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右派李慎之放在今天,能被习近平所容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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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与王飞(右)2001年在春节期间会面。 

李慎之,资深新闻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他以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论出名。最出名的是他的言论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 具体过程是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得到的有关消息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时任新华社国际 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看法。因为他们负责编写“参考资料”,两人大谈苏东问题,李慎之更进一步提出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 民主的制度,联系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 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共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

他的这番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满为国为民担忧的肺腑之言,后果是什么?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323页),其中有这么一段:“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这里讲的就是李慎之,接着,他就被打成极右分子, 开除党籍,劳改教养。

李慎之的这些主张,放在今天,能被习近平所接受容纳吗?

李慎之1923年生在江苏无锡,2003年在北京逝世,他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为了反专 制,要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参加了当时为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由和民主是他一生所追逐的目标,共产党掌权后,他没有变,仍然追逐这个目 标,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参加的这个党变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产党的目标,而是打压的目标,再也不能容忍他的为自由和民主所发表的言论。反党反人 民的右派帽子扣在他头上,折磨了他的一生。他被迫写的检讨书、认罪书,在他逝世后被他的儿子李三达编辑成了一本书,分上下两册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检 讨书,1957-1999,向党向人民请罪》。这本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压情況下,不得不违心的洗脑文化的结晶。

我这里摘用一段李慎之1965年11月12日在“关于服罪问题的检讨”一文。他所担忧的事情,他的远见卓识,是 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根据,不幸的是,他当时所担忧的事情,现在件件都变成了现实。“我污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 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社会会退化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 有’,希望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他的这 套所谓的右派言论,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况对比,能被习近平所容忍吗?

李慎之1973年从劳改场所调回北京,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 复党籍。1980年调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任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0年又因本性难移,在“六四”问题上发表了支持学生的发 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在郁闷中度过残年。

我和李慎之认识是在1980年,是他被恢复党籍、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第二年。当时他在筹组美国所的人员班 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驻苏联临时代办的戈宝权是社科院苏东所的研究员,也是我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当时简称“和大”)共同接待外宾时认识的老 朋友,向他推荐了我。

我原来1948年从北京美国学校毕业。1952年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同年北京召开保卫世界 和平大会,我被调到“和大”,接着,经过一段抗美援朝的生死考验后,复员专业又回到“和大”,是资中筠的同事,文革时我在和大被关、被斗、被打。耳鼓被打 穿,顺着耳朵流血。文革后虽然平反,恢复工作,但似乎仍然有什么事未了,我要求调工作,(当时和大已改名“对外友协”)人事部门总是对我说,外友协需要你 带一带欣翻译,而不愿放任。我心情不舒畅,忧郁得了膀胱癌,手术后在家疗养。这时戈宝权通知我,他已向李慎之推荐了我,他那里希望我去。这是1980年的 事。

我听后,非常高兴,心里有了底气,赶紧找到人事部门,提出:我现在虽然心情平静,没有什么,但是文革中打我的人 还在我们单位,说不定哪一天我看见他,越看越有气,勾起他打我时的情景——文革时我是阶下囚,双手被拉在后面,“坐飞机”不能还手,现在我是革命群众,看 见他,气打不从一处来,怒火上来,也许会冲上前去打他一顿。人事部门赶紧说,别,别,你千万不能动手,你调工作好商量。这时恰好社科院美国所来要人,我就 这样顺利地调到了美国所。

李慎之是所长,我和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非常投机。由于我一直是做英文口语翻译工作的,所以到美国所来访的美 国客人,一般都是我接待,这样,美国的和我们美国所相类似的智库单位的访客,一般都和我打过交道,譬如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等,还有许多美国的著名学者,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们了解到,虽然我一直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这些单位和人士,不断来信邀请我访美。我把邀请函交给李慎之,但李慎 之一直没有动静,我去问,他总是说,美国所需要你,不能走。我心里很清楚他为什么不放我走,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从小读的外国学校(法国、英国、 美国学校都读过),有国外社会关系(姐夫是台湾孙立人的机要秘书,姐姐在美国大金融机构高盛集团任职),还有天主教的宗教背景。我曾经傻傻地,早在抗美援 朝当兵的时候,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不批准,对我不放心,还在我的档案里写了一条,“只准国内使用,不准出国”。这些我都清楚,共产党只是要我做驯服的工 具,而且是要在控制下使用,李慎之要批准我出国是要担风险的。

有一次,1983年,我又收到邀请信,我把信交给他时对他说,“这个地球上没有了谁,地球也照样转,我知道我档 案里的那句话,‘只准国内使用,不准出国’,你如果批准我出国,万一我不回来了,你一定受牵连,但是我是讲哥们儿义气的,你如放我走,我冲着你,我绝对不 会不回来,不能害你为我吃掛落。”我说完这段话后,他沉默了下来,半天后抬起头来说:“我非常欣赏你的坦率,我就是怕你不回来,因为我知道你档案里的这句 话,我要是批准你出国,我是会受牵累的,但是我知道你在国外有亲属,你为什么不办探视手续出国呢?现在探亲出国的很多,你探亲出去,将来不回来,与我无 关。”我对他说,“我不是不考虑办探亲手续,我考虑过探亲,但是探亲是要自费的,我没有经费。美国的邀请,是美国出资的。他接着就建议说,“你可以办探亲 手续出国,但你还是可以接受他们的邀请,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我大喜过望感谢他的指点,在他的这番启发下,我接受了美国鲁斯基金会提供的机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办的基金会),1983年底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去后,留了下来,任经济学教授, 讲授我写的一本书,“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策略”。

自从我留在美国后,一直没有和李慎之联系,因为到底是他的帮助,我才能出国的,我不回去了,总是觉得会对他有所 不利,共产党很善于抓小辫子,我不愿给他添麻烦。但我一直很关心他的现状。他也很关心我。我的美国所同事、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来美国访问,李慎之还专门嘱咐 他来我家看我。我离开美国所之后,李慎之又从对外友协挖去了我“和大”的老同事资中筠,把她调去任美国所的所长。

我在美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变,李慎之使这个转变成为可能。他是我的贵人,我怀着感恩的心情追悼他。

(作者姚琮(George Zong Yao)是一名退休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现居纽约。)

在纽约画毛,克服文革障碍

说起旅居纽约的中国艺术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批至今都最广为人知:陈逸飞、陈凯歌、谭盾、艾未未,正在纽约皇后区美术馆举行个人回顾展的艺术家张宏图也是那段时期最早抵达纽约的艺术家之一。

九十年代初,继安迪·沃霍尔创造的关注后,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毛泽东的形象又开始广泛出现于艺术家的创作中,张宏 图差不多在那时(1989年)开始了自己“毛系列”的创作:毛泽东的头像被他从画板上挖空、给添上好笑的小辫子、脸上画满“老虎纹”,张宏图想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自己对毛以及他对中国政治长远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不过年轻时的张宏图并不是这样的。1943年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省平凉市的一个回族家庭,南北辗转后1950年跟 随父母定居北京。因为父亲是中国最早一批阿拉伯语学者,家庭主妇母亲则来自商人家庭,在新中国首都北京极端的政治压力下,青少年时期张宏图在1960年至 1964年在中央美院附中就读时,就感到自己与周围红二代同学显得格格不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抱着一种对于自己“右派”家庭背景的反弹,刚好二十出头的他成了毛泽东的狂热追随 者。批评老师校长,去抄写胡同对联作为大字报素材,甚至和学生一起闯进当时的英国代办处游行示威——直到有天他在路上看到一群初中生拖着一个刚被打死的 人,那一刻他有了怀疑。

1982年通过在美亲戚的帮助,张宏图以留学生身份来到了纽约寻求艺术创作的空间,两年后他夫人和儿子赴美,至 今一家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多年,并已加入美国籍。现在说起张宏图的艺术创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虽然他早在 1995年就决定不再创作“毛系列”,说不愿意自己被当做“又是一个画毛的”,但是后面的作品《郭熙-梵高》、《可口可乐》和《再制马远水图》都是在探讨 东西方的艺术历史,他自己还是清楚感到长久以来政治传媒远比艺术世界对他感兴趣。

今年1月,借皇后区美术馆个展之际,张宏图在纽约皇后区的画室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这正恰逢文化大革 命50周年。他小小的个子、满头的白发、走路总带着蹦蹦跳跳的节奏,待人亲切而愉悦,加上如今美满的家庭生活,怎么都不能把他和愤怒批判联系起来——直到 关于中国的对话开始。艺术之外,张宏图谈了很多自己在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看法的思想转变,1989天安门事件对他作品的影响,以及习近平时代与毛时代的共同 点。以下对话经过删减和编辑。

张宏图在纽约工作室。

张宏图在纽约工作室。

问:从安迪·沃霍尔开始到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家,不少人都将毛泽东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对你来讲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形象?

