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在中国一个真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

今日中国正在发生三个千年未有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都是革命性的。三个变化汇聚在同一个时代,既形成物理学上超稳定的三角结构,又彼此交融和碰撞,爆发出巨大的核聚变似的能量,共同托举着古老的中国,奔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三个千年未有的变化就是超级城市化,互联网化,金融化。彼此形成超稳定的三角结构,共同为中国的自由市场化、法治化奠基,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

首先是超级城市化。我多次强调城市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改变,将远远超过许多人寄情过深的政治民主化。这个超级城市化跟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城市有天壤之别。以往的城市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人类只有进入服务业社会以后,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社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佔GDP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而且还在不断加重。中国正迅速向这个阶段迈进。今天中国经济的阵痛正是因此而来!是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不适的阵痛。

而服务业发展的典型特徵,是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农业时代的田园牧歌和世外桃源、工业时代的工业造城被远远甩到身后!城市不断地收缩收缩再收缩,世界越来越高耸,而不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极端分散!

其次是互联网化。我把互联网称为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请参照笔者《人类史上第二次大革命真的开始了》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是金融化。金融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现代人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提前预支未来,提前安排自己的生活,获得超越于出生群落的更独立、更自由、更强大的个体生存空间,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每一个个体,前所未有地和「国家」、和银行、和政府命运紧密相联!反过来说,国家和政府的运行,更依赖于个体的发展了!它会发生什麽样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化学和物理反应,大家自行脑补,我猜不透,因为想像空间太大。

正是在超级城市化、互联网、金融化三位一体、三足鼎立的共同拱卫下,传统的、物化的、可以随时控制甚至垄断的工业和农业佔财富比重越来越低,软性的、不可控制的智慧佔财富比重越来越高,人和人的智慧第一次成为主角,站在中国舞台的中央!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成为确保人的能量发挥、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和诉求。

在这样一个真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当下中国,有4种头脑跟不上时代的人,将迅速被淘汰,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市场机会公平的前提下,自由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一种人,是高度迷信权力万能的人。他们从过去的依傍权力中起家发迹,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权力让权释放,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如今人到中老年,业已形成路径依赖,只有其中极少数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及时转变自己。他们再不改变,对世界的影响就将归零,世界将与他们无关,他们的既有财富也将以种种方式迅速缩水。

第二种人,其实是第一种人的变种,是第一种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看到传统经济没落,同时权力扑朔迷离,甚至时不时有左倾倾向,因此慌不择路,拿出全部身家举家移民海外。对这些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大变革将与他们无关。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其实,钱多了拿出几百万上千万办个绿卡是可以的,找个心理安慰。但如果把生意和所有资产都移民,那是多半要后悔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一定会超出许多人的想像。

人类有个普遍的心理,就是没有得到过的东西都想像得特别美好。中国的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有对政治寄情过深的倾向,把什麽问题都归结于政治,本来政治只有10%的「功劳」和能力的,被想像和夸大成了100%。于是把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政治化,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製造了更多的问题。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和吴思老师【《炎黄春秋》前总编,《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是威权之下有无可能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威权之下有无可能实现法治——可能!我们看社会进步与否,要看到社会的各种变量,而不仅仅是一个变量。所有的变量互相作用,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他说中国目前处于半极权半威权的资本-官家主义(资本渐强,官家渐弱)时代(市场化程度52分——满分100,法治化程度6到7分之间,最高水平是1分,最低水平是7分)

第三种人是谁?是头脑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田园牧歌上的人。他们的资产配置,还在山水之间,在世外桃源。那麽注定,他们将在「世外」与世隔绝。

第四种人,是观念上和现代金融制度绝缘的人。他们认为向银行借钱是卡奴、房奴,他们认为就一套房子自住,涨跌又有什麽意义!对这类观念屌丝,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现代社会,房地产就是金融!此处不解释。(童大焕 独立学者)

批判任志强千龙网领跑干脆来横的

编者按:不得不把搜狐早晚报登的千龙网的这篇批评任志强的文章贴出来,诚然党的媒体替党说话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人民拉进来么?你替党说话可以,而且历史证明多数是不替人民说话的呀,那任志强替资本说话有有何过呢?莫非进了黑社会?一定要替老大说话才行?下为此文,借此留念。

