合作)很多方面达成协议”。他还谈到了自己的感受,“过去副部长出去人家正部长都不见的,现在人家总理、副总理见的,感觉很高兴”。

解读

“供给侧的关键点我认为是四个字:改革、结构”

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时,宁吉喆数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解读经济形势或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他就在国新办讲解了政府工作报告“背后的故事”,这还是国新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会。

半年后的2015年9月1日,宁吉喆再次出现在国新办,解读宏观经济形势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不过,这次亮相时,宁吉喆已经从国务院“首席智囊”转为发改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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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儿”注意到,担任发改委副主任以来,宁吉喆依然跟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一般,经常走上报告台,向各界介绍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10月、今年4月,宁吉喆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分别汇报了去年前三季度、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去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去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时,到会介绍经济形势的也是宁吉喆。

宁吉喆还经常应中央国家机关的邀请,作宏观经济方面的报告。

去年9月,宁吉喆应邀给中央国家机关离退休干部作了题为《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情况》的主题报告。今年1月,他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向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宣讲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精神。今年4月,他又应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邀请,出席“2016年经贸形势报告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宏观政策举措”的主旨演讲。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笼后,宁吉喆于4月16日接受新华网采访,回应了一系列焦点问题,经济运行态势是否仍处于合理区间、如何“稳”住“就业底盘”等。他还在今年3月,分别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有进亮点纷呈”。

那么经常走上“讲台”宣讲经济形势的宁吉喆,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宁吉喆曾接受媒体采访,“当前表现出来的是经济总量与结构的矛盾。既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也深刻凸显出了结构性矛盾”,他说,“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我认为是四个字:改革、结构”。他强调,三个“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虽然密不可分,但也需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既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又不至于留下后遗症。

国家统计局局长

目前,宁吉喆的“统计工作思路”已经很清晰。

“政事儿”发现,兼任国家统计局3个多月来,宁吉喆不下7次提到统计改革,今年3月在海南调研时他就强调,应对经济新常态要求,“统计数据必须更加真实、准确、全面、及时。统计部门务必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全力推进统计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此,宁吉喆将“三新”统计(指的是新业态、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专项统计)作为突破口,今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三新”专项统计工作动员部署会,宁吉喆在会上强调:“三新”统计是认识引领经济新常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统计改革创新的关键举措。

虽然兼任国家统计局长才3个多月,不过,宁吉喆已经有了一个新绰号–“三吉”局长,统计系统不少人都这么称呼他。宁吉喆对媒体说,他喜欢这个绰号,“’三吉’,多好啊,我喜欢!我们能有安宁吉祥的生活,要归功于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任正非谈华为的成功基因和秘诀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中国一流的企业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近日,新华社罕见地刊发6700多字的任正非专访。任正非总结了华为从2.1万起家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全球领导者的成功基因和秘诀,称从未炒过股票、做过房地产。在专注、坚守的同时,他又出人意料的说华为3年前应该快垮了,也坦言“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成功密码:“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管道撑得很大。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


坚守“上甘岭”:“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创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

记者: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管住“两条堤坝”:“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

记者: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是的。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战略耐性:“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来三十年:“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防范危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戴厚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中石化官方微博“石化实说”消息,2016年5月9日上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受中组部领导委托,中组部有关干部局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任职的决定:戴厚良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决定:戴厚良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上述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程序办理。

  戴厚良简历:

  1985年加入扬子石化公司,曾任芳烃厂副厂长、厂长;

  1997年12月至1998年4月,任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

  1998年4月至2002年7月,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2年7月至2003年12月,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03年12月至2005年9月,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4年12月至2006年10月,兼任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2005年11月至2006年5月,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2006年5月当选为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安邦吴小晖“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3月14日才以65亿美元并购美国战略酒店集团的安邦保险,隔日又传出以132亿美元竞购全球著名的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两天内、安邦董事长吴小晖大手笔斥资197亿美元在海外收购的动作,令业界大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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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之际,国有企业仍然保有空前的能量向海外资产进军,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的“高调做事”风格,引发媒体讨论。多年来,吴小晖在内部一直要求员工“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首先,他不接受媒体采访,几乎找不到媒体对他专访的内容,符合吴小晖要求的原则。但安邦近年来如此频繁的海外并购,资金来源和海外并购的意图,实在很难不成为媒体争相挖掘的对象。