答:我做毛和其他艺术家都没有关系。1982年我刚从中国来美国时,对波普艺术和政治议题并没兴 趣,而更喜欢表现主义,Anselm Kiefer那时影响力非常大。我开始真正对毛感兴趣是1989年的“六四”之后。那之前我认为我到美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所以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我 自己的家庭背景、我爸爸是右派分子带给我的各种麻烦,我觉得都过去了。但“六四”后,我觉得不可能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刀两断。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到 我出来前,我的20多、30多岁的黄金年代几乎全部被浪费掉了。之前我们受的教育,自懂事开始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我的看法从曾经一个相信毛,到怀疑 他,到批判他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对个人崇拜和人们怎么认识自己的思考。中国的个人崇拜可能是政治领袖,美国可能是宗教领袖、大众文化和明星。

当我第一次把毛剪开时,我有种罪恶感、想自己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当年的政治偶像,就像对耶稣基督动刀子,需要克 服一个心理障碍——这是一种恐惧感,是共产党统治的主要手段,使得你无论做事说话都要想会不会有危险。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而是我们一代人的心理障碍。我解 决这种心理障碍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做,直到1995年我在布朗克斯美术馆(Bronx Museum)的个展“Material Mao”。那时我发现自己已没了心理障碍,就决定停止了。所以整个过程对我来讲是种心理治疗。我并没有救世主的态度,虽然我知道这些作品继续展览下去会有 这种能力。而且那时,所有做毛的人都突然卖得特别好,还有画廊跟我说:“你把毛做得像真人那么大,我来卖。”就视觉上有震撼力,但我认为完成就完成了。但 我承认后面我又做了两件毛(笑)。

问:你们家从建国到文革时期的经历如何?

答:1943年,我出生时还没有新中国,跟着父母从北到南转了一大圈,1950年落脚在北京。那 时有了新中国,我也正好开始读书。刚开始读书时,我学的还是认字“人手口刀牛”,但一两年后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爸爸会阿拉伯语, “反右”运动前在《中国穆斯林》杂志做编辑和翻译。“反右”刚开始时,报纸上发表过几个“大右派”的文章,比如储安平,其中一个观点是反对清一色,说中国 领导不应只是共产党,他就在家里喊:“赞成!”这是他跟右派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再加上他爸爸是资本家,我妈妈的爸爸是开点心铺的,都不是工人、贫下中农或 革干子弟,出身不好。我爸爸工作很认真,结果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努力?是不是要夺共产党的权?”你如果去问那些右派家属,每人都会给你一个这样的 滑稽答案。那说到我就更先天不足,我读书的美院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邓小平的女儿、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都是我同班同学,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我就感到自己永 远在外面。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学者,父亲十几岁就有将古兰经翻译成中文的梦想,并已翻译数卷,开始实现自己对 于信仰的承诺,1949年后,梦想彻底破灭(直至退休之后,年近七十才重新回到这个梦想。这是他大半生苦闷的根源)。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 (父亲)在政治上作为“人民的敌人”生活在人民的共和国二十余年。文革期间再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在他的工作单位中央广播事业局被批斗,被羞辱,被 关“牛棚”,被抄家。

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之后,母亲作为右派家属不准许继续在原单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后来到街道缝纫厂做衣服直到退休。文革时,所在单位做了一个“右派老婆”之类的牌子要挂在母亲的脖子上游街,母亲坚决不挂,算是躲过了一次羞辱。

文革开始不久,我的叔叔在新疆喀什被本单位的人以文革的名义打死,尸体被扔到河里。

问:从开始相信毛泽东到怀疑、批评他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答:都在“文革”期间。你小时因为被洗脑,相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相信毛主席是大救星给人 们生活带来幸福。“文革”一开始我很狂热的,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正因出身不好,我就更想积极表现。有段时间我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学校领导;“文革”期间发 生过一次很大的国际事件叫火烧英代办(1967年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编注),我还跟其他学生冲到英代办里,举手抗议、游行,表示 我们可以反击帝国主义,这是最疯狂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对当时二十多岁的我们来讲很浪漫和理想主义。就像毕加索也加入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当时在欧 洲是革命的形象,和所谓的“前卫艺术”是一致的。我小时候崇拜的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写大量革命诗歌歌颂列宁和新苏维埃政府,但后来三十几岁理想破灭、自杀。我们当时就有这种混合着反叛、荷尔蒙、渴望改革的心理状 态。

问:是怎么个转变呢?

答:1966年7、8、9三月是最疯狂的高潮。那时号召“破四旧”,我觉得胡同门上那些对联是旧 封建必须打破,就到街上去抄、写大字报批判。有次就看到一堆初中生用绳子拴着一个人的脖子,人已经死了,在地上拖,说他是个资本家。那震撼不是一个社会政 治观点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活活打死后,人们还在喊政治口号。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不重新思考。

再后来1966年秋天,当时毛泽东号召“大串联”,全国学生来北京学习红卫兵的革命经验,北京学生去外面散播革 命火种,结果就是全国学生不花钱坐火车。我当时对不花钱坐火车很有兴趣,所以和几个差不多出身的同学一路向西到乌鲁木齐,再坐汽车到乌苏,后来回到乌鲁木 齐;然后往南,一直到广州;之后大串联被下令停止后,我们就走路往北一直到了井冈山,还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我们虽是游山玩水的心态,但一路看到的是中国 的现实:真正农民的生活、武斗时小孩被打死在街上、尸体没人认领。这时我彻底转变了:我想自己这样热情地投入“文革”和崇拜一个人的结果是什么。当时强烈 地感到上当受骗,被自己相信的人欺骗的感觉很难受。回来后我就成了“逍遥派”,这是当时对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称谓。

问:后来怎么就有出国的念头?