千龙网: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
一句“党媒姓党”能让“优秀党员”任志强跳得这么高,不惜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分割,不惜充当某些势力的急先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党性沦丧的个体,以及这个个体所代表的群体的冰山一角。党媒为党服务,党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是党性与宣传的结合,是对媒体的鞭策与认知厘清。媒体最终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可是这么些年,我们所经历的媒体乱象,正是党媒失去党性原则的外在表现。
中国媒体要讲党性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媒提出的一贯要求,党作为领导中国发展的核心,媒体服务于党也就是服务于中国发展。此次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媒姓党,不过是针对近年来的媒体乱象,再一次强调党媒要讲党性原则,不要忘记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而不要一味地为人民币服务。
媒体市场化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问题,市场化下的竞争变得白热化,很容易进入有奶便是娘的误区。特别是近年社交自媒体的兴起,一些纸媒更是面临严重挑战,为了营利不择手段,为了点击率不惜造谣、标题党,热衷于在假丑恶的粪坑里打滚好吸引眼球,为了广告费不惜为资本当走狗。之前闹出来“两根穷骨头”的新快报、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的案件、人民网高层被处理事件以及某电视台某主持人上推特支持藏独、民运事件,证明我们的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早已丢掉了党性原则,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媒体不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无法真正地体现其人民性,强调党媒的党性,就是强调媒体的人民性,习近平同志讲话的核心正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么简单直白的道理,怎么到了任志强的嘴里就成了媒体与人民的对立?任志强把党章里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条吃掉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
党媒要有党性原则,这跟党员要讲党性原则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政党,跟西方资本政党的本质区别在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允许市场经济存在,但是决不允许资本掌握政党与控制政权,决不能丧失政党的人民性。以任志强为代表的资本翻天派,在攫取了大量的资本资源之后,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走西方宪政之路,最终实现资本长期坐庄。那么这个过程之中,通过资本掌控媒体,再操控媒体为资本当打手成为关键一环,为他们的推墙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与铺陈。前苏联是怎么倒的?最先就是从媒体上倒的,前车之鉴,党媒再不讲党性原则,再不姓党,只怕通通要姓“资”了。
强调“党媒姓党”,任志强之流跳出来是必然的,因为破坏了他们的推墙步骤。舆论阵地的战斗,意识形态领域的硝烟,是时时刻刻的拼刺刀,面对没有一日不拱卒的公知推墙党,我们必须要用党性原则,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扎紧篱笆修好围栏。我们的媒体,太久不敢提党性原则,仿佛一提就触摸了所谓新闻自由的逆鳞,但是如果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何惧“姓党”?至于任志强,我们已经无需对其进行党性教育,一个只为资本代言的任大炮,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却把自己跟人民割裂并踩在脚下的个体,哑火,是迟早的事。

梁彼得到底有没有罪,华人是要公平还是要正义?

我们应该为彼得争取审判的公正,但是如果我们的基点是公平,白人开枪就可以逃审批,华人开枪也要一样不被审批,那我们就忘了正义,有没有罪是关键,如果有罪就有接受后果。

这里是一位英文读者的文章转子微信

前几天看了中文媒体关于梁彼得案的几篇文章,刚开始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一个走火误杀会判那么重。直到昨天我无意中看到梁彼得的配枪,由于接受过长期的枪械训练,我瞬间反应过来那几篇文章很可能只选择性披露了部分事实。所以我去找了一下相关的英文报道,发现陪审团在梁彼得案上作出的裁决,并非如一些中文媒体口中所说的不公。梁彼得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事发时梁使用的是一支格洛克G19手枪,纽约巡警的标准装备。熟悉枪械的人看到这可能已经意识到问题,那就是这支手枪几乎不会走火。通常我们讲的枪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枪械故障,在没有扣扳机的情况下自己击发;另一种则是由于使用者紧张或惊恐,无意中误扣扳机。G19的设计非常特殊,它有个保险在扳机上,没扣扳机时保险会自动弹起顶住扳机,这个保险只有在扳机被扣下时才会打开。而纽约警察学院的枪械教官也证实了这点,纽约警局内的G19走火一年仅有20次左右,并且极少由枪械本身引起。

更不要说纽约警局为了防止误击,所订购的G19都是更换过扳机弹簧的定制版,Trigger Pull力度达到12磅(约合5.44kg)。要知道G19原厂扣发力度仅5.5磅,而另一款被美国军警广泛使用的P226手枪也才6.5磅。换言之,要击发一支NYPD定制版的G19,需要很大的力度,无意中误扣的可能性很低。而经过枪械专家的测试,梁的G19手枪实际扣发力度为11.5磅,陪审团12位成员都试过这只手枪,给出了「并不容易扣下扳机」的结论。

