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受贿罪获13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受贿罪获刑13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4月23日在湖北受审时,李春城被控在担任成都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他曾在周永康授意下为人谋利。

李春城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反腐中第一批倒下的高级官员。

李春城案是在2012年12月初被揭开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在网站上说,李春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妻、女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弟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腐化堕落”。

今年3月19日,李春城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此之前,李春城已经被开除党籍与公职。

李春城据信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的亲信。

在调往中央之前,周永康曾长期在石油系统和四川任职。李春城是在周永康任上被提拔为享受副省级待遇的成都市长,并在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前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

周永康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2014年7月29日被指“涉嫌严重违纪”受到中纪委调查,并在2014年12月5日被开除党籍,随后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

6月11日,周永康在天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没收个人财产。

中国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因受贿被判入狱16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中国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企人员滥用职权被判入狱16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中国媒体报道,在湖北汉江中院在公开审判中,蒋洁敏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蒋洁敏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企人员滥用职权,4月中旬在湖北汉江中级法院审理。

蒋洁敏被指在2004至2013年,在中石油集团及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不同职位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透过妻子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

蒋洁敏曾受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蒋洁敏还被指个人及家庭财产及支出明显超过个人及家庭合法收入,差额庞大,但他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加上他在中石油任职期间,出现滥用职权的情况。

与周永康关系密切

蒋洁敏是在2013年9月1日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当时出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并成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而在就任国资委主任前,蒋洁敏曾长期在中石油集团任职,最后离任时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周永康曾经长期在石油行业任职,因此被视为是中国政坛“石油帮”的首领,而蒋洁敏则是“石油帮”主要成员,与周永康关系密切。

周永康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但于2014年7月29日被指“涉嫌严重违纪”受到中纪委调查,并在2014年12月5日被开除党籍,随后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

6月11日,周永康在天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没收个人财产。

网络段子-考古新发现武松日记秦香莲反思

网络奇文,供批判参考——
这年头谈起潘金莲,大家觉得她不淫荡了。毕竟她还没堕落为“官尽可夫的女人”。

这年头论起西门大官人,也不觉得他无耻了。毕竟他玩弄的都是成年女性,还没有堕落成嫖宿幼女的公务员。

这年头谈起秦桧、和珅也不觉得太卑鄙了。因为他们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和现在的裸官相比太小儿科了!

这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这是个诸葛亮三顾茅庐见不到刘备的时代,这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这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时代,这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这是个喜儿赖着要嫁给黄世仁的时代 ,这是个女学生约校长开房的时代……

继曹操墓后,武松墓在山东又被发现,墓内《武松日记》经专家确认为珍贵文物,其中有两段已翻译成现代汉语:

一是《打虎悔恨录》:昨天确实喝高了,竟然连老虎也敢打,真是仗着年轻耍二球,以后喝酒再不能到树林里撒尿了。

二是《晚年反思篇》:现在看,当年拒绝嫂子有些草率,不仅害了哥哥,自己丢了差使、吃上官司,还被逼当了土匪,不值!当年倒不如半推半就应了嫂子,既快活了自己,也不至于白白地便宜了西门庆那孙子,更不至于送了哥哥性命。

继武松墓后,秦香莲日记也被发现,日记全面记录了陈世美考上大学后的成长史,当过秘书做过青年团、妇女等工作,还干过新闻发言人,后来在一个高档会所举行的小范围聚会上结识了从宫里溜出来的公主,然后就经常夜不归宿。起初说加班、后来说单位有应酬无法早回家。

秦香莲日记对当年状告陈世美追悔莫及,搞得自己被送精神病院,包拯也被举报此事处理错误、不讲政治规矩降为科级。虽然包公府反复申明,后经纪委复查澄清是实习衙役和临时工干的,但包大人要负主体责任哦。

秦香莲悔道:当年不如私下给世美说,让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加拿大,买房上学养老,找个商人用银票付款就可以了,他还当他的附马爷,孩子们也有个依靠,可现在落得无爹可拚了。

香莲悔道:只怪我当初太幼稚,眼里不能揉沙子,如果忍一忍让他做驸马爷,小三也是皇家女,我们也有个仗势,哎,说什么都晚了,但愿后人别像我这么傻逼。对不起世美和儿女,更对不起包黑子!