答:我一直有点崇洋媚外吧,在当时这尤其是个负面的词。因为无论如何你会知道些外面的状况,所以 我就特别强烈地想知道国外的世界。文革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宽松。我当时在首饰出口公司上班,本来可能调到工艺美术学院当美术老师,但公司不肯放。 我没有别的理想,从幼儿园起就喜欢画画,但就这么一个梦想,都没办法实现,关键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环境根本不是我的环境,只要有机会我 就要出去,哪怕是去印度尼西亚我都拍拍屁股就走。不过我没有偷渡的野心和能耐是真的,1982年通过亲戚的帮助,我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纽约,那年我38岁。

问:当时刚来时生活如何?80年代来纽约有一大批中国艺术家。

答:要说物质条件,我可以举一百个例子满足大家对早期移民悲惨生活的想像。但其实我特别高兴,每 天都处于兴奋状态。当时的中国艺术家我是最早到的之一,再早的有陈逸飞,同年的有陈丹青、白敬周、袁运生,更年轻的是艾未未,那时都有往来。但能靠艺术谋 生的不多,基本上都打工,我主要是做房屋装修。

张宏图创作的《十二生肖唐三彩》(2002)。

张宏图创作的《十二生肖唐三彩》(2002)。

问:当时很多中国艺术家就上街画头像,你当时有参与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答:我从来没上街画过头像,我不愿再将艺术作为让别人高兴的手段。在街头画头像对我来讲本来是很 浪漫的。我第一次来纽约,在格林威治的街上看到很多美国艺术家坐那,喝着咖啡,聊着天,人走过,喜欢就问价格,然后坐下画。但中国艺术家出现后情况就变 了,常常是夫妻档,一人画另一人就追着路人屁股后,“画像,画像”语言特别简单,后来就再没人竞争得过中国艺术家。现在的42街那时还是红灯区,画家和妓 女都在一起。我当时的好朋友林琳,他有天给我打电话,我问他能不能过来帮我搬画室,他说行;后来我又想周末是画头像最好的时间,我就说你还是去画头像吧。 结果他去时最好那条街都被占了,就跑到45街附近一个旅馆门口。但他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交易的地盘,结果有个黑人来捣乱、把鸡骨头放他头上,这在黑人文化 里是种诅咒。后来林琳太太急了,几分钟之后,在街头画像的林琳惨死在这个街头流氓的枪下。

文革已经使我对这种看似浪漫实则虚幻东西产生反思和怀疑。年轻时人都有理想,等真正长大会发现,这个理想往往是 别人给你制造的一个幻觉,告诉你这样就光荣,是有意义的一生。但你后面可能会发现,这些理想像地平线上的光,都是虚幻的,你长大后的实际状况可能完全不一 样。2013年我在高雄美术馆个展“在路上”,我回顾我的一生,可以发现东西、享受,有各种困难都没关系,但我在路上走,而不是地平线上有个光,我走到就 高兴,达不到就很痛苦地一直奋斗。因为说到底很难说那个目标是不是在骗你的。

问:1989“六四”对你作品的影响很大,先不谈事件本身,因为你并不是亲身经历者。就从你身处纽约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反应?

答:这边有一个直接的消息来源是CNN。事情发生后我没有马上回去做之前的作品,就画了大的宣传 画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因为听说学生死了就总会有感触吧,尤其是中国政府又不允许大家去讨论或纪念。当时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Asian American Art Center)的馆长Robert Lee(伍振良)是个华裔,对学生很同情,就组织了一个展览,有两百多个艺术家都来参加了,包括Barbara Kruger,做作品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因为无论如何对待学生不能用武力,中国外交政策宣传永远是回避武力,所以武力镇压绝对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问:你们当时对学生的支持到底是什么?是对他们诉求的支持,还是对保护他们生命的支持,你们当时有想得特别清楚吗?

答:至少对我来讲就是情绪上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反弹,就是“怎么能这样呢”,并不是从理论方面那么冷静地思考。

问:你自己在文革时看到过学生被背后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推上舞台,尤其是自己也有被那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情怀驱动而狂热的时候,所以除了情绪上的反应,你是不是也想过1989年那次运动的学生背后也可能有多种因素?

在艺术家张宏图的工作室里,诞生了大量嘲讽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取代了《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和门徒;变成麦片上的商标;还被做在了乒乓球桌上。

在艺术家张宏图的工作室里,诞生了大量嘲讽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取代了《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和门徒;变成麦片上的商标;还被做在了乒乓球桌上。

张宏图创作的《桂格麦片桶上的毛泽东》(1987)。

张宏图创作的《桂格麦片桶上的毛泽东》(1987)。

答:当然有,毫 无疑问。我当时1989年8月份做了一件作品,就是把毛泽东挖空,里面放了一个吾尔开希,他是学潮时最有名的学生领袖。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直接,就是我认 为这次学生运动其实并没有逃脱毛的做法和思路,还是在这个框架里。我并非说学生一切都正确,也并不是评判整个事件,我是说无论如何应该有另一个选项去解决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法国也发生过学潮,学生的这种理想主义和反叛几乎永远都有,简单地说,就是荷尔蒙到那个年龄就自然而然要做出点什么事情出 来。但是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政治体制会对同样的事情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问:作为艺术家在美国的现实处境来讲,是不是“毛”系列后,在美国的展览和关注就变多了?

答:对我个人来说,是的,“毛”系列后,在美国的展览和关注就变多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对 我的关注主要不是在美术界,而是在新闻界和政论杂志,像最早有《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90年10月)报道了《最后的晚宴》这幅画在华盛顿被禁展的事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2年12月刊)配合夏伟(Orville Schell) 的文章《Once Again, Long Live Chairman Mao》发表了三幅毛的作品;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也对我的东西有兴趣。1990年,我们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罗素园厅(Russell Senate Office Building rotunda)里做一个纪念“六四”事件一周年的展览,我的《最后的晚餐》被禁止参展,说是这件作品会冒犯宗教界人士,这在当时掀起了个小波浪。那时候 审查管制在美国是个很大的话题,它不只是针对政治,而是在对于像同性恋、女性、少数民族的话题也有审查。但和中国相比,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媒体就开始发表大量讨论。并且媒体没有一个敢支持政府,不然肯定会被口水淹没。但这对我是个好事,因为媒体都来采访我。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跟人民作对 的,政客都要说谎话。但相对来讲,如果是透明的、做的好事比较多、它的选举过程有人民的参与,就和一个完全不透明的独裁政府不一样。

问:你说到很多自己受到的关注更多来自政治媒体,这样艺术家会不会有意无意充当了媒体的一个角色,被用来佐证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某种固定的看法?

答: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无奈。一开始时,如果媒体的分析和我本意不一样的话,我还会去找他;现在我觉得艺术家应该允许别人去批评、分析和误解。因为你也对其他人的作品也充满了误解和分析,你挪用别人的作品过程中,可能这个作者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无所谓。

问:不过,从1982年起你就离开中国了,作品议题停留在对六十年代毛和“文化大革命”上。历史有影响,当下中国的具体议题也有非常大的变化。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西方媒体通过你的视角传递给受众的信息,有某种停滞呢?

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中国的现状和毛的时代有共同之处。比如在中国,思想、哲学和美 学被压制得越来越厉害。整个社会没人关心你的精神生活。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就像很多大款赚到钱就开始信佛,我觉得很可笑的。有谁把进教堂当成和上帝 的心灵沟通?毛那时是政治偶像,当政治偶像也不被崇拜时,人们就是空虚状态。中国人现在精神绝对空虚,太关注做生意、挣钱,包括艺术家,像很多艺术家问 我:“你们不谈钱谈什么啊?”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加之长年没有生活在中国,这种对毛的广泛批评和怀疑,对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人,有什么建设性帮助呢?

答:第一,我觉得毛在中国的存在和对中国的影响,直到在今天依然是存在的。第二,这种个人崇拜对 于中国人的影响到现在没有结束。比如更多中国人希望中国有个好的领导,而不是一个好的体制。当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好的,因为政治都需要控制人,但是有的 政治体制更坏。在美国两党骂来骂去,但它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会变,这本身保证了人们的很多权利,而不是靠总统。在中国人们盼望着好的总统,最近习近平在反 腐,那么习近平之前和之后呢?

问:看得出你还是很关心中国的现状,那现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呢?又有什么看法?

答:我差不多一年回去一次,和老同学、家人见面;然后就是上网、看看报纸和其他。当然,我对中国 的了解赶不上你们,更赶不上在中国生活的那些人,但我觉得我的思考可能比他们多一点。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最悲惨的不是经济,像把动物养肥很容易,但养得很 有力量其实很难。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全球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个受尊重的国家。你看中国的发明创造,我们现在用的东西,电脑、飞机、网络哪些是中国创 造的?

