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线城市为何房价下不来?

需求:只有买房才能保值增值?!

北京的市区,被界定为五环以内,在这个区域内,要有党政机关、部队、事业单位、大中小学、绿化消防公园等等公用地,可供建设住宅的用地是有限的。供求差额巨大。当本地人和外地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争相来北京买房的时候,房价的上涨,是必然的。什么温州炒房团、山西和煤老板炒房团的故事,能演绎出来的,不是没有一点由头的。

从1998年到现在,可以说,凡是买了房子的人,没有后悔的,如果说有后悔,就是后悔买的晚,买的少,凡是没有买的,都悔不当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买房才能保值增值,是富人们的共识。

在2009年5月之前,北京四环以内的房价,大约只有1.5万元左右,到了下半年,就翻番了。1.5万只能在昌平等远郊区买。在2009年上半年买了房和没有买房的人,就是冰火两重天的生活,几乎是城乡差别。

当然,即使是钱不够多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借助银行抵押贷款,也能实现住房梦。在2009年早些时候,买房的首付只要20%,利率还可以打7折。这部分人,被称为房奴,因为其后的大部分收入,都要交给银行还贷款,不过,他们是痛并快乐着的。房价的上涨,房子的升值,他们的总资产还可以增加。

当然,富人热衷买房置地,也有文化上的原因,安土重迁,安居乐业,居者有其屋,都是农耕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点,西方人却是喜欢迁徙的,美国就是英国人向新英格兰进军的结果。

供给:既有开发商,也有政府

房价在短期,取决于需求,在长期,也就是趋势上,取决于供给,因为在长期,竞争比较充分,如果某个行业赚钱多,会引起蜂拥进入,而赔钱了,会引起开发商退出。所以,房价在长期反应的是成本。

房子的成本包括三部分:地价,也就是开发商拿地的成本;建安费,建筑安装等等的支出;税费,政府各部门收取的税收和其他费用。

从供给角度,在正常情况下,房价就是以上三项成本,再加上开发商的利润。开发商的利润率,是波动的,一般是10%,高的时候是20%甚至更多。

如果房价长期上涨,一定是成本过高造成的。

成本的第一项是地价

地价就是土地出让金。在住房改革前,房子都是政府盖的,土地是通过免费的划拨方式获得。改革后,开发商一律国土资源部门主持下,通过“招拍挂”,也就是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开发权。拍卖的资金,也就是著名的“土地出让金”,进入地方政府的财政专户。

尽管法律是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但是,其实际的所有者,是地方政府。据说,地方政府靠卖地筹集资金,是受了香港地方政府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是港府的主要收入部分。城市土地,具有稀缺性。伴随城市化过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最后就会出现超大城市,就目前来说,中国出现的超大城市还不多,将来势必出现真正的超级大都市。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是造成地价进而房价高的基础性因素。

成本的第二项是建安费

这个包括七通一平、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施工管理费、设备购置及安装使用费、小区公共服务及建设费、小区公共设施建设费等。这部分成本,大体上是正常的。这部分成本大约占全部成本的。

成本的第三项是政府各部门收取的税费

税收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是营业税的附加)、契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政府收取的费,各地有差别,明目五花八门,比如渣土费、人防费、中学增建费、旧城改造费、公建地费、墙改费、环境保护监察费、城市绿化费、监理费、质检费、价格评估费、审计费、散装水泥限袋费、工程质量监管费、工程造价管理费、安全监察费、劳动定额测定费、外省承包工程管理费、施工图纸审查费、预算费、施工噪音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卫生费、行业管理部门培训费、城市建通集资、治安费、报刊费、街道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

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估计,大约有12项税,56项费。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项收费,房子成了唐僧肉。政府性税费占房价(非成本,因为税费大部分是按照房价收取的,比如营业税)的70%左右。

成本的第一项是地价

地价就是土地出让金。在住房改革前,房子都是政府盖的,土地是通过免费的划拨方式获得。改革后,开发商一律国土资源部门主持下,通过“招拍挂”,也就是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开发权。拍卖的资金,也就是著名的“土地出让金”,进入地方政府的财政专户。

尽管法律是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但是,其实际的所有者,是地方政府。据说,地方政府靠卖地筹集资金,是受了香港地方政府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是港府的主要收入部分。城市土地,具有稀缺性。伴随城市化过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最后就会出现超大城市,就目前来说,中国出现的超大城市还不多,将来势必出现真正的超级大都市。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是造成地价进而房价高的基础性因素。