前年开始,安邦就以收购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百年险企FIDEA、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等项目而受到外界注目。

面对大批媒体争相报导,吴小晖特别要求公关公司帮忙删除网络上不利于公司的报导,还严格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不得讨论公司内部的事情,包括不允许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非公司的微信群等地方讨论安邦,甚至在规定颁布以前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都要求删除,如违反规定,公司可予以解聘。

南方周末援引一位安邦保险集团的人士表示,安邦在资本市场上动辄百亿元投入,但日常管理上,吴小晖“小钱抠得很死,很有‘温州商人’的精神”。

他举例说,在2011年,安邦搬迁到现今的新总部大厦时,曾筹画入驻庆典,结果庆典前,突然宣布取消活动。原因是安邦不愿意向负责策画并执行该专案的活动公司支付已花掉的费用。双方对簿公堂,一审,安邦败诉;二审,安邦继续败诉。其实被判赔付的,只有人民币6万元。

彭博资讯报导,自比是“中国巴菲特”的商界精英吴小晖,其实是想要在中国打造一家“波克夏”(巴菲特所创建的多元化投资集团)。

金融时报报导,未上市的安邦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2004年,吴小晖创立了安邦保险集团,他的妻子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在吴小晖执掌下,安邦快速发展壮大,注册资本从2004年的人民币5亿元,增至十年后的人民币619亿元。

过去十年里,吴小晖以“巴菲特模式”(投资回报推动增长)向海外敏捷扩张,推动着安邦保险从“无名小卒”迅速成长为具全球抱负的“庞然大物”,某种程度上,这也象征著中国领导人正努力实现国有企业多样化经营目标,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让中国企业转向国际收购,在全球领域中大展拳脚。

栗战书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作为习近平在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栗战书在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突出的角色。《华尔街日报》引述外国官员和分析认为,栗战书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左右手,甚至在对外事务上,比一些资深外交官更为吃重。

  除了这次访问之外,栗战书此前还成为中国官媒版面的重要人物。去年11月,栗战书在中共党报刊发署名文章称,称“反腐败斗争不能停步、不能放松,永远在路上”。栗战书罕见在反腐领域发声,这种被高层委以“跨部门”重任,传达声音的反常情况,却传递了不一样的重要消息。此举被外界猜测为老成持重的栗战书可能将在十九大上接任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一职。虽然这种说法尚难以得到其他佐证,但显然这透露出了一个和栗战书单独访俄同样的官方不便明言的心思,即栗战书需要从幕后走上前台,而且有可能在中国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950年出生的栗战书今年已经66岁,有着大器晚成型的成长曲线。和习近平一样,他也担任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长和省委书记这四个中国政治中的重要职务,符合习近平对重要干部的成长经历和履历要求。栗战书是河北平山县人,中共中央曾经的所在地西柏坡村就属于平山。栗战书1983年从科长提升为无极县县委书记,当时习近平在邻县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两县都属于石家庄地区,两人曾经一起共事。后来他离开无极到石家庄地区工作后,下一任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因为成为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的主角闻名全国。

  历史上栗战书也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栗战书在四十出头的时候,就担任了河北省委常委和秘书长,但是在程维高的治下,却被严重边缘化,只担任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直到后来被调到陕西省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担任西安市市委书记、陕西省省委副书记。直到2003年底,在胡锦涛任内,栗战书才重回政治一线,被调任到黑龙江担任省长,此前他在省委常委这一级别上,已经徘徊了整整10年。

  2012年7月,因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陷入法拉利车祸案被调离中枢,在贵州已经工作了两年、而且已经临近退休年龄的栗战书被从封疆大吏位置调任中办,以常务副主任身份实际上担当了中共高层政治中最为隐秘、也最为关键的“大内总管”位置。随后,他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栗战书之前的两位中办主任,令计划和王刚,虽然也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都没有政治局委员这个头衔。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共可能是吸取了此前中央过分分权的教训,在十八大时,由时任领导层集体作出了高配习近平班底内中办主任地位的结构性决定。