座谈会和论坛主持人最后总结时强调: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中美之间对不同理念的推崇从而导致两国的分歧。

采访途中的一次交通小意外

《泰晤士报》刊登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经济事务编辑埃德•康韦(Ed Conway)文章——“从一次撞车意外看中国的未来”,讲述他在英国财相奥斯本访问上海时采访途中的一次交通小意外:他乘坐的小巴与前面一辆小车追尾。

结果,小巴司机将车停在道路中间,下车后冲着前面被撞的小私家车司机大喊大叫了20分钟。

康韦认为,这一小意外最让人震惊之处,除了小巴司机让交通瘫痪之外,还有警察来了之后也似乎站在小巴司机一边,而依据不过是他开的这辆车更大。

“观察一个国家的道路情况能让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意想不到的了解。德国:快速、高效。意大利:混乱和不大守规矩。法国:抗议农民堵路。大家可能觉得中国的公路应该很有秩序、很受约束、很平等,符合共产主义和孔夫子的理念。实际上,(中国)道路管理却有点类似于丛林法则:在食物链上位置越高,你就越能随心所欲。”

在他看来,“最低的,当然是骑车者和行人。他们每次靠近马路,都把命攥在手中。”

作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公平司法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可能将有灾难性的后果。

五个截然对立的方面

这篇由《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撰写的文章写道:“中美领导人不知道怎么对话。他们就像是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尽管双方都强调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上周的会谈富建设性,我却有所怀疑。因为中美之间的世界观根本不同。我看到五个对立方面。”

五个截然对立的方面是:

1)循环V 线性:中国几千年历史,朝代兴衰更迭。而美国建国不到250年,一直都朝一个方向发展:国家更强,人民更富。如此一来美国政客们认为历史是线性朝前发展的——进步是自然规则。

2)普遍主义V 特殊主义:美国人相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而中国认为适合中国的不一定适合世界,反之亦然。

3)意识形态V 族群性:美国建立在《独立宣言》和宪法基础上,数百万人移居美国后很快就成为美国人并拥抱这样的理念,但是移居中国却不会让自己或孩子成为中国人。

4)个人V 集体:美国领导人强调个人权利,中国领导人强调集体利益。

5)权利V 阶级:对国家的不同态度导致中美对社会凝聚力截然不同的看法。

 

 

杨洁篪将访日希望促成中日韩首脑会谈

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0日透露,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最快于下周访日。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最近两国遭遇间谍事件、南京大屠杀档案材料申遗等问题,中日高层交流仍然在向前推进,关系有回暖迹象。

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日两国正在协调杨洁篪与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事宜。这是杨洁篪2013年由外交部长升任国务委员后的首次访日。

安倍与杨洁篪的会谈如能实现,预计双方将就日中韩首脑会谈、11月中旬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谈等国际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交换意见。

据悉,杨洁篪还将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会谈。

日中政府希望为实现最快10月底在韩国首尔召开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以及其间举行的安倍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双边首脑会谈等创造条件。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方面也希望通过高级别政治对话,让修复关系的动向走上轨道。

在此之前,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

日本外务省10日凌晨发表谈话,此举基于中国单方面的主张,本应中立公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行为存在问题,日方感到非常遗憾。

日本上个月底开始相继传出今年5月以来,中国逮捕了三名涉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后,再传第四名日本人被捕的消息。日本各大传媒周日,似乎还有第五名涉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也已在北京被捕。

有分析人士认为,杨洁篪此次赴日,除了希望促成中日韩首脑会谈及安倍与李克强的会谈之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间谍事件和南京大屠杀申遗成功“灭火”。