成本的第二项是建安费

这个包括七通一平、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施工管理费、设备购置及安装使用费、小区公共服务及建设费、小区公共设施建设费等。这部分成本,大体上是正常的。这部分成本大约占全部成本的。

成本的第三项是政府各部门收取的税费

税收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是营业税的附加)、契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政府收取的费,各地有差别,明目五花八门,比如渣土费、人防费、中学增建费、旧城改造费、公建地费、墙改费、环境保护监察费、城市绿化费、监理费、质检费、价格评估费、审计费、散装水泥限袋费、工程质量监管费、工程造价管理费、安全监察费、劳动定额测定费、外省承包工程管理费、施工图纸审查费、预算费、施工噪音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卫生费、行业管理部门培训费、城市建通集资、治安费、报刊费、街道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

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估计,大约有12项税,56项费。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项收费,房子成了唐僧肉。政府性税费占房价(非成本,因为税费大部分是按照房价收取的,比如营业税)的70%左右。

总结

明白了房价的构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0年以来,在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在万众喊打的声浪中,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价只是轻微下跌,这是利益使然。土地出让金不降低,而且还在上升,税费一项不减,成本基本不变,房价安能下降?

中国网购机票退改签费用畸高现象调查

超标数倍的退票费付给了谁——网购机票退改签费用畸高现象调查

新华网重庆9月2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张翅、杜放)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很多人选择网购机票出行。但不少旅客投诉因退改签机票而被高收费,而且“退票不退款”现象也时有发生。那么多收的钱进了谁的口袋呢

网购退票费是标准的近5倍,消费者遭三类“霸王条款”

今年8月6日,家住成都的杜先生在手机去哪儿网APP上订了5张总价5420元的成都至广州的机票。不到一分钟后,杜先生发现机票始发城市填反了,于是分别致电首都航空、四川航空⊥服人员表示,这五张票均可退改签,退票费用约为票面金额的10%即542元。

然而,杜先生在去哪儿网APP上操作了退票程序后,却一共被收了2489元退票手续费,占票面总金额的45.9%,是航空公司退改签标准的近5倍。

网购机票退票费为何这样高对此,去哪儿网客服人员回复称,超出航空公司标准的退票费为代理商收取,“如果消费者不认可代理的退改签费率,去哪儿将按航空公司退改签规定退款”。

事实上,不少网购消费者在退改签费用上有此遭遇。

记者从重庆、上海等地的消保委了解到,网购机票投诉高发,退票纠纷主要存在三类情况:

一是代理商擅改客票退改签规则。在去哪儿网退款的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其预订了2015年7月厦门-广州的机票,由于日期差错马上要求改签日期,结果,1736元的票款仅退回燃油附加费及保险。联系航空公司才得知,这笔退票费绝大部分并不是航空公司收取的。

二是代理商假称出了票不退款,侵占乘客票款。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空港办了解到,有一些消费者预订机票后退票,去哪儿上的代理商称由于已经出票,无法退票,只能退税费和保险。但事后经向航空公司证实,其实并未出票。

三是代理商定期“梳理”其网上所售机票的情况,一旦发现没有乘机和即将到有效期的机票,就擅自向航空公司提出退票,并侵吞票款。

上海市民陈小姐说,她在某网上购买了一张上海浦东至深圳的机票,由于误机未能乘坐原订航班。事后,她向航空公司查询有关机票改签和退票规定时,发现该机票已被代理商利用她购票时所登记的信息退掉,退票款被侵吞。

网购机票投诉争议明显增多,机票代理管理混乱

近年来,网购机票高额退票费饱受消费者诟病。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官网今年4月披露:2015年一季度,仅当地消保委共受理有关航空票务 预订的投诉1286件,投诉主要集中于退改签费用过高。从消费者投诉情况看,八成以上的票务类投诉涉及票务代理服务,特别是因网上第三方卖家采购、代理销 售机票失当而引发的消费争议明显增多。

中国政法大学[微博]航 空法研究中心主任张起淮说,《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早已明确:旅客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24小时以内、两小时以前要求退票,收取客票价 10%的退票费;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两小时以内要求退票,收取客票价20%的退票费;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后要求退票,按误机处理。