在中文媒体的报道里,梁彼得被普遍描写成一个菜鸟新手的形象,认为他的犯错是由于经验不足情有可原。纽约警局对菜鸟警员的认定标准是入职低于2年,但事实上梁彼得入职已经快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而他作证时也承认巡查那栋建筑将近一千次,所以梁彼得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菜鸟,经验不足的说法在陪审团面前很难站得住脚。

梁被起诉的二级误杀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鲁莽(Reckless),也就说控方要证明梁主观上明知有风险致他人死亡,但依然不顾后果放任发生。在这里有3个细节比较值得关注,首先梁掏枪是在他推门进入楼梯间前,换言之他当时还没有身处危险中;其次梁和他搭档事发时正在做从上往下的垂直巡逻(Vertical Patrol),他们从8楼进入楼梯间遭遇7楼的死者时,处于射击上的优势高位;最后梁明知事发时的楼梯间非常狭窄,很有可能发生流弹伤人。
梁对这三点的辩护是他当时正处于一个犯罪高发地带,而他通过门上小窗发现楼梯间一片漆黑感到有危险,所以他提前掏枪以保护自己。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认为梁的说法是合理的,他提前掏枪行为也并不过分。但是法庭上的诉讼是很扣字眼和讲究因果关系。梁在推门前还是推门后掏枪,因果逻辑上存在很微妙的差异;而在梁相对死者占据优势位置,又明知楼梯间狭窄的情况下,他在陪审团眼里已经输了道理。

上面讲的几点虽然对梁不利,但并非他被定罪的真正原因。梁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是因为他在开枪后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作为,也正是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里都忽略不提的事。那就是他在开枪后没有呼叫急救车,也没有主动施救受害者,更没有马上通报总台。梁在庭审上解释说他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子弹射中人,几分钟后才发现Akai Gurley倒在血泊中。

事发时Akai Gurley正和他女友在一起,距离梁开枪的位置只有一层楼。死者女友说Akai Gurley在中枪后慘叫着向楼下跑,最终体力不支倒在5楼,而他女朋友在5楼哭喊求救。我猜死者当时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黑帮寻仇,中枪后第一反应往楼下逃跑。但大家想想,一个人中枪后有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吗?梁会听不到Akai Gurley的慘叫声、脚步声和倒地声吗?更不要提后来他女友的哭喊求救,所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

并且梁在开枪后的一系列行为很反常,根据他搭档Landau的证词,梁开枪后第一时间去找子弹外壳,并亲口说「他要被炒掉」;然后他不肯让Landau通报总台,要求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接着失联长达整整6分半钟后才回应总台的呼叫(以上几点梁在庭审中都承认,他解释不想惊动其他人)。要知道配枪走火如果没有伤到人,并不至于开除。梁种种不合逻辑的反应,说明他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清楚知道他打中人,他说没意识到只是借口,而检察官更直接在庭上指控他撒谎。

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庭审的报道,梁彼得在开枪后头两分钟内找子弹外壳,并对Landau说他要被炒掉了。与此同时,Akai Gurley的女友和邻居打电话报警并叫了急救车,还试图以心肺复苏术抢救Akai Gurley。纽约警察总台接到报案后,马上使用无线电联系梁和Landau却没有收到回复。紧接着2分钟到4分钟内,梁和Landau就是否上报总台发生争执,梁阻止了Landau上报总台,并向他借手机打给上司。Landau借手机后又拿了回来,梁没能联系到他上司。之后4分钟到6分钟内,梁和Landau走到5楼找到倒在血泊中的Akai Gurley,但梁依然没有对Akai Gurley实施心肺复苏术,而是用手机发短信联系警察工会代表寻求帮助。工会代表回复短信让他上报,梁这才回复总台呼叫确认有开枪,此时距离他开枪已经过去6分半钟。

梁彼得在开枪后没有及时抢救Akai Gurley,是他被判二级误杀和渎职的关键。事后抢救未必能百分百救活受害人,但这在法律上的区别却非常大。以前有个案例,一个女生反抗性侵,不小心捅了罪犯几刀,之后她过于惊慌,看着罪犯在血泊中慢慢死去没有施救。由于她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她本来是正当防卫,最后却变成了误杀。这还是普通人对罪犯的行为,更不要说梁彼得作为警察开枪射中无辜路人,从头到尾居然没有任何抢救,只想着如何减轻责任,不要丢掉工作。控方甚至用”Care only about himself in the minutes after firing, not whether anyone had been hurt”这样的话形容他,换言之,梁彼得没有尽到一个警察应有的Duty和Responsibility。