  截至目前,栗战书已经在中办主任位置上干了将近四年时间,他的老成持重和办事能力深孚众望,为习近平在幕后主持中枢机构、树立政治权威立下了汗马功劳,成绩斐然。期间他还成为“国安委”办公室主任,在中共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成为习近平推进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最得力干将,习的左膀右臂和核心班底。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是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共推进反腐从全面进攻到精准出击的策略转变之年,更是中共开始为明年秋的十九大人事布局做准备、谋人选之年。在改革、反腐、人事调整等都急需有人贯彻高层意志的情况下,正如熟知中国高层政治运作规律的网络评论人士牛泪所观察到的,习近平必须要“为2017年要召开的十九大换届工作,先提前打好人事路线基础”。在这种情势下,栗战书不断适时从幕后走向前台,所释放的重要信息已经不言而喻。

刘士余任证监会主席

随着证监会的一纸公告,他最终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新任掌门。

45岁即成为央行副行长,官至副部级;53岁开始掌管一家国有大行;55岁任证监会主席,升至正部,刘士余已经成为“60后”官员的中坚力量。一位熟稔金融监管体制的央行人士评价称,刘的仕途将“不可限量”。

低调勤勉的央行18载

从1996年任央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开始,刘士余在央行工作了18年,先后任银行司副司长、监管二司司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等职位。2006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长,并在这一职位上长达8年,分管条法司、支付结算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等部门。

这段时间也是中国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时期,金融改革、央行分拆、五大行改组上市,中国银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几次股灾,也让央行开始重新审视监管。

在2013年“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刘士余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来总结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建议称,一行三会和财政部应该完善分工、信息共享、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发展新的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这两项改革有望在十年内完成,一同能完成的还有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

刘士余的一名下属对《棱镜》表示,刘士余对金融市场业务十分熟悉,对债券、外汇等业务兴趣浓厚。他曾在公开讲话中谈到,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还是在债券市场,地方债务的解决、加大铁路投资、加大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的投资等方面,都将依托于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

多名熟悉刘士余的人士均评价,刘低调务实、非常勤奋,经常阅读至深夜,这一习惯保持至今,知识面很广,对农村金融、资产证券化、支付、房贷政策等方面均有研究。
而前述央行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水平极高,擅长解决复杂问题,在体制内长袖善舞,能妥善处理各方的关系。

一个例子是,在就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在监管层遭遇市场质疑时,刘士余多次出面澄清,从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银行泄漏上百万客户信息,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争议等等,他都在不同场合予以正面回应,降低噪音。

互联网金融“大家长”

从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之时,一向低调的刘士余开始就为这一新领域频频发声,在几名副行长中表现最为活跃。

从2011年央行下发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正式形成,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作为分管支付结算司、条法司的央行官员,刘士余从2012年起,开始集中调研互联网金融行业,并积极推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

他对互联网金融持开放包容态度,并为行业频频发声,以致于被外界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大家长”。他的离开让不少互金从业者惋惜,接替他管互联网金融的官员又得花时间重新调研、熟悉这一行业,这被视为指导意见迟迟出不来的原因之一。

刘士余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认识,集中体现在《秉承包容与创新的理念 正确处理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一文中。这篇刊登在2014年2月《清华金融评论》上的文章,集中回答了互联网金融是什么、互联网金融会有何种风险、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监管互联网金融三个关键问题。

他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认为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在2014年的火爆与这一定性不无关系。
同时他也揭示了互联网金融三方面的风险:一是机构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触碰法律“底线”; 二是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内控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经营风险。他还特别强调了互联网金融的两条法律上的“底线”,即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不能非法集资。
而其鼓励创新、为行业预留发展空间;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严守“底线思维”等监管思路,也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在2015年集中爆发了一批e租宝风险事件后,监管的风向已然收紧,行业正在经历寒冬。