既然退票规则早已明确,为何高收费投诉仍屡禁不止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门槛低监管不足,机票代理商“一张板凳一根电话线”就能经营并可获得超高利润,部分第三方平台网站对旗下代理监管失范,综合导致了机票退改签市场混乱。

例如,通过某机票网购平台,记者联系到了一家自称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资格认证单位、同时持有国际国内机票一二类代理资质认证的“鹏津机票公司”,其网站页面直言“机票代理行业具有高利润零风险的特点”。

该公司一名负责代理招募业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只需缴纳9800元并准备好证件,任何人都可以挂靠在其资质下面成为代理,跟航空公司对接。“代 理退票给航空公司是按照航空公司的标准执行的,如果想多赚客户的钱,有时候退票和改签,航空公司只收100元,你收个五六百元,客户不去查就不会知道,即 使知道了也没必要跟客户硬碰硬,协商下钱赔给他,说点好话,客户基本上也懒得去找麻烦。”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信息公示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不得出租、出借和转让资质认可证 书”。但上述负责人还表示,可以提供该公司在去哪儿、携程等网站的销售号租赁,即可冒用代理身份销售机票。“获得销售账号本身有门槛,你个人入驻比较困 难,但作为我们的代理只需五万元押金,六七千元月租金,你就可以开始出票赚钱了。”

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消费者超出航空公司标准缴纳的退票费实际被代理公司拿走了。一些消费者反映,很多机票代理公司挂靠资质运转形似“皮包公司”,甚至出现因“要退票找不到人”“退改签无门”而票款被侵吞的情形。

多项法规政策为啥难禁网购机票代理乱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网购机票代理中介平台快速发展,去哪儿网等平台为众多机票中介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大大小小的机票代理再在这些知名大网站上卖机票。由于缺乏监督约束,此类“店中店”现象使高价退改签等现象多次发生。

张起淮指出,目前,我国与旅客机票销售及其退改签事宜相关的法规、政策多达9项,包括《关于坚决杜绝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企业违法加价销售行为的紧 急通知》《关于重申严格执行航空公司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航空客货销售代理市场的意见》等,但没能解决现实中机票代理纠纷频发状况。

旅客该如何维权去哪儿网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站作为旅游平台,本身不制定机票退改签标准,而是严格要求平台上的代理商按照航空公司的退改签规则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者在购票后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去哪儿网协调解决。”

然而,在实际中旅客却屡遭维权无门。“网上第三方卖家代理、机票采购销售方面发生争议的问题尤为集中。”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说,网 购机票代理商并非和消费者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往往也不在消费者所乘航班的始发地或到达城市,一旦遇到问题更是无法得到及时处理,给维权带来困难。

张起淮认为,代理中介、销售网站平台等各层级的利益划分不清,是导致监管难、维权难的根本原因。航空公司作为合同规定的承运人,应对票务代理的 售后服务进行约束,物价管理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要真正落实好退改签收费标准。“作为目前票务代理的批准、审批、成立机构,中航协应对目前这一市场的混乱现 象开展集中治理。”

法律人士指出,网购机票退改签超标收费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航空公司信誉,旅客和航空公司均可向有“猫腻”的票务代理索赔。

“在互联网销售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早在1985年1月制定的《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迫切需要重新修订、完善。”华侨大学旅游学 院院长谢朝武等专家建议,尽快出台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消除航空票务代理的违规现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路透晚报 2015-10-01

[市场摘要]

–日本股市:从容面对中国PMI数据,新季度强势开局

日本股市周四上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可能接近尾声,且尽管外部需求疲弱,但日本企业展现活力。在创下逾五年来最大季度跌幅一天后,日经指数追随美股隔夜涨势,收高1.9%至17,722.42点。东证股价指数收盘涨2.2%至1,442.74点,33个分类指数中有31个上涨。JPX-日经400指数收涨2.3%至12,919.07点。

–中国股市:因国庆假期,中国股市自周四(10月1日)起至下周三(10月7日)休市。

–香港股市:周四(10月1日)因假日休市,周五将恢复交易。

–汇市:股市走坚让欧元和日圆承压,场中讯号不一

避险货币日圆和低收益货币欧元都承压,因全球股市在经历了四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后,今日小涨。在疲弱的欧元区通胀数据公布后,有关欧洲央行(ECB)可能扩大量化宽松举措的预期也让欧元进一步承压。日本央行公布的短观调查喜忧参半,压制日圆。0821GMT,欧元兑美元跌0.23%,报1.1150,美元兑日圆报120.08,较美国周三尾盘上涨约0.2%。