陪审团之所以裁决梁所有罪名成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梁的诚信有问题。在事发几天后,纽约警局举行过一次内部交叉聆讯,而梁和他搭档Landau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对整件事经过的描述是有出入的,而这份聆讯报告最终又被交给了陪审团,Landau后来还上庭指证了梁,这对于梁彼得的证词可信度来说非常致命。

更不要说梁一直否认他把手指放在扳机上,他的证词在弹道鉴定和枪械分析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梁还说他事发后有通过警察无线电叫急救车,但检察官出示了当时的无线电录音,而梁并没有叫急救车。再加上他一直坚持表示没有听到声响,没有意识射到人等等,这些都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看到有人拿梁彼得和之前白人警察过失导致死亡却没有被起诉的案例比较。首先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在发生的时间上比梁彼得案要晚,涉事警察并不是没有被起诉,而是还在等待检方起诉中(必须提醒下梁彼得案发生在2014年)。其次,梁彼得案中的Akai Gurley是完全清白无辜,而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例如Ferguson案中的黑人是有袭击警察的企图,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我搜索了一下类似的案例,目前最接近梁彼得案的是同样发生在纽约的2004年「Richard S. Neri Killed Timothy Stansbury Jr.」,那个案子中的警察确实没有被起诉。

但那个警察做了一件梁彼得没有做的事,那就是在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前,亲自出席了听证会,在陪审团面前解释和作证。要知道在很多极具争议性的案件中,涉事警察都会选择出席听证会,因为这不仅仅是解释和作证,更是一个展示忏悔和道歉,取得陪审团和公众谅解的绝好机会。试想下一个健壮的男性警察,在公众和陪审团面前因为误杀平民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那是非常有震撼力很能让人同情的。而梁彼得却很罕见地拒绝了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他给人一种很没诚意和害怕被质询的感觉。我个人的猜测是,梁彼得当时还不知道检方掌握了多少事实和证据,他担心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一不小心会自相矛盾,所以他选择放弃了这个机会。

这两天看了无数的报道和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立场决定了叙述(Narrative),而叙述引导修辞」。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只是想补充在绝大多数中文媒体上缺失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帮助不清楚内情的人更好地去判断。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偏向任一边。

我认为梁彼得一案要切割成两部分来看:事发时的失误开枪和事发后的抢救缺乏。梁彼得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更多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缘故。但各大中文媒体几乎避而不谈,只一味强调前半部分梁彼得的失误开枪,实际上有误导的嫌疑(这里传授点私货,多年经验告诉我中文媒体不可信,特别是海外各大留学和移民的公众号)。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误杀确实是个意外,梁并不是有意犯错;但考虑到他事发时的作为和后来的态度,他被判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并不能说是无辜。另外补充下,目前此案只刚完成裁决部分,具体的量刑要等到4月份,网上流传的15年是最高刑期,实际量刑范围在5到15年间。

有人说梁很可怜,年纪轻轻大好前途就这么断送了,但最可怜的难道不是因梁的失误和不作为,遭射杀的无辜路人Akai Gurley吗?而Akai Gurley还是两个刚出世小孩的父亲,如果梁彼得量刑过轻甚至无罪释放,那才叫真正的司法不公吧?梁的失误是他犯错的原因,而不是他犯错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警察因为感到有危险就可以随意掏枪乱指,误杀了人惩罚很轻,那还有几个人敢上街?再换位想一下,如果当时从8楼推门而进的是Akai Gurley,他因为感到危险提前拿出手枪,然后误开枪射杀了刚从7楼巡逻出来的梁彼得,那陪审团会怎么判?恐怕就不是误杀罪那么简单,估计Akai Gurley牢底都得坐穿。我要提醒一下,警察的身份并不代表在道义上就天然正确,作为执法力量的象征,他们更多时候承担比普通人还要严厉的标准。我也很同情梁彼得,但他应该为了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真的不能用”失误”这样轻描淡写的字眼一笔带过,那可是一条无辜人命。(作者:LeMcDull)

男性纵欲的四种面部表现

1.脸青无血色

有句话说男人一滴精十滴血,男人出轨后性生活频繁,无规律,必然耗费了很大的体能和精血。所以出轨的男人大部分会脸青无血色,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当然,男人会用工作压力大劳累引起而推脱,这个时候,不妨到他的公司去了解一下他最近是否常常加班至深夜,是否真的如他所说压力超大。如果不是的话,那 么为什么平时他还以加班的借口夜不归宿呢?这样就可以基本确定男人确实出轨了,在他说加班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时间去约会情人。