张宏图创作的水彩画《仙人掌静物写生》(1972)。

张宏图创作的水彩画《仙人掌静物写生》(1972)。

我不是一个政客,不过我认为首 先你要给人们一个讲话的平台,现在像Facebook、Youtube、Gmail都禁止的话,就太虚弱了。第二,你如果能够让人们参与讨论,歌颂你是完 全可能的。但不管人们是歌颂,还是批评,都应该被允许存在。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慢慢来。就像现在说起中国的思想家,孔子、老子,都是在国家四分 五裂时产生的,所以让人们能够发表看法其实并不可怕。

问:最终回到艺术创作上来,你和中国的直接关系主要发生在1982年你来美国之前。那当你把这段历史作为自己后面的创作主题,会不会带来艺术创作的局限性呢?

答:会,当然会,因为我做毛系列就做不了别的。任何时候都是你进入一个环境,就会跟其他环境有一定距离。这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停止做毛了,我不愿意被这种局限性局限住了。

问: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纯艺术创造方面是否会有损失?

答:完全可能。可能的是什么?因为一旦中国可以允许老百姓随便议论毛了,重新认识毛了,批评和夸 奖都好,那我这些作品没用了、被人叫成垃圾,我不在乎。甚至大家觉得你不是一针见血,只是隔靴搔痒,这些都可以。但此时此刻,毛的肖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 着,毛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上陈列着,大家还排队等着去崇拜他,我认为它的现实意义还在。像你说的,这只是作品的政治意义。如果我是一个乐观派、对自己更 充满信心的话,过了两百年,人们已经忘了那些政治含义,只从艺术角度,说“还立得住”,那当然更好,我也希望这样。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瞄准海外留学生

北京——在中国学生的课程和教材中,对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式忠诚已经被作为一种基本价值来宣扬,而现在,从教育官员接到的一项新指示来看,中国学生必须被培养得更加忠党爱国,哪怕他们是在国外大学就读。

这项指示是由教育部党组发出的,它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个阶段和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融入到课本、学生评价、博物馆参观和互联网中。互联网是中国很多年轻人的主要信息来源。

文件中说,“把爱国主义精神有机融入到大中小学德育、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各学科课程”。该文件在今年1月下旬获得了批准,但直到上周二才由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

该文件要求高等院校更彻底地教导学生“永远跟党走”,“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

中国学校此前已经在教导学生,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进步力量,结束了丧权辱国的历史,让中国重新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尊重和权力。自从1989年学生领导了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之后,防止学生接受自由价值观已经被中共领导人视为当务之急。

但是这份新文件说明,习近平主席在传扬党的精神方面,甚至比前任们更进了一步,还超出了中国的国界。该指示称,在开展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教育时,必须把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一个重点。

“聚集广大海外留学人员爱国能量,”该文件说,“构建‘祖国-使领馆-留学团体-广大留学人员’的海内外立体联系网络,使广大留学人员充分感受祖国关爱、主动宣传祖国发展。”

该指示可能会引发批评者的担忧,他们此前就曾指责中国政府对留学生施加压力。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近170万中国学生在国外留学,其中很多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根据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估计,2014-2015学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突破了30万,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11%。

习近平强调要恢复对一些古代传统的尊重,这些传统反映了中共的威权主义价值观。教育部的指示还敦促教育者,要加强对经典和美德的学习。

“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腐败-中共军队与恐怖分子秘密武器交易

中共军队腐败由来已久,北京当局反腐打虎风暴正全面席卷军队。军队里不断传出军级以上“老虎”落马的消息,至今为止至少超过45名,其中包括中共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级别的“老虎”。

除此之外,中共军报也不断发出军队将领目前贪腐仍然十分严重的文章说,“如果有限的军费被一小撮人贪掉了、挥霍掉了,还拿什么搞部队建设?如果大家都想着跑官要官,哪有心思精力钻研训练打仗?”

军报甚至把军队里腐败和反腐败两股势力,形容成是一场生死较量。说中央反腐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不能退也退不起,不能输也输不起。

大陆武器出口大型公司原总工程师(属于中共体制内的)今日向希望之声记者透露了更多中共军方多年来如何向中东、索马里等地区的恐怖分子出售武器交易的详细过程,说这些巨额交易款项基本都装進了这些将领的私人腰包。

他说,中共军队有的时候对这些组织出口武器的目的不在牟利,而是要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搞乱西方自由社会。

中共官方机构参与武器交易

这 位总工程师以索马里为例,回忆起自己在曾亲历的武器交易过程。首先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公司如何获知对方需求:“比如说索马里,中共有驻那里的大使馆,他们知 道谁是政府军,谁是叛军,他们也和那些头头吃饭往来。当那些头头有需要的时候,大使馆就知道了,就报到外交部,外交部告诉国防部,国防部就通知这些出口公 司了。”

出口公司一般都有多国翻译,可以和对方直接沟通。如果恰巧没有,就会出动国安部:“国安部马上调卷看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 院什么的,哪些人懂索马里语言,指定那些翻译和出口公司老总联系。这些翻译都是所谓’政治上可靠’的,不会和任何人讲。比如他是个男的,都不可以和老婆讲 的。”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中共武器出口的对象相当广泛,不仅限于几个地区。

在建立联系之后,就要面对面谈判了。大部分情况下,交易双方会选择第三国。中共使领馆就会提供帮助:“大使馆会指定某某酒店某某房间。出口公司专家去到那里。索马里的暴乱分子化装成商人住到那个酒店,再到房间坐下来开始谈。”

一切交易细节敲定之后,这些出口公司就要到军区去提货,过程非常简单,不用任何手续。军区司令员打个电话给军火库的主任,一般都是大校级别的:咱们南方公司卖一批军火,他们有单子,由xxx到你们库里去提,一共20辆车,明天早上到,你们给装上。一个电话就给了。”

交货的方式则要看买方是谁。如果是索马里的叛军、海盗,中方会选择海上交易,找到南海舰队,出动军舰运货:“因为南海舰队一来可以控制南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二来他们用军舰方便在海上交易,在公海买卖。”

索马里方面用来接货的有大型渔船,也有劫持来的大型货轮。

如 果买方是内陆国家,比如阿富汗的叛军,中共会要求对方到中国某国境线来提货:“比如20辆车,到距离中国边界哨卡约100米的地方。中方也有20辆装着军 火的车到哨卡,告诉守卡士兵,出去交货。我们有公安部、国安部的证明和中央军委要求哨卡放行的证明,哨兵没有权利检查中方车上装的什么货。”

巨额交易款项中饱私囊

这位知情人还透露,交易款项会被汇到该武器出口公司在香港某银行的美元帐户、港币帐户上:“这些钱不会進入军区的帐号,而由出口公司的老总存在比如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账户上,这笔钱只有几个将军知道该如何动用。“

“比如一个将军说了,’老张,你去美国玩儿去了,你不在美国买个房子吗?’”

“哦,那买一幢吧,给我儿子闺女住,那钱从哪儿拿啊?”