–欧元债市:西班牙公债在标售前持平,因该国分裂担忧减退

西班牙公债收益率(殖利率)持于近七周低位附近,克服公债标售带来的供应面压力。加泰罗尼亚选举没有产生可明显推进该地区从西班牙独立的结果,给市场带来新的支撑。西班牙10年期公债收益率持平于1.89%。

在西班牙公债持稳之际,多数欧元区其它国家公债的收益率上升,之前中国公布的制造业PMI数据虽然低迷,但稍好于预期。德国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上升2个基点至0.61%。

–国际油市:油价微升,因需求料已增长但亚洲经济放缓阻碍涨势

原油价格微涨,因需求料已在上半年增长。但亚洲经济放再现放缓迹象,阻止油价进一步上扬。0824GMT,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期货报每桶45.82美元,较上日结算价上涨0.73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报每桶48.87美元,上涨0.5美元。

–全球金市:金价跌至两周低点,受美国升息担忧拖累

金价连续第五日下跌,降至两周新低,因之前公布的美国民间部门就业数据较为强劲,强化有关美联储今年升息的看法。在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前,交易员不愿大举押注,另外中国逢假日休市一周也对金价构成打击。0825GMT,现货金报每盎司1,112.66美元,盘中一度跌至9月16日以来最低每盎司1,110.75美元。

–金属期市:伦铜上扬,因中国PMI数据引发刺激预期

伦敦期铜上涨,因中国9月制造业PMI仍在荣枯线下方,引发空头回补。中国适逢国庆节假期,盘中交投清淡。0824GMT,伦敦期铜上涨1.01%至每吨5,212美元。上海期交所从本周四开始休市一周,因逢中国国庆假期。

大众事件给国企改革哪些启示

大众事件给国企改革哪些启示

大众汽车最近爆出了重大丑闻。其欺骗美国环保机构,在向北美出售的柴油发动机汽车中安装非法软件,有针对性地将汽车尾气在检测过程中降低,而平 时行驶时排放的污染物则超出标准。这一丑闻将带给大众汽车严重的名誉和经济损失,美国司法系统一定会紧抓不放,事件很可能以大众汽车的巨额赔偿告终。

这一事件看上去离中国很远――在中国,柴油发动机在乘用车中极不普及,主要原因是柴油质量不过关,大众等欧系柴油发动机进入中国,往往水土不服,机械很快就会遭到损伤――但是,大众汽车的造假事件对中国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有深刻的启发性意义。

大众汽车造假事件:体制和经营上的深层原因值得反思

我自己对汽车产业,尤其是德国的汽车产业,长期以来非常关注,与主机厂高管也有一些来往。实事求是地讲,大众汽车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赞赏。大众不 仅在全球企业之林堪称一大强者,业绩有目共睹;更率先洞察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增长潜力,成为第一家与中国企业合资的主要车厂,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众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务,包括捐赠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不能因为一次事件就全面否定其贡献。

从我接触的人士看,大众集团的各级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称职和尽力。此番大众汽车的“尾气门”事件,在我看来,有其长期的制度性原因,根本的问题出在体制上。

在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类似于中国的一汽加上汽再加东风集团,属于准国有性质的企业,具有很强的“进取心”。大众集团长期以来追求全球乘用车第一的皇冠,努力追赶丰田汽车,并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如愿以偿,销量超过了丰田。

支撑大众甩开丰田、摘取皇冠的,是其不断的扩张。大众集团内一些著名的子品牌,诸如卡车中的MAN、豪华车中的宾利、超跑中的威龙和兰博基尼、 摩托车中的杜卡迪,都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而收入麾下的。大众汽车高管经常骄傲地对我说,大众汽车覆盖了所有的汽车门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 车集团。无疑,大众汽车在扩张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积极的策略,有着极强的进取心。这种进取心体现了上层领导者塑造汽车产业帝国的决心。

反观内部经营管理,身为大型企业集团的大众,内部的等级性、阶层性比较强。相对其他汽车企业来讲,其内部管理运作比较类似政府部门,上级对下级要求比较严格,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兢兢业业。这与宝马[微博]等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宝马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曾经向我展示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大纲,其中要求职工必须有十大精神,排在第一个的就是要有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