安徽芜湖镜一家私人小餐馆发生液化石油气罐爆炸17死

中国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周日(10月11日)中午发布关于爆炸意外的最新调查进展,指发生爆炸的餐馆在8月18日开业,没有营业执照。

消息还证实17名死者当中有14人为学生,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另外3人为成年男性,其中两人为父子;死者主要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爆炸发生在周六(10日)中午11时57左右,安徽芜湖镜湖区杨家巷一家私人小餐馆发生液化石油气罐爆炸,并引发大火。

官方媒体报道指,事故中总共发生过两次爆炸,片段显示事故过后的餐馆内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报道指,该餐馆的灶台在靠近门口的位置,爆炸并着火后,多数食客是为了离火势更远而往餐馆内的小阁楼跑,随后他们在火势包围整个餐馆后无法逃生。

餐馆所在的杨家巷是当地有名的小食街;事发当地媒体报道称,有目击者告诉赶到现场的记者说,事发时正值午饭时间,食客当中有不少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英国政府计划要求房东对房客的移民身份进行更严厉的检查

英国国家统计局说,在截至2015年3月份的过去一年里,英国净移民数量达到33万人,创历史纪录的新高。

英国政府计划要求房东对房客的移民身份进行更严厉的检查,不过反对党工党表示,这可能会带来“大范围的歧视”。

根据这项移民法案,房东如果把房子租给非法移民是犯法行为,有可能被罚款或者入狱。

这项法案称,房东需要对租客通过查看护照或者签证等方式,查看他们的移民身份是否合法。

英国影子内政大臣安迪•伯尔南指出,这个法案会让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对那些有外国名字的租客带有敌意。

伯尔南在《独立报》上发表文章表示,英国已经不是1960年代房东在窗户上展示很多歧视性言语的社会了。

伯尔南还写道,“新的身份检查措施可能会成为当时的‘狗拒绝入内、黑人拒绝入内、爱尔兰人拒绝入内’歧视性言论的翻版,而且采取更加隐秘的方式。这种歧视更难受到抵制。”

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政府方面非常明确指出,新举措希望减少非法移民获得英国社会服务的途径,但绝不是针对那些已经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人。

有关身份的检查必须以“非歧视为原则”,任何有歧视态度的人将是犯法行为。

该移民法案周二将会在英国下院进行辩论。

长期问题

移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争执的焦点之一。另外非法移民通过享受公共服务每年消耗英国纳税人高昂的资金。

几天前,英国内政大臣特里莎•梅警告说,大量移民使得“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不太可能”。

特里莎•梅在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发表演讲指出,英国“不需要”现有水平的净移民(net migration)。她说,移民产生的纯经济好处“接近于零”。首相卡梅伦表示赞同她的说法。

之前特里莎•梅还说,“欧盟的无国界的系统加剧了”今年夏季的移民危机。

 

苹果公司在中国关闭了其新闻应用软件

苹果公司在中国难以应对媒体和网络言论严格管制关闭了其新闻应用软件。

苹果六月上线的新闻应用程序Apple News目前只限美国用户使用。手机注册地为美国的用户在下载了该应用程序后即使在国外也依然可以使用收看该程序提供的新闻,但是在中国的苹果用户的Apple News新闻推送顶端会出现一条错误提示:“现在不能刷新。Apple News在您当前所在区域没有服务支持。”

一则被忽略的新闻-大量冒领扶贫款

一则被忽略的新闻

广西马山扶贫款被大量拨付给不贫困的人——审计署发现,马山县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标准,其中有343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这则新闻用了一句话来定义整个事件“该县扶贫工作推进不力”。很轻的一个词汇:扶贫不力。

那样多的人冒领扶贫款,根本不可能是“工作失误”,唯一的可能就是“勾结”。掌握权力的人,勾结自己的亲戚朋友,大量冒领扶贫款,这毫无疑问是犯罪。权力部门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吧,是渎职,是盗用公款;冒领者属于贪污公款。怎么能用意个“工作不力”就蒙混过关?