“从这个账户上汇。”

就这样用。这些军火是中国人民造的,但钱不归中国人用。”

他说,因为中国银行在很多国家、城市都有分支机构,这些交易过程相当顺畅,“中共的触角,不管是银行、广播、报纸,包括华商会啊,统筹会啊,都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上边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下边就全都办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的渗透,是全方位的渗透。不止卖军火一条龙,什么都是一条龙的。”

选择恐怖分子 只为易于控制

恐怖组织IS国近年活动猖獗。武器流向监督机构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去年根据战​​场遗留的子弹及武器残骸分析称,IS使用的武器部分产自中国。

除此之外,以色列媒体曾在2009年引述军方人士称,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发射的4枚火箭弹是中国(中共)制造的。西方媒体2014年拍到的照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在加沙城内参加阅兵式时展出了中国(中共)造107火箭炮。

这位知情人士说,中共能和这些组织达成交易,一来因为这些叛军和恐怖组织多数比较穷,愿意选择较便宜的中国产武器, “假如说,1000美金能买2把AK47,买法国的卡宾枪就要4000美金一把,那他当然要买便宜的。”

二 来,中共没有什么原则,只要对方能听话就行:“美国、法国的枪虽然贵,这些组织来买,还贵贱不卖给你。但中共不是,你要是没钱,只要答应按中国共产党的指 示去干一些坏事,还可以白送给你。世界哪个国家也不会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武器,哪怕过时了,也不会白送啊,但中共做的出来。”

他本人就曾有 这样的亲身经历:“他(买方)说:我们想要中国(中共军队)的武器,我们还没有钱。中方谈判人说,ok,我们可以白送给你,但是有两点:第一,武器给你 了,你一定要反抗你当地的政府,你们作为游击队必须得接受我们的指导,攻击你们政府的国会、议会,或者总统府什么的;第二,其他西方国家驻在你们索马里的 大使馆,你们要经常攻击它,让他们顾头不顾尾。”

“阿富汗、巴基斯坦、帕米尔那些蒙古游击队使用的枪都是中国的AK47,并且子弹无条件供应他们,要多少给多少!中国(中共)出口武器不计较钱多少,主要目的是输出所谓的’中共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把自由世界秩序搞乱就行。”

据他介绍,中共大张旗鼓出口军火集中在1983至1989年间。国内的大型军火出口公司有约14家,这些公司是厅局级,老总都是少将军衔。此后,中共军方明面上禁止军队经商。但据他了解,军火买卖仍在進行。

【希望之声】

微信段子-中美比忽悠

某村长潜逃美国没事干,就开了家私人诊所,放了块牌子在外面,写着“病治好,付$30?0;治不好,退$1000。”
有个美国医生看到牌子,心想这是个挣钱的好机会啊,于是决定去一趟村长的诊所。
美国人:我失去味觉了,吃饭嘴里没味。
村长:护士,把22号盒的药拿来给病人嘴里滴三滴。
美国人:靠,这是汽油!
村长:恭喜你,味觉恢复了,付$300吧。美国医生只好付了钱,很不爽地走了。
几天后又回到诊所,打算把损失的钱捞回来。
美国人:我失去了记忆,什么都记不住。
村长:护士,把22号盒的药拿来给病人嘴里滴三滴。美国人:靠,这不是上次治味觉的汽油吗!?
村长:恭喜你,记忆恢复了,请付$300吧。
美国人只好又付了钱,愤怒地离开了。
几天后又回到诊所。
美国人:我的视力很差。
村长:抱歉!我没有什么药治这个病,这是退你的$1000…
美国人:可这只是$500!村长:恭喜你,视力恢复了,请付给我$300……
美国人不甘心,过几月又去诊所,说耳朵听不见了。村长对护士嘀咕:这厮是想和咱们死磕到底,不如把22号药加些耗子药让他过去吧!美国人听后撒腿就跑。村人逮住他说:你的听力恢复了…没等村长说完,美国人扔下三百再不回来。
转年,那美国人又去诊所,心想这次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装疯卖傻。谁知,村长见状大喜,赶紧给那美国人的妻子打电话:亲爱的,你老公都这逼样了,咱俩还偷偷摸摸地干啥?美国人听后夺过电话质问妻子。谁知电话根本就没挂通。
美国人发觉上当,认栽付钱。
这件事让这个美国人心堵,他吸取了以往所有的教训,让人推着去诊所。并嘱咐无论村长耍什么花招,大家都别上当。
村长见到美国人,似乎绝望地好久不出声,然后,进屋拿出一把手枪。美国人心想:跟我来这套,你还敢打死我吗?谁知村长走到美国人的轮椅前,把手枪握在美国人的手里,枪口对着自己的胸口就开了一枪。枪响过后,村长倒在血泊中。警察赶到时,美国人立马从轮椅上跳了起来,扔下手枪 说:不是我干的,是他把手枪放在我手上的。
这时,村长从地上爬起,掏出衣服内的血包说:小样!还想算计我!没有这点“思路”在中国能当村长![呲牙][呲牙]

网络段子-考古新发现武松日记秦香莲反思

网络奇文,供批判参考——
这年头谈起潘金莲,大家觉得她不淫荡了。毕竟她还没堕落为“官尽可夫的女人”。

这年头论起西门大官人,也不觉得他无耻了。毕竟他玩弄的都是成年女性,还没有堕落成嫖宿幼女的公务员。

这年头谈起秦桧、和珅也不觉得太卑鄙了。因为他们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和现在的裸官相比太小儿科了!

这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这是个诸葛亮三顾茅庐见不到刘备的时代,这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这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时代,这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这是个喜儿赖着要嫁给黄世仁的时代 ,这是个女学生约校长开房的时代……

继曹操墓后,武松墓在山东又被发现,墓内《武松日记》经专家确认为珍贵文物,其中有两段已翻译成现代汉语:

一是《打虎悔恨录》:昨天确实喝高了,竟然连老虎也敢打,真是仗着年轻耍二球,以后喝酒再不能到树林里撒尿了。

二是《晚年反思篇》:现在看,当年拒绝嫂子有些草率,不仅害了哥哥,自己丢了差使、吃上官司,还被逼当了土匪,不值!当年倒不如半推半就应了嫂子,既快活了自己,也不至于白白地便宜了西门庆那孙子,更不至于送了哥哥性命。

继武松墓后,秦香莲日记也被发现,日记全面记录了陈世美考上大学后的成长史,当过秘书做过青年团、妇女等工作,还干过新闻发言人,后来在一个高档会所举行的小范围聚会上结识了从宫里溜出来的公主,然后就经常夜不归宿。起初说加班、后来说单位有应酬无法早回家。

秦香莲日记对当年状告陈世美追悔莫及,搞得自己被送精神病院,包拯也被举报此事处理错误、不讲政治规矩降为科级。虽然包公府反复申明,后经纪委复查澄清是实习衙役和临时工干的,但包大人要负主体责任哦。

秦香莲悔道:当年不如私下给世美说,让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加拿大,买房上学养老,找个商人用银票付款就可以了,他还当他的附马爷,孩子们也有个依靠,可现在落得无爹可拚了。

香莲悔道:只怪我当初太幼稚,眼里不能揉沙子,如果忍一忍让他做驸马爷,小三也是皇家女,我们也有个仗势,哎,说什么都晚了,但愿后人别像我这么傻逼。对不起世美和儿女,更对不起包黑子!