大众公司的进取心,从近年来积极大胆地把双离合变速箱(DCT)引进乘用车系列可见一斑。许多汽车业内人士告诉我,这一决策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双离合变速箱技术并不是非常可靠。果然,最近几年出现了因为过热而启动系统保护,致使汽车瘫痪的事故。

此次“排污门”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在调查之中,但我认为,其中的根本性因素无非是上层提出销售目标,而下级不惜一切完成任务,最终铤而走险去造 假。大众集团高层迫切想把柴油技术尽快向北美推广,因为北美市场是大众汽车的软肋,是大众多年以来在销量上难以超越丰田的掣肘因素。上级要求在美国推广柴 油技术并不断加码,下级只能尽一切手段完成任务,我想,这应该是对此次“排污门”事件产生机制最合理的推断。

大众汽车不代表德国模式,宝马才是样板

很多人认为大众汽车是德国制造的代表,而大众集团是德国第一大公司,因此代表着德国制造和德国企业精神。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最近,我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兰贝格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先生一起编著了《德国市场经济模式》一书,专门探讨了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有一 章专门谈到德国的企业。我们发现,德国企业的主流群体是家族长期控制、职业经理管理、有企业各层级参与的现代化企业。按照这一分析,大众汽车其实是一个异 类。

大众汽车是一家准国有企业。它总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拥有大众汽车约20%的股权,而且根据极其复杂的投票权设计,下萨克森州对其股东大会决议拥 有投票否决权。再者,从股权结构看,大众汽车长期以来已经没有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大众把保时捷、奥迪收入麾下之后,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保时捷患有轻度 自闭症、但他极有谋略的外孙费迪南・皮耶希则一直想上演“蛇吞象”的游戏,想反过来控制大众,却一直没有成功,并在几个月前的高层斗争中败给了在“尾气 门”事件后辞职的大众集团CEO文德恩。德国首相默克尔对这一结果曾隐含地表示认可。

从大众集团的历史看,它曾经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快速工业化的标志,一度被希特勒政府树立为典型的政府型企业。“甲壳虫”就是当时希特勒亲自参与并 推广的一个成功车型,具有结构简单、机械性能可靠、成本低廉等卖点。所以,大众汽车在德国是一个为国民生产高性价比产品的准国有化企业。

最近几十年以来,大众汽车也不断得到德国政府和高官的关注和重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把自己的座驾从奔驰专门改成辉腾,以力挺大众。在大众与中国合资这一问题上,施罗德也极为尽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大众不是德国企业主流的事实。

德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应该是宝马、汉高、博世这一类家族控制的企业。它们多由家族长期控制、精心管理,但是在管理层面,家族成员并不亲自出面, 而是请职业经理打理,工会和职工则通过监事会制度化地参与管理。这种机制保证了公司具有更长远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短期销量,更没有抢占世界第一这种急功近 利的想法。在研发方面,这种公司更具有前瞻性,重视根本性、长期性的创新。

公司个性完全不同。大众积极进取,内部管理等级森严,如此酿成今日的错误。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公司个性完全不同。大众积极进取, 内部管理等级森严,如此酿成今日的错误。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司,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想走一条强强互补的道路,结果非常 失败。这一并购案经常被德国企业界评论,有人挖苦说,奔驰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高层想学美国,通过与美国的公司合并,获得超高的工资和奖金。的确,德国 三大车厂中,奔驰老总的工资远比其他公司要高。

相比之下,三大车厂中,宝马更能代表德国企业的主流。过去几年来,宝马已经超越奔驰,成为豪华车销量上的领跑者。这家典型的德国家族企业,由匡 特家族于二战以后精心管理,招聘专业人员从事第一线管理,但是家族绝不是袖手旁观,在重大问题上,家族总是站在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精心研判。更重要的 是,宝马通过鼓励内部职工大胆创新,提出不同甚至与上级相左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意见,不断超越自己。

在技术创新领域,宝马最近几年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比如,过去宝马把后轮驱动作为立身之本,但其最近已经宣布开始生产前轮驱动车;宝马并购 Mini和劳斯莱斯的运作之高超、定位之精准,也令人赞叹;再有,宝马汽车过去恪守的是自然吸气,但是看到节能减排是大趋势,迅速转向涡轮增压,又从涡轮 增压转向用碳纤维打造i系列电动汽车,再推出电动摩托车,这一系列运作,颇让人佩服其创新力和前瞻性。