正因为他对互联网金融的深入研究,外界猜测他到任农行的任务之一,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刘士余到任半年之后,农行发布“掌上银行3.0”,作为该行互联网金融战略中B2C核心平台,其涵盖传统金融服务、消费电商和社交分享功能。此外,农行还将移动金融、电商平台、三农服务、全球通战略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力方向。

主抓三农和风控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任党委书记,开启了由“裁判员”向“运动员”身份的转换。在离任之时,他已是央行排在第二位的副行长,仅次于胡晓炼。2014年12月开始,刘士余兼任中国农行董事长。

农行一名中层人士告诉《棱镜》,刘士余在到任讲话中曾表示,自己会在农行长呆,其目标是把农行打造成一家国际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据《棱镜》了解,刘士余在农行的一年半时间,主抓三农业务和风险管理。在农行2015年工作会议上,刘士余提到,要着力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将服务“三农”作为政治上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上的发展壮大之基。

此外,上述中层人士提到,农行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对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的提高。这一方面与刘士余在央行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两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银行业处在风险高发期。

不过,虽然狠抓风控,农行仍在2016年1月爆出39亿元的票据窝案。据《棱镜》了解,案件发生后,刘士余震怒,下令农行上下严格自查。在上述农行人士看来,“农行这么多人、这么大体系,也不可能做到不出一起案件。”

在他们眼中,刘士余务实、有领导能力、不摆架子、“不会搞虚的东西,实事求是”,是一位和善的学者型领导。

业绩争议:不良攀升

虽然利润增速放缓、不良双升已成为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相较于其他三家国有大行,农行在过去两年的财报难称靓丽。
业绩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实现净利润15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7%,增速为四大行中最低。

此外,在这一报告期内,农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02%,是四大行中唯一破2的银行,远高于工行的1.44%、建行的1.45%和中行的1.43%。这一不良率也较刘士余接手农行时的1.29%攀升了0.73个百分点。

一个小细节是,虽然业绩不如以往亮眼,但工、中、建三家银行仍按惯例,在2015年年中召开业绩发布会,由各自的董事长或行长带队,直面投资人和媒体提出的问题。而农行是2015年唯一一家没有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的国有大行。

不过,上述中层人士向《棱镜》解释,农行不良率看似高于其他三家银行,其实很大原因是农行的核销要少很多,由于农行的中小客户较多,单比金额较小,核销起来相对困难。
《棱镜》查阅财报发现,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18.30%,虽然比上年末下降了68.23个百分点,但在四大行中仍为最高。相比工行的157.63%、建行的178.99%、中行的153.72%,都已接近银监会规定的150%的红线。

“刘董事长对农行的业绩贡献很大,做了很多如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夯实了基础。”上述农行中层人士称。

他告诉《棱镜》,对他们而言,原本说要长干的董事长不到一年半就走了,内部一方面担心新领导来了后又将有新变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期待董事长去证监会后,“盼望他能管好证券市场”。
刘士余的过往并无多少证券经验,在他为数不多有关证券市场的言论中,他提到资本市场发展应有健康,全面,多层次三个维度,解决资本市场各种问题的核心是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同时扩大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不过,在市场人士看来,金融市场是相通的,刘士余在央行的长期经历,让外界对他执掌证监会充满期待。而在证监会2015年起经历了反腐风波、股灾、熔断等事件之后,等待他的,首先是如何重振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孙正义在清华深圳研究生院财富管理中心所作的演讲

孙正义在清华深圳研究生院财富管理中心所作的演讲

2015年4月30日有删减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软银的孙正义,请大家多多指教。

“向世界挑战”,这是我对我们公司的期望,今日聚集在此的诸位都就职于在世界市场活跃的企业,也都是很有抱负的人。

要么数码化,要么灭亡

现在的状况是:数字化之于许多人,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走投无路被逼进行的。

特别是最近,日本的家电产业在持续和赤字苦战。我认为,其原因就是数码化的动作太慢了。仅仅组装零件,就仅仅只是电子化。日本制造的硬件非常轻薄,故障率低,这是日本的传家手艺,这也面临数码化不足的问题。