座谈会和论坛主持人最后总结时强调: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书籍简介]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冯克利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似乎热爱自由,
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帕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 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英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 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 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心理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 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曾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着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 趣的潜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①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有着一个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前提,即民主化使得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 权,已逐渐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扩大的主张所消解,由此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 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遗忘了的勒庞
然而,群众在 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 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伯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 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冲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庞在两个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
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鹤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②惜 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 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 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 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这些著作因为既不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又是一些过于严肃的话题,因此大多没有受到人们的重 视,惟独《乌合之众》一书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即使是在今天,我 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也仍可看到此书的多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 德(Ceomp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 鲁一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推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 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远远不及自己同胞中的大师 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某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 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
罗伯特·墨顿(Rwt Merton)在为此书的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奥尔波特(Goldn W.Allpo)给予勒庞的极高评价。这位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 众》莫属。”墨顿先生则认为,”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 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 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持论稳健 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 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 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只要读一下勒庞此书,人们想必也会很容易理解以上这些言论。的确,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群众运动以 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庞那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2.研究的两个起点
勒庞对” 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说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政治 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的深刻感受力。
首先,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 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 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他断定,未来的社会 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根又一根倾倒 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勒庞认为,”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 代。”在勒庞看来,这个”群体的时代”表现在观念变迁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广泛普及,它让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深感恐 惧,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勒庞讨论群体心理的另一个出发点,说起来也许为今人所不齿,却是激发他在这个主题上不断著书立说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且我们也不能轻言它已完全成为过去。他强调,遗传赋予每个种族(Rac一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勒 庞对这种”种族特性”的强调,在一百多年前不但是西欧精神生活中的流行语,而且波及许多处在现代化过程边缘的地区,这在鲁迅先生对”国民性”(这正与勒庞 喜欢用的”gedus of。e”一词含义相同)的反省,以及我们至今余韵犹存的”民族生存”意识中,都有很明确的反映。这种源自19世纪”科学人类学”大发展的种族主义,其最 极端的表现之一,当属勒庞的同胞戈宾诺(JosdeArthr de GObineau)所发展出来的”灵肉统一论”,它力求在人种的生理解剖学特征与其精神现象之间找到某些一致性,继而把它扩展到用来解释不同民族的文化艺 术和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勒庞身处当时的思想氛围,自然不会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从戈宾诺等人的这种种族人类学的思想中,接受了 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神秘主义种族概念,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因此一些学者据此 把他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看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平心而论,勒庞用来建立群体心理学理论的种族观念,却没有很多”科学人类学”中的生 物学色彩。他更多地把种族看作一个”历史的”和”文化的”概念。墨顿在给《乌合之众》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勒庞在历史科学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他的 一个幸运的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在实践中并没有否定史实的作用。但是读过勒庞的书后,我们也许会倾向于认为,更堪当此论的应是勒庞有着种族主义倾向的文化 立场,因为正是它有力地刺激了勒庞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1894年他出版第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严,便花费大量篇幅,探讨在不同种 族之间无法做到”观念移植不走样”的原因一譬如英法两个”种族”,因其”国民性”使然,对”民主”、”自由”之类的相同观念,便会有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解 释。正是因为对群体特征差异造成的民族命运——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有着一份强烈的关切,才促使他进而提出了自己带有”通论”性质的群 体心理学理论。
3.低劣的群体心态
每个种族虽然有相对于其他种族而言独特的天性,但是勒庞根据对若干重大历史事变(尤其是法 国大革命)和发生在他周围的一些事实的观察,又认为不管是什么种族,当其中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心理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起这个事 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也正是对这些不同之处所做的研究,构 成了勒庞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他的笔下,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其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得与他们一人独处时有明显的差别。 勒庞为证明这些差别所列举的证据,当然尚没有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但是正如后来在勒庞提供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弗洛伊德所言,勒庞过人的”问 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的确,凡是读过《乌合之众》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它虽然偏 见多多,却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对于群体行为中的那些同个人行为心理学十分不同的特点,勒庞以经常是十分夸张的口吻,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十分可 怕的景象。按他的评价,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 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当然尚不具备发展出”权威主义人格”之类见解的能力,但是他明确指出,群体 中个人的个性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 原始本能。个人因为参与到群体中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说大体如下。
首先,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 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tmity ofCrowds)”,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群体 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庞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 动力。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 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 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 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 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 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 狂暴地摧毁。”当然,从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立场上说,这种在群体中消失了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会变成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 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所谓”法不贪众”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 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 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勒庞这些思想所提出的最大挑战对象,便是18 世纪以后启蒙哲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在他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在同人类 的各种作为文明动力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这也是那些高深莫测 的哲学或科学观念在面对群体(不管其中的个人有多么高的智力水平)时,必须使它们低俗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勒庞
是可做乔治·奥威 尔的老师的,他不但知道在”政治和语言的堕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并不全是宣传者的过错,因为这些东西 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这些在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念,其威力只同它所唤醒的形象而不是它们的真实含义有关。只有这些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观念, 才能在群体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让群体”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 一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因此,那些详加分析便会歧义纷呈的观念——例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所以具有 神奇的威力,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好像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于此,我们也 许更容易理解像韦伯和罗素这些曾经有志于参政的大思想家为何失败了。在观念简单化效应的作用下,凡是抱着怀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极不易发现” 确定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的方式说明问题的人,在群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面对激奋的群情时,他尤其会生出苍白无力的感觉,因为他意 识到他要与之作对的,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还有”多数的力量”,还有贯彻这种行为时的偏执态度。我们更能理解,所谓专业精英,不管其智力多么高强,他 陈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对被空洞的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反而会感觉自己十分迂腐和无聊。更为可悲的是,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 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弗洛姆曾从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边缘化或受其排挤而导致的内心焦虑 出发,对这种放弃独立判断能力的过程做过分析,他所说的人们情愿”逃避自由”的原因,便包括着在这种内心焦虑的压力下,人们会情不自禁放弃个人立场的倾 向,因为正如勒庞的解释所表明的,怀疑造成的不明确性,不但不会让群众喜欢,而且有可能使他们生出足以致人死命的愤怒。
4.群体的”道德”
读勒庞的人或许最易于得出一个印象,即他过多地强调了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 罪恶”,它所导致的结果要比这复杂得多。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因此对于我们在群体中看到的情况,很难仅仅用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来定义,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
如勒庞一再所说,他所研究的并不是”群体 犯罪的心理学”,而是表现在所有类型群体中的心理学特征,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群体。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不但能够变得”偏执而野蛮”,而且 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种”理想”的鼓舞下,他并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非常 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却很可能与卑鄙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
当群体是受某种高远的理念的激励而行动时,它便会表现出极高的”道 德”。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道德呢?对此勒庞有个十分重要的区分,他说,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 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它当然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 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不错,作为”暴民”的群体,其残忍程度常令人瞠目结舌,以致不断地有人因此而感 叹人性之恶。而勒庞的分析则提醒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应是指群体中的人,而非孤立的个人。如果群体的行为动机也完全是出自支配着个人行为 的非法私利,那当然只能把它视为一种犯罪。这样的群体可以是黑社会或聚散无常的暴民团体,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要素。群体要想成为历史变迁 的主角,它必须多多少少”为信仰而战”,也就是说,它的形成必须是为了某些简单而明确的信仰。在人们对惟一神教已失去信仰的时代,最有可能对组成群体的个 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便是勒庞所说的”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它所能 达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这是一些与个人的日常利益完全没有关系的观念,只有它们能够让群体”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因此勒庞断言,凡是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类似于宗教运动。我们这个世纪的学者谈论甚多的意识形态之争,原本是勤庞早有深切感受的一个老话题了。他 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 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这种运动表面上看就像是一首奇怪的交响诗,它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 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净化”作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别人的死亡同样看得轻如鸿毛。当 然,这些受到崇高的宗教感情所激励的群众,”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因而在无辜者的鲜血中映出的,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人性的邪恶, 而是真诚而不屈的信念,是出自”群体灵魂运作”的产物。
如果我们站在康德传统的伦理哲学基础上加以分析,勒庞所说的群体的不宽容和狂热,显 然是同脱离了个人主义道德基础的”群体道德”有关的。从后来研究集体主义运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进~步的了解,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的 犯罪意识的混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勒庞称群体中的个人会失去责任意识,也许并不十分恰 当。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群体中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残暴行为不负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群体是个”无名氏”的作用外,很可能还因为他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 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他会不自觉地自我渺小化,把自己日常经营的目标与它对立起来,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的个人目 标同样也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从上述勒庞对道德所作的区分中,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在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上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无 私的奉献当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也很难指摘人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因此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这种 令人尴尬的结论。对于这一困境,后来的哈耶克曾以十分理解的态度做过说明,他指出:”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否认了大部 分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便认为他们缺少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情况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这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 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同建立在个人责任上的道德无法并存的,因此,在他看 来,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些更高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接题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 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5.英雄与群众
但是,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与弗洛伊德在倾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庞并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体行为上,”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动理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
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 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勒庞通过对”剧院观众”的情绪化表现的分析告诉我们,群体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现出 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这些品格作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见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大量提供,这当然会让他广受爱戴。于此我们不妨说,卡莱 尔断定群众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没有经济学上根据的。
刚才我说,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 为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勒庞的确没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但他却没着另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 统,为我们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里风格。他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 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这就是为 何”当波拿巴压制了~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 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 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 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 脑最偏狭的人。”这里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逻辑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也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而 这正是一些别有所图的个人或集团赢得群众信任一个的要件。他们也许只是些野动家,也许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鼓吹什么大概并不重要,关键是如果 政治中的人性真如勒庞描述的那样,则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的。用熊彼特的话说,”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 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政治过程时,虽然我们遇到的可能 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们往往并不如是想,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不是领袖及其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真正发自他们的内心。这个过程是现代宣传术进步的 一大成果,在此勒庞也应当享有一席之地。