宝马与大众不同,它不一味追求市场占有率,盲目扩张市场份额,而是认真把握自己的市场定位。我与宝马高层交流时,他们反复询问我一个问题:宝马 在中国销量如此快速的增长,会不会伤害宝马品牌的含金量,会不会抑制宝马未来的成长。不管答案如何,能有这样长远的考量就十分难得,这与家族长期谨慎控制 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家经营状况非常之好的德国企业――博世,比宝马的家族控制色彩更浓。这家企业由博世家族长期控制,坚持不上市,注重永续发展,把创新搁在第 一位,拥有大量的研发和技术后备。虽然全球各车厂之间的竞争十分热闹和激烈,而在核心技术和零配件方面,博世却是远远超越竞争对手,独步天下。这种超然的 地位与它秉持长远眼光、坚持研发、不为短期利润波动所左右是密不可分的。

同样的德国企业还有汉高和很多不为中国百姓所熟知的家族企业,它们才是德国制造的精髓。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3.0模式

今年7月底,我到美国进行了一番比较系统的调研,参加了很多研讨活动,其中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全球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早期亚当・斯密时代的家庭作坊式企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代企业模式;那么到了上世纪初,大规模出现的上市公司由于迅速聚集社 会资源,形成可观的生产能力,可以看作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中的第二代形态。而今天通过调研,我明确感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那就是通过华 尔街等代表的金融资本,长期而不是短期持有实业企业。

华尔街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典型运作手法是,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和买卖企业,在短期推高企业股价,获得巨额盈利。而今,这个时代正在过 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3.0模式,那就是一批金融资本,反复、仔细寻觅有潜在成长价值的上市或未上市的公司,通过长期持有、控制这些实业企业,帮助其 长期提升价值,而企业经营则由专业人员打理。这种模式与德国家族长期控制、专业人士管理的模式不谋而合。

在我看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在华尔街有一个投资者对我讲,自己手里控制着很多家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企业,很多人想以100%或200%的溢价购买其股票,他都不愿意出让,因为他的目标是这些企业的长期盈利。

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中国的国企改革将向何处去?我认为,必须借鉴资本主义3.0的模式,让国家撤出大量国有企业的经营,同时,将这些撤出的资本投资于其他新的企业。未来的中国应该扶持一批家族专注于长期战略管控、职业经理直接经营的企业。国家可以在资本层面入股这样的企业,但是不直接参与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通过这种模式,中国应该能产生出宝马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

日本在这方面有负面经验。日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家族企业难以延续。像松下、丰田、尼桑、日产等公司,家族的控制力非常弱,甚至荡然无存, 这与战后日本盲目采取了美国人强制推行的遗产法有关。在日本,遗产税非常高,导致家族根本无法传承自己的财富。德国虽然有遗产税,但我们研究发现,德国的 遗产税对家族企业绝对是网开一面的,只要家族持续经营一个企业十年以上,由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经营性资产可以不交任何遗产税。

在中国,今天有一大批由家族控制的企业,如新希望等。 这些企业能否长期发展,关键在于下一代人要继承上一代的企业家精神,长期专注于经营。而为鼓励这些企业的长期经营,在遗产税方面必须网开一面。一个家族长 期经营一个企业,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相反,这个家族如果将企业卖掉,转为金融性资本甚至消费性资本,如大宅院、豪车,这将是社会极大的损失。

柳传志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他的梦想是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我个人认为,这一说法也许过于谦虚了。联想未来要长期发展,客观上讲,需要一个家族长期在战略上把控,同时团结一大批专业经理人共同打造、员工部分参股。联想集团[微博]可以不姓柳,但是应该让一部分家族进来,维系其长期发展。这样的家族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检点、专注于自己的企业而非政治或社会的,他们应当是民族经济发展的栋梁。国有资本应该参股这样的企业,打造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杂志)

23年收受贿赂礼金近两亿元-广东扶贫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被立案审查

据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网”昨日下午消息,广东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通报称,经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省纪委日前对广东扶贫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黄柏青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巨额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黄柏青开除党籍处分;经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据悉,广东省检察院于8月4日以涉嫌受贿罪对黄柏青决定逮捕,案件侦查正在进行中。