要让软件和硬件融合,一定要活用云技术和大数据,也就一定要积极地进行数码化。

虽有挑战,但定能打开未来之门。没有任何挑战就能面对未来,要么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要么纯属运气,恐怕也不能长久。但是主动持续挑战,是自己开拓自己的未来的,我认为一定能取得好的结果。

迷茫之时考虑遥远的未来

差不多在 3 年多以前,我提出了软银的“30年愿景”。第一次提出“30 年愿景”的时候,是创业之时,我第一次举行公司早会,除我之外公司员工只有 2 人,在早会上我差不多说了半个小时的未来愿景,两个员工都睁着眼睛听,觉得自己身在一个奇怪的公司,两星期过去后 2 个人就辞职了。

进行长长的演讲述说公司愿景,会给员工留下心理阴影,所以我把愿景封印在心里了。创业经过了 30 年,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在员工面前,把至今以来的 30 年愿景述说出来。

一开始,我迷茫于“30 年之后会怎样”这个问题,然而越是迷茫就越要往远处看,就越能看清洪流中的未来。我们考虑长远一些,彻底考虑一下 300 年后的人类的生活状态、社会、技术的进化,大约花费了一年聚集国内外的才智来考虑这个问题,今天大致说一下其中的一部分。

单片机是晶体管做成的,晶体管靠近和分开,形成了电流,脑脑细胞也是神经细胞靠近分开、进行记忆与思考,也就是 2 进制,用微弱的电流记忆和思考。晶体管也是二进制,脑细胞和电脑芯片完全是同一理论。由此推断,在大约 20 年前,人类的脑细胞数量是 30 亿个,按照二进制就有 300 亿个组合。300 亿个,单片机里的晶体管数量何时能超越这个数,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答案是 2018 年。

按照摩尔定律,机能一定会不断进化。而人类的细胞从 4000 年前到现在就没变过。

从现在起 2000 年后脑细胞的数量也不会变,而单片机的晶体管数量在 2018 年会超过人脑,我们再想想 30 年后会怎样,2018 年之后的 30 年后、更进一步,想想 300 年后。300 年后,就是 10 的 60 次方倍,远远超过脑细胞的数量,至今为止人类是地球上用脑细胞工作的生命体中数量最多的,而拥有超越人类机能之力的,是单片机。晶体管蕴含许多可能性

我们认为烦恼、想象、创造是人类的特权,电脑今后也将拥有自学能力,电脑自己编程的时代将会到来,今后的世界将像是科幻小说一样,脑构造计算机一定会诞生,能比人类更加敏锐地洞察和发明,搭载这种计算机的机器人会超过人类,不与其共存就没有未来,我相信人类与优秀的机器人能够幸福地共存。

人类目前认为不可能而放弃的领域,像灾害的救助、看护、医疗、教育等等,都可以由搭载脑构造计算机的机器人来帮助。
优秀的电脑无线连接网络,通过芯片和人类进行脑内交流,只需在脑中思想就能与对方通信,就如同传心术一样。

30 年前,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像如今的智能机一样,平时随身携带的机器,最近的可穿戴设备,如手表、眼镜也相继出现了。
另外,医疗也会大大进步,平均寿命 200 岁的时代终将到来,300 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是 35岁,大多数人因为战争和疾病早早地死亡。300 年后人类的平均寿命是 200 岁,70~80 岁都会被说年轻,未来越想象越觉得接近科幻小说,充满哲学、宗教等等争论的话题。

然而一边想象着 300 年后的世界,一边烦恼之后,再次考虑“30 年后”这个话题,会觉得基本上是无聊而理所当然的世界。会让人觉得“这样的程度是理所当然的”,讨论 300 年后搭载脑构造计算机的机器人的时候,人们的意见多种多样,30 年后的事与之比起来似乎太平常、引不起议论,但关键问题就在这理所当然的 30 年后。