在你跟他摊牌之前,也给他补补身子吧,让他心生愧疚也好,他感受到你的关怀以后也许会回心转意呢。

一个瘦削的人眼睛会深陷,自是平日里多操劳所致。

出轨的男人,也会有眼睛深陷的表现,一是因为出轨男人奔波于两个女人之间,体力消耗大不说,还要两处周旋,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找借口,不让自己两处受敌,更不让爱人和情人怀疑自己。这是一门大学问,一不小心就会穿帮让自己为难。

当然了,并非所有眼睛深陷的男人就一定是出轨的。有部分男人生来便是眼睛比常人的更为深陷一点,并有部分男人由于常年积劳成疾引起。要判断男人是否出轨还要结合他的日常行文,看有没有异常的行为。

3.人中有细线

鼻子下的一条沟,相学上叫人中。按医理分析,鼻子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同样的细胞存在其中,且其外表为圆柱形,相理上用来比拟男性生殖器。口的上下唇,其色 泽组织细胞都类似女性生殖器。鼻、口交接处为人中,故人中是男女生殖器的接合处。相理上则用人中去观察一个女人的贞淫及男人是否花心出轨。

当观察一个男人的人中时,如发现上面有一条横长赤色如蛛蜘线的细线,这就可以知道“庐山真面目”了,能肯定这个男人肯定在外面拈花惹草。

4.山根有黑线

鼻是主管嗅觉的,而嗅觉的强弱则与生殖腺息息相关的。纵欲过度,嗅觉会变弱甚至失灵,进而影响鼻上肌肉及皮肤细胞,以至组织松驰,反光不强。因此,出轨的男人,在山根部位,会有一条黑线连住左右眼,并且这条黑线的形状可以显示出男人出轨的进程。

黑线成一直线,表明男女两者的性关系从最初到现在,没有多大的变化,平平淡淡,是一种最无味的偷情;黑线成山形,表明两者的性关系从最初起,中间会达到最高的热度,可是到现在已是趋于平淡了;黑线成电光形,表明两者的性关系急剧变化如同电光一样,时高时低。

男人脸孔有秘密,可是透露出轨的秘密,但是不管什么理论都好,都会有不完善的一面,因此在你判断男性是否出轨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他平日的异常行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错杀误会。

邓小平退休过程的描述

1989 年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 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默默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 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 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 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 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 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 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 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 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 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 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 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 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 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 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 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 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 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 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 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 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 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 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 件事情可以完成了!”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 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 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 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 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 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4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 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4个角上别着4个蝴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代表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 正地写有一行童体字:“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微笑。

辛内克的演讲七秘诀

《商业内幕》对辛内克的访谈,他是TED最受够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以下为辛内克透露的七个秘诀:

1. 别马上开口

辛内克认为,一上台就马上开始说话并非勇敢的展现,这只是向观众透露出你的不安与害怕罢了。其实,不妨安静走入台上、来个深呼吸、找个自己觉得舒服的位置、停顿几秒钟,然后正式开始说话。这样的过程或许看似冗长及可怕,但从容不迫的态度,在在向观众展现出你的自信与对现场的高度掌握。

2. 真正给予 不是掠夺

许多演讲的目的在于推销产品、主意或要听众认同演讲者的想法,进而购买演讲者的书或喜欢演讲者。辛内克称这些演讲者为“掠夺者”。其实,听众是可以透过演讲者的表现一眼看穿他们的目的,然后不再专心听演讲。

“人类是高度社交型的动物。即便人与人之间隔了一个讲台的距离,都可以轻易判断对方是个‘给予者’或者是‘掠夺者’。‘给予’型的演讲者提供听众有价值的内容、教导听众新颖事物、激励听众;‘掠夺’型演讲者则反之。”

3. 一次只与一位听众眼神接触

“切忌对听众快速眼神扫过,这样会令人感觉你同时在看着大家,容易让听众与你产生脱离感。”

其实,演讲时直接注视着特定听众相较容易,且演讲效果更好。比如,在讲某一句话或谈论某个想法时,只专注地对着某位听众说,跳到下一句话或想法时,再对着另一位说,直到演讲结束。

“这样就好像你在跟你的听众互动对话,而非你单向地说话。”如此可以为你与听众创造更深层的交流,且全场听众都能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4. 有时刻意放慢演讲的速度

当你紧张时,不只心跳加速,有时说话速度也会不自觉加快,很幸运地,通常听众对此都能包容。

“听众希望演讲者能讲的好,你讲话速度越快,越容易让听众跟不上。或许当你紧张时,换个方式,试着停顿一下、深呼吸,听众会耐心等你的!”