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 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 旦旦”。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 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 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 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损约兴奋、他 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在弗洛姆例《自由的恐惧》一书中,我读到了希特勒的一段话,它对于了解有着心理弱点的群体和偏执的领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定是大有帮助的。希特勒 是否读过勒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之外,显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须进行动员的群众。他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 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 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 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这些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勒庞的话,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许会为自己犯下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错误而懊悔不已。但这也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同对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当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 权主义运动”时,她这里说的”群众”显然就是指希特勒的群众,当然也格勒庞描述的群众。自法国大革命以降,由领袖、意识形态和勒庞意义上的群体所组成的这 种新的三位一体,便取代了宗教与皇权,成为一切民主宪政架构之外政治合法性运动的要件,尤其在勒庞之后的一百年里,这种新的三位一体更是上演了一幕幕规模 宏大而惨烈的悲剧。
6.结语:群体的时代与民主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出,包括勒庞著作中那些没有多少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内, 他的惊人的预见力是我们难以否认的。20世纪是个群众参政意识普遍觉悟因而也是个民主口号盛行的世纪,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最血腥的世纪”。与此相比,勒 庞所援用的那些19世纪群众运动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民主观念的普及过程中,既包含着人类几千年来想要驯服强权的真 诚愿望,也隐含着为此而奋斗的人民落入强权圈套的巨大危险。托克维尔当年说,”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勒 庞对现代化过程中群众崛起的惊恐,其实是这种怀疑态度的继续。
就像当时包括尼采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勒庞对于世纪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着 一种绝望的末世心态。他似乎在群体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种历史轮回的征兆。按他的历史观,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种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 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只有在这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这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法则”。对于这些带有宿命论 色彩的言论,我们可以不屑一顾,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勒庞在潜意识里是想结束西方这种因权威危机而面对的混乱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是18 世纪的英国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对”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鲁一萨克逊人那种个人独立感情一再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这种缺少”种族品质”,他们在考虑自由问 题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这种群体意识 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法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法国,”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 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他能够在群众给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中,警觉地嗅出”大众民主”与”独裁主义”之间有着直通车关系 的危险,这种思想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庞思想的来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种族主义和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留恋外,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 洲愈演愈烈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使他转向浪漫主义,反而强化了他的传统主义立场。正如上交所说,他对人是 一理性动物这个启蒙哲学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后来的哈耶克几乎完全一样的语气,认为”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 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 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因为”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采用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 的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
所有这些,构成了勒庞对群众、领袖和观念的鼓噪以及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理 念持极端污蔑态度的基础。虽然从这种”群体时代”的现象中,他错误地得出了和施宾格勒一样的结论,以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没落的征兆,但是大概没有 人会否认,他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是超越了这一错误的。因此,假如我们只去批评他那种有点神秘主义的种族论倾向和经常是不合”学术规范”的臆断(这当然 必要),这无异于放弃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至少我们可以说,虽然本书中偏见很多,但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到的问题,不管在他之前 还是此后,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所难以回避的。群众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土多德就指出过它有着走向独裁的危险。此后的伯 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这方面的言论,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更应深思一下,自从古希腊之后,以民众直接参政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 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这一现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们只用一句”反动的黑暗时代”之类的话搪塞过去,未免显得幼稚可笑。勒庞生逢一个群 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勒庞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 的,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解释,在民主和独裁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何我们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儿,还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倾向的阿伦 特和弗洛姆那儿,都可以看到勒庞思想的影子。
政治言辞一贯冷峻的马克斯·韦伯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广为人知,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直接诉诸民 意的民主制”(plebisci一份呼democmp),关于这种类型他说,”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扭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 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着这种类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当韦伯说 这些话时,他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独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勒庞来得明白,在表 述同样的思想时,勒庞使用了几乎和韦伯一样的语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民主”毁灭个人自由的本质:”大众民主(Poplar democop)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不言 自明的是,这种不尊重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会使人们本来要用它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
在《社会心理学手册》这本权威著作中,美国的社会心理 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W.Allpo)大胆地断言,”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鸭合之优莫属。”此书是 否应当享有这么突出的地位,当然可以提出疑问,而且一直就存在着异议。不过有~点却是没有问题的,即它确实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 考发挥了巨大影响。此外,在”孤独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感受的恰当用语的时代,我们也无法怀疑此书的适时性。
勒庞这本小书持久的影响力,在我们看来有些令人费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时,也许可以说不过是一本赶时髦的书,但是,一种时髦若是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 久,想必它一定有些独到之处。我们如果再考虑它的性质,就会对其持续的影响力更加感到不解。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许没有一条不曾被人说过,而且比勒庞在此书 中的说明更令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现在他写此书之前,此后的论述更是不在话下。这本书在知识界却继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更让人费解的是,此书提出的一些观 点,如今已经被证明是有误导作用或错误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们这些群众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最后,书中还含有各种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 形态迥然不同的崇信意识形态的作家,却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也许,要想解开这团表面看来充满矛盾的乱麻,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鹤合之助所经历的一个事实,有助于消除这种困惑。受到勒庞的观点触动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盘接受它们的人,如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 家麦克道格尔,甚至包括一些反对它们的人,如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帕克。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 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乙,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
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 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 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迷 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谈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说,勒庞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 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 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奎x亏为中的作用,等等。简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我相信,正是这本小书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多样性,使 它有着持久的意义。
因此,《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只要看一下此书对弗洛伊德的意义便可认识到, 这两种知识功能虽然互有关连,还是有所区别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条主渠道,使勒庞的思想影响进入了当代人的头脑。当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群众 心理学”(这是他的”MassenpyChofogie”一词的习惯泽法),发表了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懈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时,他专辟一章讨论勒庞 这本书。他开篇便下了一个断语:”勒庞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体心理学》,该书法文原版的书名。——译注),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最后又以类似的判断做结:”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夹 在这两个判断之间的,是连篇累牍地引用《乌合之众》中的段落,数量之多,与弗洛伊德简短的评论加在一起,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
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弗洛伊德对勒庞这本书并非持明确的赞成态度。在下面一章,他一开口便收回了前面对勒庞思想的赞扬,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补充一句,其实作者的所言没有一点新东西。……此外,勒庞等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评估,绝不是无可争议的。”
这些否定性断语看上去有些失礼,与弗洛伊德几页纸之前的说法也不十分吻合。不过,这种双重否定也许是内心感受的真实流露,而非不礼貌的废话。夸张法历来 就是一种简单表明观点的技巧。因此,假如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判断中消除他表达这种判断所采用的夸张语气,只保留其实质,然后问~句:既然勒庞的话既无新意也 不正确,为何又对它如此重视呢?弗洛伊德为何像许多严肃的评论家一样,怀着从知识角度以明显的尊重来看待鹏合之助呢?他干嘛要把此书作为自己论述社会心理 学的起点?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态度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给自己重视勒庞的思想所做的简单解释,乍一看好像无可非议,然而并不全面。他解释了自己如何从勒庞的著作中找到了优点,却没有解释自己为何要贬 斥勒庞的思想既无新意也不正确。要想理解弗洛伊德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弗洛伊德对勒庞自相矛盾的态度是难以否认的。他在一页纸上否 定勒庞,又在下一页纸上反过来说,勒庞”对群体心态做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
在弗洛伊德论述勒庞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对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 ——而不是心理学——解释。在这里,他几乎是用一种猫捉耗子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为两个角色写出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归结起来说就是:勒庞只是问 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勒庞是否能够既当前者也当后者,并不是件十分确定的事情。对于前一种能力,勒庞值得赞赏,弗洛伊德也十 分大方。至于后一种能力,勒庞顶多只能说是毫无用处,甚至完全错误,而弗洛伊德则坚持认为,他既无用又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两种角色交替派给勒庞,于是他本 人也在这种矛盾态度的两极之间摇摆。最后,弗洛伊德为所有这些论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画面(虽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画面):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 培育其生长。
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指出了群体生活重要的方面,但并没有对它们做出解释。
勒庞讨论了”感情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因而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但是——弗洛伊德说——他并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
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勒庞也看到了群体和有组织的团体之间”感情传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是团体成员与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
勒庞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团体”,但是他却不理解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感情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是他没有看到群体的矛盾和理想化(这时受到过份爱戴的人物会变得不容批评)倾向的心理机制。
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缺乏感情约束以及它”没有中庸与三思而后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备任何理论,使自己可以看出这是退化到某个早期阶段的结果。(甚 至弗洛伊德这样的大人物有时也会走神。他说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观念,这当然不错。但是勒庞一再把群体所特有的冲动、”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 大感情”比做”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中的倾向”。因此他已预见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错误,当他写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蛮 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妇女显然被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
弗洛伊德错误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说,勒庞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 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够揭示领袖在集体行为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勒庞赋予了英雄神话以极大的重要性,这正像弗洛伊德在与奥托·兰克 讨论之后认为英雄神话是个人把自己从不断的集体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一样。
勒庞看到并强调了群体中的”扯平”趋势,它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 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据弗洛伊德的判断,他没有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的可见后果,在这~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爱戴而 互相认同”,所谓”目标”,是弗洛伊德的专业术语,在这里指领袖。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最后,弗洛伊德犯了个有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集体上,其实他是在无意中撞上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 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够最清楚地看到个人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自愿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这样来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 要读读下面的几页,就可明白这一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其中有所收获。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个聪明人的过失、因为不留神而产生真理的幸 运过失,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却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却使得弗洛伊德赞扬勒庞选取了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进行研 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彻底——虽然是暂时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这些话具体说明了 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因为很少有人认识到它。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搜寻”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即寻找这样一些课 题——这里的具体课题就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够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情,然 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的群体,但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根据他的用法,”群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 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例如组成议会、宗派和阶级的人。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更为持久的阶级的同时,更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 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实际上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在可视性极佳的时刻对它们进行研究。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把勒庞显然并不具备的方法论技 巧归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在这个具体研究中做了科学家都在从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们 能够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中得出的结论是: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 相当敏锐的把握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它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根据这种评价,勒庞像是一条专门寻找块菌的狗,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的某个位置上停留片刻,因 为它下面有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理论块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设计得与勒庞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能够透过表面看本质的人,他能够找出社会心理学的块 菌,把它们烹制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这两种形象对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公正。勒庞主要是个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 现者,而弗洛伊德在某个阶段是个很有想像力的问题发现者,有时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评价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够看到一 些可以被称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确而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和局限性。 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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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KTV到高贵下午茶,