首先是“信息大爆炸”,比如,我们想象一下 30年后的 iPhone 会如何,与现在同样价格的 CPU 的能力大约会是现在的 100 万倍。
虽然不知到那时候,iPhone 还存不存在,但 30 年后的智能机平均的记忆容量会是现在的 100 万倍,通信速度是 300 万倍。

100 万倍是什么概念呢,那是装入了是人类大脑 10 万倍的晶体管。

2018 年以后电脑会超过人脑,30年后就是远远超过,这样的话,就能够放进 5000 亿首歌曲、3.5 亿年份的报纸。这样的“超级智能机”今后将会出现,这样的终端本地的处理能力已经如此,云端会如何呢?这又完全不一样了,通信速度达到现在的 300 万倍的话,本地和云端之间的连接速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无限大的云端将把地球大大拓宽,也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方式。
“云会成为人类最大的资产”

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生活记录,被保存在云端。“实时翻译眼镜” 30 年前就取得了专利,当然远在谷歌眼镜之前,今后的云技术中,在通信的瞬间完成自动翻译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教育当然也会大大进化,全世界的孩子能与世界各地的孩子说话、语言不通也能自动翻译。医疗也会发展到高水平,无论你是住在孤岛还是住在沙漠,也能瞬间接受世界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工作方式也会进化,能瞬间连接许多东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云会成为人类最大的资产。

软银也开始将云技术作为最大资产而活用起来,云和大数据相混合,能形成更加有益的形式,为市场服务、解决问题。软银首先从自己开始,活用大数据,解决自身的问题。首先改善信号,为了更好服务软银的用户,我们让信号更良好,建立更有效率的基站。

我们做了一件世界首创的事,独立花费了 1 个月时间,收集了 7.5 G的数据,数据从智能机App 上获得并分析,用户网络的改善。用户在何处、何时、几次接入网络、连上了没有……我们进行了种种分析,也分析了竞争对手的用户的连接状态。这是世界首次,人们在哪个店里会进行怎样的行动、周五的 18 点到周日的 10 点都干了什么……一切都用数据进行分析。

我认为这样才能进行真正的改善,才能分析哪里有问题,障碍在哪里。举个例子,我们常在 IT 杂志上看到“调查了 200 个地方”“问了 1000 个人”,然后进行分析,但从没看过分析 7.5 亿人的杂志,因为这样很花钱,也没有相应的技术。

移动设备的流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软银在工作方式上也配合云技术,率先进行了改变。iPhone 推出至今已有4、5 年了,我们给全部公司员工都配了一台,iPad 出来的时候也给所有人配了,全员可以随身携带、连接云端,利益增长并不是偶然的事,对于未来的云,不活用 iPhone 是不行的,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邮件也通过 Gmail Cloud 化了,各种各样的报告也 Cloud 化了。

不仅仅是我们,和我们合作的企业也在活用这些。JR 上配了 7000 台 iPad mini,无论何时何地都能阅读喜爱的内容,医药公司利用视频提供医生的情报、misawa home(房地产公司)利用 iPad 进行工程管理、三和 shutter 也在工作中引入了 1400 台 iPad,利用视频等手段,让人们能实际体验闸门开关的速度。

软银公司内已经实行无纸化,也不用打印机,除了契约性文件和向政府提供的文件,已经全面无纸化了,开会也是用视频介绍,公司内有专门制作视频的团队,presentation 的方式也改变了。利用 Google Apps 在世界各处商谈……

向世界挑战,我们看见了新的风景,是不挑战则见不到的风景。今后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征程,正在积极进行数码化的企业,让我们继续挑战信息的革命,世界的工作方式也会发生大的变革。
为什么要行动呢?只因这是为人们提供幸福而不得不进行的事。
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

(文章转自“王育琨频道”,略有调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孙正义其人1957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知名投资人。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1981年创建的软银集团,短短33年成了一个信息技术帝国。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把孙正义称为电子时代大帝(Cyber Mogul)。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Index),2014年9月16日,随着阿里巴巴登陆美股市场,57岁孙正义的财富净值达166亿美元,跻身日本首富。
十四年前,孙正义的软银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阿里巴巴身上投下了2000万美元的赌注。如今,软银所持的阿里巴巴约34.4%股份据估算也因此暴涨到了大约580亿美元。(折合3000多亿人民币)