“真的很神奇,你站在讲台上每个字慢慢地讲出来,你会发现听众非常专注你说的每个字,真的很有效!”

5. 别在意那些唱反调的人

对于那些皱着眉头、交叉双臂在胸前或猛摇头的听众,不要去在意;就专注在那些支持认同你的人、那些很专注听你讲、非常享受你的演讲、听演讲中频频点头的那些人;不需要试着去说服那些唱反调的人,多专注在那些认同支持你的人会让你更有信心及更放松。

6. 将紧张转化为兴奋

辛内克从奥林匹克赛事中学到一个技巧。几年前,他发现记者在赛事前后采访参赛运动员时都会问同样问题:“你们紧张吗?”然后,所有受访的运动员即便手冒汗、心跳强烈蹦蹦跳、神经绷紧,仍然一致回答:“我们不紧张,我们很兴奋!”将这些看似紧张的生理现象解读为兴奋与激动的相应效果。

下次你演讲时,若感觉生理出现紧张征兆时,记得告诉自己:“我不紧张,我很兴奋。”当你这么相信时,你的整个状态似乎也随之朝正向改变。

7. 演讲结束记得说声“谢谢”

掌声是一份礼物,当你收到这份礼物时,你只能表达你的无限感激。这就是为什么辛内克每次演讲完总是以两个强而有力的字眼“谢谢”,来做完美结束。听众给了你完整的时间、给了你掌声,这是份礼物,你必须要真诚感谢。

传黄奇帆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肖钢任副秘书长刘士余任证监会主席

传闻又起来了说国务院高层发生重要人事任命:重庆市长黄奇帆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而且已经到位;证监会主席肖钢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接替调任国资委主任的肖时庆;农行董事长刘士余接任证监会主席。

消息人士认爲,对黄奇帆这一安排,只是中共高层在经济、金融等方面遇到诸多难题之际,用来救急,未来晋升空间其实是有限的。

黄奇帆简历:

黄奇帆,男,汉族,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1968.09–1974.09 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

1974.09–1977.09 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

1977.09–1983.07 上海焦化厂设备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83.07–1983.12 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1983.12–1984.04 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

1984.04–1987.01 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

1987.01–1990.06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

1990.06–1993.01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09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1993.12正局级(1988.12–1993.09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1994.09–1995.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1995.04–1995.07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94.10–1995.05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5.07–1996.03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6.03–1998.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8.04–2001.10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

(1998.02–1999.12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班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10–2002.05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02.05–2009.11 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2.10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03.07兼重庆行政学院院长,2003.09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2009.11–2010.01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1–2010.03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3–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

肖钢简历:

肖钢,男,汉族,江西吉安人,1958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法学硕士。1976年参加工作,曾为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的秘书。

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1年本科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2000年并入湖南大学);

1981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1989.10——1994.02,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94.02——1995.07,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经理;

1995.07——1996.10,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司长(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199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法学硕士论文——《论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与国家管制》,师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教授林毓辉)。

1996.10——1998.1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1998.10——2003.0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长期分管信託业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03.03——2004.08,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兼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2003.06—2004.12兼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

2004.08——2013.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兼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

2012年11月14日,当选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2013年3月17日至今,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其中2013年9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年6月连任)。

2016年1月任中国证监会扶贫开发工作领导组组长。

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刘士余简历:

刘士余,男,汉族,1961年11月出生,江苏灌云人,中共党员,1984年8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技术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1987年至1996年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

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

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司长;

2002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06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4年10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候选人。

2014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位北大社会学毕业生的返乡报告

《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19日12版)作者杨仁旺(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教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位北大社会学毕业生的返乡报告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曾满怀着一腔热血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不寒而栗。虽然之前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变迁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春节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分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名存实亡,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元,问她被骗的详情,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径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角度来说,村里近10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三、暴戾之气滋生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肉多好过年”,宗族聚居的形态是农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事情的起因其实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接上主路。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举起大石头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到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杀手,实在令我不寒而栗。

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元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我备感震惊和愤怒,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他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

四、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3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读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河北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五、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支离破碎,不仅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可能是大势所趋,虽然按照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中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文明的演进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个体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强,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潮而上,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偏远山村觅得栖息之所,但是更多的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备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

中国的人权纠结不再是一个“内部事务” (英文原文)

China’s Rights Struggle Is No Longer an ‘Internal Affair’

by Kerry Brown

In a fine recent study of 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 Eva Pils, a scholar of Chinese legal issues, points out that once the behemoth of the Chinese state takes interest in you these days, there can be literally no escape. Those who stray over into the vast terrain where they are viewed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are not just subject to violence and torture.