从夜市到高级餐厅,

从Nike到LV,

从背包到名牌包包,

从电脑游戏机到名车名酒,

从满身大汗到全身古龙水,

从蚵仔煎到名贵生蚝,

从永不妥协到可以考虑,

从据理力争到一人少句,

从「一定不可能」到「没什麽事是不可能的」,

从对抗到认命,

从坚持到低头,

从发言到沉默,

从固执到圆滑,

从轰烈到平淡,

从梦想到折腰,

从热情到冷漠。

 

大国崛起理论之另类崛起-中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崛起了!

我从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了,事情一定不会按照你设想的轨迹发展。你想送花的时候,花多半送不出去。你觉得表白的时机到了,很可能以笑场收场。你想追这个妞,结果得到了那个妞。总之,你越想得到的东西,它总会跑出你预想的范围。

可能现在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想当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鼓捣了半天GDP、航母、亚投行之类的,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而且还未必是自己想要的。

前天晚上美股开盘就跌出shi来,其实美国根本没什么大事发生,据说是因为担心中国经济不行了,引发恐慌性抛盘。昨天下午中国这边收盘后,央行抛出降息降准,结果引发欧洲各国股市大涨。到了晚间,美股开盘也迫不及待地大涨(注,今天早晨美股尾盘大跌又把涨幅全吐出去了)。

看见吧,至少从把全世界带到沟里的能力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如果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已经获得了祸害全世界的能力。实话讲,跟其他能力相比,伤害能力才是实力和地位的最重要依据。我能让你幸福,你care吗?我打不死你也折腾死你,你怕不怕。前不久人民币贬值,居然美国政府带头表示理解,它要不是忌惮你怕你胡来,它吃饱了撑的替你背书。

我觉得以往关于大国崛起、霸主更替的研究全错了,错在不论预设战争还是和平,不论打服了还是说服了,总是需要当面锣对面鼓地face to face一下。然而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早在189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就全球第一了,欧洲没有交棒。它参加一次大战,战后它的总统跑到巴黎去苦口婆心宣讲天下大同的理想,人家欧洲根本不鸟他。直到1929年,美国股灾把全世界拖下水,十几年缓不过气来,这下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恐怕是真服了。为什么?我们光看到二战后英美和平交棒,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其实英国人心里早服了,所以二战中丘吉尔向美国求援完全没有心理障碍,已经想通了啊。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获得全球领导地位并不是二战,而是1929年。甚至不需要对原霸主做任何事情,只要自己倒霉而能把全世界拉下水,好多年大家一起水深火热,大家都从心里怕了你,遇事多少得让着你点,你几乎自然而然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虽然你自己心里可能也是百般难受千般不情愿。

甚至,未来的全球领导权可能都不是争来的,更不要幻想张灯结彩登上宝座,而是大家受不了你自己折腾自己顺带把大家都折腾一溜够,算了算了,还是咱哥俩商量着干吧。

天大地大钱最大,全世界那么多的钱,总不能让你折腾(zuo)的都没地方去吧。

前晚美股暴跌的时候就有人嚷嚷,1929年又快来了吧。虽然我是小白从不炒股,但是当时我在朋友圈说,淡定,美国又没出什么大事,恐慌应该很快过去。我这么讲,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拥有了相当的伤害能力,但毕竟相比1929年美国的身板还差得太远,能够猛烈地摇晃全世界几下,但是离把大家都晃趴下还差不小一段距离。同时中国毕竟也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影响力,昨天下午央行一双降,全世界股市应声而起,这在以前恐怕根本不可能的吧,而且除了美国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这件事验证的中国的当前国际地位,恐怕比任何阅兵都更真实可信。

我在前边讲了,用这种方式获得全球影响力和领导权,恐怕没有预期的快乐,小民百姓不快乐,政府不快乐,世界各国也不快乐,然而它就发生了。这世界上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你特别想得到的东西,说不定真的跟谈恋爱一样,它偏偏不按照你预想的轨道往前跑,但是你依然会结婚,尽管那个婚很大可能并不是你真正想结的,而你居然也就结了。

而我们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还在总结还在构想,是不是该送花了呀,下一阶段是不是该告白了呀,要是告白不成是不是可以壁咚一下。扯。历史是个小姑娘,未来是个大姑娘,不zuo你个七荤八素不是好姑娘。

也可能吧,由于我年轻时候长的又不帅又没钱,所以才总结出这么些歪理邪说。而现在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还挺帅的。

文章来源: http://chuansong.me/account/lifang19680320 李方-叔的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