他身高只有1米5。最近几年的日本富豪榜,他不在首位,就名列第二。他是马云的贵人,被称为“互联网大帝”。他还创造了3周完成高中教育、不到两年念完圣名学院课程的记录。但同时,他作为伯克利的毕业生毕业多年并没有毕业证,原因是他为了回日本等不到毕业典礼的举行。

他是韩裔日本人。他叫孙正义。

韩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新京报》旗下的“政事儿”1月12日报道,在11日参加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一次活动时,韩俊表示:中国并没有为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人民币汇率,人民币目前面临贬值压力,但这是暂时的,从更长期来看,随着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人民币可以升值也可以贬值;同时,中国没有追求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希望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反对货币战争。有关人民币会像脱缰野马的看法纯粹是臆想,做空人民币不会成功。

  官方履历显示,韩俊,1963年12月生,山东省高青县人,长期浸润“三农”领域。韩俊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1979年9月考取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后开始进行农业经济研究。1989年5月,韩俊在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取硕士博士学位后,入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年12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2001年3月,韩俊回到国研中心,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010年,韩俊升任国研中心副主任。

  韩俊是最早关注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的学者之一,其所涉研究领域颇多,几乎涵盖了“三农”的主要议题,在粮食问题、土地问题、集体产权问题、城镇化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作为国家智囊机构主要成员,韩俊也参与了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许多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的起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

  习近平论文曾引用韩俊文章

  习近平曾于1998年至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获法学博士学位。

  据称,习近平在读博期间曾多次发表论文,其中多数涉及农村问题,如《论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市场化建设》、《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等。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为《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文中论述了当时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及解决方式。论文第六章为“加入WTO与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其中引用了韩俊《“入世”呼唤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一文中的相关数据。

  韩俊这篇文章刊登在2000年第1期《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上。当时正值中国“入世”倒计时阶段,中国农业如何适应对外开放是农业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农村工作通讯》特别约请韩俊撰写了这篇文章。彼时,韩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问题专家。

  杜润生“弟子”之一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连续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和完善被视为改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光环”是发现、培养了大量人才,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曾是杜润生的“弟子”,而韩俊也是其中之一。

  “非常重要的刘鹤”的副手

  2014年10月,韩俊再次转型,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刘鹤的副手之一。刘鹤现任中财办主任、排名第一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2013年5月,习近平曾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的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韩俊的这次职务调整,受到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层一般由二至三人组成。韩俊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月之后,舒国增也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转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财办由此形成“一正五副”结构,刘鹤任主任,副主任五人:陈锡文、杨伟民、易纲、韩俊、舒国增。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财办不断“扩军”,体现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索罗斯预言新兴市场会有危机

索罗斯在我心目中最伟大之处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对英镑的痛击并迫使英国退出欧 洲汇率体系,而是他的哲学思维让他在人类每次重大经济危机要发生的时候,他都能用警犬般的嗅觉捕捉到信号并向傲慢的人类发出预警。索罗斯上一次发出危机的 预警是2007年,即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据我所知,索罗斯是真正的少有的对危机的爆发有预见性的金融先知。在危机爆发之后,当英国女王质问:为什 么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危机的时候,索罗斯也许又在讥笑。