Pils gives a long, sobering list of other things that the predatory state can do: get you fired from your job, get a landlord to terminate your lease so you end up homeless, get internet companies to shut down your blog so you have no voice, and block your child from school admission. These are not theoretical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plenty of credibly documented cases where such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view of these almost limitless powers, the puzzle is not so much why the mighty state is running rampage of late on a handful of rights lawyers and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China, but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ith the courage and inner resources to carry on with their dissent. Back in the Maoist period, a dissident might suffer the fate of Zhang Zhixin, who had her windpipes physically cut by prison guards so she could make no noise, and then was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These days, the tactics are less extreme — but the end result is much the same. Smother someone, eradicate any means they might have for social influence, and in effect bury them alive.

Despite this, a cohort of individuals with unbelievable grit and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re continuing to challenge the state in courts. They show no signs of disappearing. They can take heart from the case cited of Zhang above. Killed in 1975, her story came back to haunt the party, with her rehabilitation only a few years later. She is now regarded as a martyr for the Party cause. Today’s enemies have a nasty habit of ending up as tomorrow’s heroes. The Party knows that better than most, because most of its founding members back in the 1920s ended up this way.

There is a new angle to the current onslaught, however.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of figures displeasing to the Party abroad, and the rounding up of foreigners involved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China, suddenly the country’s domestic repression ha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Not so long ago, the worthy attemp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others outside China to express concern about cases of claimed maltreatment of dissidents within the country were met with shrill declarations that these were internal matters, and nosy foreigners should tend to their own affairs. But when China takes its campaign against rights defenders abroad, the game changes.

The detention, televised “confession” and then expulsion of a Swedish national working for an NGO in China in January, along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another Swedish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from outside China, obviously do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for outsiders, because they involve foreign citizens, and thus touch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duty of care and consular obligations. Therefore,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make a clear statement on the dispens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 or lack thereof — these recent cases, deeply regrettable though they are, give a new kind of opportunity to forcefully pursue discussion over rights issues.

And when the stonewalling starts (as it almost inevitably will) about these being “internal affairs,” the logical response will be that, obviously, in these cases they aren’t. They involve non-Chinese, people whom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a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of and support. If it does prove true, too, that Chinese state agents have been unilaterally acting abroad, that makes them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exposes part of their work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riticisms as never before.

The bad new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is that we seem to be seeing a wholly new form of the Chinese state acting outside its borders in ways which are opaque, arbitrary, and worryingly predatory. The good news is that never before has the Chinese state line about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been so thoroughly eroded.  It is deeply desir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others now adopt a uniform, principled and consistent line, demand clarification on the cause of these cases, express dismay at their handling, and fulfill their duty to ensure that citizens are protecte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that way, as never before, these internationalize rights cases can serve as exemplars.

刘士余任证监会主席

随着证监会的一纸公告,他最终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新任掌门。

45岁即成为央行副行长,官至副部级;53岁开始掌管一家国有大行;55岁任证监会主席,升至正部,刘士余已经成为“60后”官员的中坚力量。一位熟稔金融监管体制的央行人士评价称,刘的仕途将“不可限量”。

低调勤勉的央行18载

从1996年任央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开始,刘士余在央行工作了18年,先后任银行司副司长、监管二司司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等职位。2006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长,并在这一职位上长达8年,分管条法司、支付结算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等部门。

这段时间也是中国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时期,金融改革、央行分拆、五大行改组上市,中国银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几次股灾,也让央行开始重新审视监管。

在2013年“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刘士余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来总结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建议称,一行三会和财政部应该完善分工、信息共享、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发展新的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这两项改革有望在十年内完成,一同能完成的还有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

刘士余的一名下属对《棱镜》表示,刘士余对金融市场业务十分熟悉,对债券、外汇等业务兴趣浓厚。他曾在公开讲话中谈到,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还是在债券市场,地方债务的解决、加大铁路投资、加大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的投资等方面,都将依托于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

多名熟悉刘士余的人士均评价,刘低调务实、非常勤奋,经常阅读至深夜,这一习惯保持至今,知识面很广,对农村金融、资产证券化、支付、房贷政策等方面均有研究。
而前述央行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水平极高,擅长解决复杂问题,在体制内长袖善舞,能妥善处理各方的关系。

一个例子是,在就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在监管层遭遇市场质疑时,刘士余多次出面澄清,从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银行泄漏上百万客户信息,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争议等等,他都在不同场合予以正面回应,降低噪音。

互联网金融“大家长”

从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之时,一向低调的刘士余开始就为这一新领域频频发声,在几名副行长中表现最为活跃。