【起底】

关键词:裙带 通过运作帮儿子 当上省人大代表

裙带关系,是腐败案中的常见一环,黄柏青也不例外。

每次与一些老板吃饭,黄柏青都携眷参加,一有红包礼金递至眼前,黄柏青便以一句“这是妇女的事”将收钱一事推给陈某。

黄柏青的儿子黄某,是黄柏青与不法商人置换利益的工具。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黄柏青以借钱的名义向广东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某“索取”200万元给黄某做生意,又通过所谓的“项目合作”,以赠送干股分红的形式共计获得2000多万元,还有事先口头约定但尚未到账的共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取得香港户口的黄某还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替父洗钱,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

此外,黄某在黄柏青的运作下还被选为第十二届省人大代表,后又被推选为区、县政协委员。其并未正确履职用权,而是将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头衔当成“借机牟利、荫庇罪行”的“安全帽”和“保护伞”。

关键词:受贿 23年收受贿赂礼金近两亿元

黄柏青的廉洁自律防线的第一个缺口,被一个5万元的信封撬开。彼时1992年,其任惠州市经贸委主任。

据《广东党风》文章,黄柏青交代称,当时因公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的酒店房间内,当惠州市大亚湾某公司董事长谭某将一个大信封塞到黄柏青手上时,他着实吓了一跳。

“你以为是在大陆吗?几万元在香港都买不了一两件像样的东西。没事,别人都这样。”谭某的一番话使略有顾虑的黄柏青收下了信封。

一年后,黄柏青收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大额贿款。由于帮助时任经贸委副主任张某出具立项批文,黄柏青得到了200万元感谢费。虽然有点担惊受怕,但当时急需用钱的黄柏青仍将其收入囊中。

据黄柏青交代,在其担任惠州市经贸委主任、惠州市副市长、省水利厅厅长的23年里,在平时及逢年过节收受省水利厅、省属有关企业、惠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与社会老板贿赂、礼金近2亿元。对于每一笔账,黄柏青与妻子陈某都默默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年行贿者没有“纳贡”,陈某还会觉得奇怪。

中国公司债市场的火爆

中型房地产开发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RiseSu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002146.SZ, 简称:荣盛发展)所建公寓的数百名业主7月30日在蚌埠市政府前抗议,称他们的新房面积低于宣传面积,地下室漏水,电梯被淹。

但这并没有影响债务沉重的荣盛发展当日发行人民币41亿元(约合6.44亿美元)五年期债券,这是荣盛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发债。由于投资者需求旺盛,荣盛发展将债券收益率定在5.3%。

中国公司债市场的火爆令荣盛发展能够以五年来最低收益率水平发行债券。

深圳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ecurities Credit Investment Co.)固定收益投资部门的副总经理王京(音)称,中国公司债市场越来越像今年夏天崩盘前的股市,已经过热并且充满泡沫。

投资者涌入中国的大型国内公司债市场,这给荣盛发展这样的地产开发商带来好处。由于中国政府放松货币政策以及股市崩盘吸引投资者进入相对安全的债券市场,公司债市场大幅走高。

包括荣盛发展在内的AA+级公司债的收益率为4.60%左右,为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上涨开始前为5.60%。荣盛发展7月发行的五年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5.30%,收益率此后跌至4.99%。

荣盛发展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一度颇受投资青睐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状况低迷,促使更多资金流向被视为避风港的债券。

Wind资讯(Wind Info)的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券发行量总计人民币2,370亿元,较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380亿元增长72%。房地产开发商被视为中国风险最高的企业类别之一。

荣盛发展和其他很多专注于中国中小城市的开发商一样都面临困境,这些城市的房价跌幅最大。2015年上半年,荣盛发展净利润同比下降25%,至人民币10.4亿元。截至6月30日,该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为人民币负15.6亿元。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6月份以来荣盛发展仍通过发行两笔债券筹资人民币59亿元,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

一些观察人士辩称,投资者纷纷退出股市之际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公司债市场,导致债券价格失真。王京表示,如果债券市场能够充分反映出荣盛发展这类公司的信贷风险,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券的收益率不会这么低。

历史沉灰难掩玉-记录几个抗日名将

张自忠将军,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瞪住藤冈……”这是一名日本士兵的口述档案,它记录了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昨天,北碚区烈士陵园管理所主任陈尚利说,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来自南京市档案馆,在张自忠牺牲70周年之际,它首度走出档案馆,现身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将军英勇,吓呆日本兵