根据畅销书《巨富》的作者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描述:2007年8月,在 欧洲的一些央行避免一些基金产品的崩盘,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时候,索罗斯邀请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20名投资家举行了一次午餐会。这次午餐会讨论的主题只有 一个:“全球经济是否即将经历一场衰退?”参加午餐会的21个顶级投资家中,只有两个认为经济将经历衰退,其中一位就是索罗斯,其他的19位投资家对经济 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们的乐观,索罗斯更加确定自己长期以来预见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而且,为了避免自己的基金在这次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他选择在 午餐会后的当天重出江湖,重新执掌自己的基金。随后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2008年9月16日,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年,全球三分之二 的基金遭遇灾难性的亏损,但索罗斯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操作,从而使得自己的基金不仅避免了资产的大幅缩水,而且获得了高达10%的回报,可谓奇迹。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08年1月份,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全球将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篇文章事实上并 没有太多人当回事。这恰好符合索罗斯的观点,“人类太傲慢和无知”。就在2008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美国42位顶级的经济学家对该年经济走势的判 断,41位顶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未来表示乐观,对即将爆发的金融风暴浑然无知,只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将下滑。索罗斯在他的文章中直言不讳的指出:即将 爆发的危机“将超过二战以来所有的危机”。因为我是索罗斯的铁杆粉丝,在看了他的文章之后,在给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将索罗斯的这个预言称之为“索罗斯 魔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魔咒不仅如期爆发,而且至今仍然深陷其中,可以说是1929年大崩溃以来人类历史上真正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索罗斯像一个导演一样在当年他的文章中精准描述了危机爆发的路径:开始时,出现在次级抵押贷款上的问题,蔓延到了债务抵押债券,危及了市政及抵押担保保 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并可能危及规模数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投资银行对杠杆收购的参与成为了负债。市场中立的对冲基金后来不再中立,不得不结清头 寸。有资产担保的商业票据市场陷入停顿,各银行为将抵押贷款移至资产负债表外而建立的特殊投资工具,也不再能够获得外部融资。最后一击出现在作为金融体系 核心的银行间借贷中断之际,中断的原因是各家银行不得不保护自己的资源,不再信任对方。各国央行不得不注入数额空前巨大的资金,围绕前所未有的证券种类, 为数量空前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这使此次危机进一步加剧,超过了二战以来的所有危机。

事实上,尽管当时索罗斯已经非常睿智了,但经济世 界的走向仍然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索罗斯在那篇著名的《全球将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他曾经预测:“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多或少是在所难免 的,但中国、印度和一些产油国仍在强劲增长。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衰退,而是一次对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 国将相对衰落,而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将崛起。”然而,事实是,美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最早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反而是索罗斯看好“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都 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因此,这一次,索罗斯很显然在修正08年时他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看法。我们看到,在发达经济体复苏的同时, 新兴市场由于在本轮危机开始到现在并没有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历经七年的时间后,产能过剩,债务杠杆攀升,经济结构更加扭曲,从而陷入金融危机以来最为 困难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在2016年面临包括去杠杆在内的一系列风险的考验,新兴市场在2015年的经济表现滑落至自2008-09年危机以来最差,全 球很有可能陷入“新兴市场引发的衰退”。索罗斯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出预警,绝不可轻视。比较,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目前的基本面看,应对不当,很有可能 陷入二次危机。

当然,我希望索罗斯的预言是错误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都会更好过一点,但问题是,种种的迹象表明,他像一只乌鸦一样总是能准确的预测灾难。如果人类真的再爆发一次危机的话,即使索罗斯去世,我相信他也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向人类发出警示。

马光远博客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兼任外管局局长

财新-昨日有关组织部门已任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兼任外管局局长,原外管局局长易纲不再担任此职,央行内部已宣布。目前易纲仍为央行副行长兼中财办副主任。

此前潘功胜分管央行研究局、办公厅、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司、调统司,原外管局局长易纲还分管国际司、货政一司、二司等。

潘功胜,1963年生,现年52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供职于工行、农行,并主导了工行和农行的股改 上市,对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并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潘功胜简历

1983年,毕业于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嘉兴学院前身)财务会计专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被留校担任经济系教师;

1987.09–1990.06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经济学硕士

1990.09–1993.0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博士

1997.10–1998.09 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博士后访问学者

1993.09–1999.09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住房信贷部副处长

1997年,作为重点培养的中层干部,潘功胜以博士后研究人员身份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学习,并在渣打银行总部工作了1年。

1999.09–2000.03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处长

2000.03–2003.04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组织部副部长

2003.06–2004.05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

2004.06–2005.10 中国工商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2005.10–2007.01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07.01–2008.04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兼战略管理与投资关系部总经理

2008.04–2009.01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0年4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

2012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金融青联常委,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