从2011年央行下发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正式形成,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作为分管支付结算司、条法司的央行官员,刘士余从2012年起,开始集中调研互联网金融行业,并积极推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

他对互联网金融持开放包容态度,并为行业频频发声,以致于被外界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大家长”。他的离开让不少互金从业者惋惜,接替他管互联网金融的官员又得花时间重新调研、熟悉这一行业,这被视为指导意见迟迟出不来的原因之一。

刘士余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认识,集中体现在《秉承包容与创新的理念 正确处理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一文中。这篇刊登在2014年2月《清华金融评论》上的文章,集中回答了互联网金融是什么、互联网金融会有何种风险、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监管互联网金融三个关键问题。

他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认为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在2014年的火爆与这一定性不无关系。
同时他也揭示了互联网金融三方面的风险:一是机构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触碰法律“底线”; 二是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内控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经营风险。他还特别强调了互联网金融的两条法律上的“底线”,即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不能非法集资。
而其鼓励创新、为行业预留发展空间;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严守“底线思维”等监管思路,也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在2015年集中爆发了一批e租宝风险事件后,监管的风向已然收紧,行业正在经历寒冬。

正因为他对互联网金融的深入研究,外界猜测他到任农行的任务之一,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刘士余到任半年之后,农行发布“掌上银行3.0”,作为该行互联网金融战略中B2C核心平台,其涵盖传统金融服务、消费电商和社交分享功能。此外,农行还将移动金融、电商平台、三农服务、全球通战略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力方向。

主抓三农和风控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任党委书记,开启了由“裁判员”向“运动员”身份的转换。在离任之时,他已是央行排在第二位的副行长,仅次于胡晓炼。2014年12月开始,刘士余兼任中国农行董事长。

农行一名中层人士告诉《棱镜》,刘士余在到任讲话中曾表示,自己会在农行长呆,其目标是把农行打造成一家国际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据《棱镜》了解,刘士余在农行的一年半时间,主抓三农业务和风险管理。在农行2015年工作会议上,刘士余提到,要着力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将服务“三农”作为政治上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上的发展壮大之基。

此外,上述中层人士提到,农行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对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的提高。这一方面与刘士余在央行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两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银行业处在风险高发期。

不过,虽然狠抓风控,农行仍在2016年1月爆出39亿元的票据窝案。据《棱镜》了解,案件发生后,刘士余震怒,下令农行上下严格自查。在上述农行人士看来,“农行这么多人、这么大体系,也不可能做到不出一起案件。”

在他们眼中,刘士余务实、有领导能力、不摆架子、“不会搞虚的东西,实事求是”,是一位和善的学者型领导。

业绩争议:不良攀升

虽然利润增速放缓、不良双升已成为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相较于其他三家国有大行,农行在过去两年的财报难称靓丽。
业绩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实现净利润15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7%,增速为四大行中最低。

此外,在这一报告期内,农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02%,是四大行中唯一破2的银行,远高于工行的1.44%、建行的1.45%和中行的1.43%。这一不良率也较刘士余接手农行时的1.29%攀升了0.73个百分点。

一个小细节是,虽然业绩不如以往亮眼,但工、中、建三家银行仍按惯例,在2015年年中召开业绩发布会,由各自的董事长或行长带队,直面投资人和媒体提出的问题。而农行是2015年唯一一家没有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的国有大行。

不过,上述中层人士向《棱镜》解释,农行不良率看似高于其他三家银行,其实很大原因是农行的核销要少很多,由于农行的中小客户较多,单比金额较小,核销起来相对困难。
《棱镜》查阅财报发现,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18.30%,虽然比上年末下降了68.23个百分点,但在四大行中仍为最高。相比工行的157.63%、建行的178.99%、中行的153.72%,都已接近银监会规定的150%的红线。

“刘董事长对农行的业绩贡献很大,做了很多如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夯实了基础。”上述农行中层人士称。

他告诉《棱镜》,对他们而言,原本说要长干的董事长不到一年半就走了,内部一方面担心新领导来了后又将有新变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期待董事长去证监会后,“盼望他能管好证券市场”。
刘士余的过往并无多少证券经验,在他为数不多有关证券市场的言论中,他提到资本市场发展应有健康,全面,多层次三个维度,解决资本市场各种问题的核心是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同时扩大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不过,在市场人士看来,金融市场是相通的,刘士余在央行的长期经历,让外界对他执掌证监会充满期待。而在证监会2015年起经历了反腐风波、股灾、熔断等事件之后,等待他的,首先是如何重振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