这份源自日军《231联队史》的珍贵档案,以日军官兵的亲口讲述,再现了张自忠以身殉国的全过程。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陈尚利说,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为国捐躯后,遗体当天晚上被日军13师团草草埋葬在陈家集(现湖北省襄阳县内)。18日,张自忠的遗体被找到,当医疗队人员用酒精擦洗遗体全身时,看到他全身共负重伤7处,最重的是一处洞穿胸部的炮弹伤。

“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无一退却。”最后,日本飞机一弹未投,盘旋而去。

孙立人将军

新1军军长。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蕰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为榴弹所伤,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取得仁安羌大捷,这是盟军在第一次入缅战争中的唯一一次胜利。1943年率军入缅北反攻,连战皆捷。在两次入缅作战中,孙将军指挥得当,歼灭日军三万三千余人,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张灵甫将军

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戡乱战争时被共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赵登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何应钦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在国民党高层,有人开玩笑称何应钦是“中国第一好丈夫”,这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也有记载。那么这个“好丈夫”到底“好”在哪里呢?何应钦1917年经人介绍与王文湘结为夫妇,二人一直非常恩爱。王文湘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出身贫寒家庭的何应钦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自然对她十分珍惜疼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文湘考虑到何应钦公务繁忙,为了照顾好丈夫,她“于是谢绝一切外务,专心操持家政,何应钦平时喜静不喜动,闲暇时哪里也不去,总是呆在斗鸡闸的家里陪伴夫人,也经常帮助夫人操持家务,整理衣物,打扫卫生什么的。王运来教授介绍说,“王文湘一生都没有生孩子,因此也有人劝何应钦再纳一个小妾,王文湘本人也没怎么反对,但何应钦却一直没有这么做。可能他一辈子只中意王一个人吧。”后来,他们过继了何应钦弟弟的女儿为养女,小女孩与其他的孩子们每天在斗鸡闸玩耍嬉闹,倒也不乏天伦之乐。

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危机5年后爆发

河北赵县的赵大姐愁眉不展,25岁的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她的心里总是压着一块大石头。曾经相过一次亲,女方开口要15万元彩礼,家里拿不出这笔钱。48岁的赵大姐无奈到北京做家政,帮儿子攒钱娶媳妇。

“现在的姑娘太金贵了,开口就是三斤一响。啥三斤?一百元的大票要称上三斤!一响就是还得买辆车,房子就不用说了,哪少得了?!”赵大姐说。

据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了解,河北等地农村近几年彩礼上涨得很快,从五年前的不到十万涨到现在的十五万甚至更高。

不菲的彩礼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娶一个媳妇往往会耗尽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而对相对贫困的男性来说,只有一条路——打光棍。彩礼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光棍村开始出现。

畸高彩礼和光棍村的背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判断,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性别比失衡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性别比失衡呢?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由于移民比例很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121.18。尽管自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

国家卫计委在今年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其后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扩大。

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光棍危机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光棍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

“婚姻挤出”很形象地显示了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刘燕舞在河南、湖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光棍率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逐渐加剧上升。此外,光棍大部分集中在农村,有些贫困山区,甚至出现了光棍村。

姚美雄告诉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男女性别比失衡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所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证实,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的确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

2014年11月的一天,河北邯郸数十名越南新娘集体逃跑。警方侦查后证实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跨国骗婚案。每一个逃跑新娘的背后都是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家庭。这只是近年来不断增多的骗婚案中的一个。

风险还远远不止这些。长期进行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的李树茁提出警告,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

天平为何倾斜

性别比失衡带来的风险巨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回到原点,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原本比较平衡和稳定的人口性别天平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性别不平等,群众生育观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严重。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黄文政说。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选择性别的目的。但是当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出生性别比的畸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人口普查与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出15.7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对出生性别比的强烈影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执行“一孩半”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不再“失踪”的女性

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曾经在江苏北部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

至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更加难以监管。没有任何一个意图堕掉女胎的孕妇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由于终止妊娠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怀孕后被认可的处理措施,孕妇只需告诉医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顺利堕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儿生命的意识依然没有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堕掉腹中胎儿并没有很大罪恶感,更何况是为了性别选择的“合理需要”。

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为2.7亿人次,若加上数量可观的药物流产,总的流产数量令人叹为观止。

针对前文所述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认为,消除重男轻女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难以一蹴而就。而性别比严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他认为,最可行、见效最快的对策是放开生育限制。

在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生命权的个体来尊重。但在具体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有公民权力。而《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

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若不改变,会令中国蒙羞。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