并且,为了掩饰犯罪,马山县2014年度将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农村扶贫标准2736元的608户、2272人认定为脱贫。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欺诈了,属于伪证罪。

新闻中,没有看出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惩罚那些权力机构、那些冒领者。扶贫款被贪污,全国几乎所有的扶贫款都被输送、被冒领的情况。而大家对这种现象似乎无可奈何,然后就默认了。大众成为了扶贫款被贪污的共犯。

大家对青岛38元大虾愤怒,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有可能哪一天也被宰客;而扶贫款,大多数人认为与自己无关。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符合条件就应该得到救助。或者说意识到了,但也无奈。

我曾经在河北一个贫困农村调查过,该村大多数人都应该得到救助,但却没及个人领到过扶贫款,一次都没有领到过。文他们原因,回答竟然是:“咱不认识县里的头儿,不可能轮到咱”。这属于“默认腐败”模式。

中国每年的扶贫资金有多少?这个数字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关注。国家有关机构也不愿意向社会公布。查阅网上资料,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为主干,综合其他零星信息,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中央财政每年的扶贫款在1800亿元以上。如此巨额支出,没有一个细账向全体纳税人做个交代。当权者层层瓜分,近2000亿就出去了。

几乎可以断定,任何一个县的任何一笔扶贫款,都存在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人被查处。最多是某个贪官因为其他问题而垮台后,顺便揭发出其众多罪行中一条是挪用扶贫资金。

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转载】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撤职的经历——打破教育垄断,引进民间教育

人物: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 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 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 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8年因与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职。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 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回答读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1988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如果是校长我会留住陈丹青

记:在大学教育界,今年的确出了不少震动的事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刘: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

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

记:“文革”之后,您为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三十年,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大学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

记:大学校长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您认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刘: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者: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不做官或离开武大?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

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记者: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记者: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记者: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 ——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记者: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1979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着我也比他多。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1985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记者: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发生过冲突。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记者: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

出路在于改革教育部领导体制

记者:用什么办法能够对教育界起到强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机?

刘道玉: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从源头改起——从教育部领导体制改起。关键是教育部要放权,大力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再维持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了,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通过控制、分配资源来领导全国教育了。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一旦上面决策失误,就是从上到下全局性的、长远性的,上面决策错了,下面跟着执行就要跟着错么。如果是大学独立办学,你上面错了,下面可以不执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加了那次会议,那个文件就是强调要放权,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实行。美国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但是美国就没有像中国这种教育部。美国于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教育信息统计,为全国提供信息;二是监督制衡教育公平问题,其它都不管。中国呢,教育部的权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一切资源,这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须放权,从招生、科研计划、教学计划、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设、评奖……统统要放权,有的是放到重点大学——你看哈佛、耶鲁,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归教育部官员管吗?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权之后,国家教育部就是制订法规,制定宏观政策,负责监督制衡。

记者:当局或许担心这会危及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门改得了的。

刘道玉:是的。有个记者就对我说:“教育现在成了中国最保守的一个领域,甚至比科技体制、比文化体制还要保守。”科技、文化体制也都放开了,可教育体制迄今一直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转。说起来这真算荒唐的笑话了,连大学生在校可以结婚,教育部也发个文。有宪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该管大学生结不结婚吗?你凭什么管?还发了个“幼儿园管理”的文件,国家教育部管幼儿园!由于它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管教育,所以一举手一投足就错!

再比如招生,只给大学5%的招生权,自己控制95%!北大、清华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吗?规定他们对5%的学生,“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这要你教育部管吗?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要谁不要谁,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国家管不着。还要规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说到底,教育部要放权,照老子讲的“无为而治”。否则,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

其次,要实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热爱教育、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现在大学办得不好,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虽然他们很辛苦。我就公开提出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同时,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不能给他规定任期,规定行政级别。只要他干得好,教授们接受他,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时间短了,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他干了13年,是干得最好的。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教过一节课,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

要做一个职业校长,当完全的、整个的校长,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的校长”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还想着情人。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又要当校长,又要参加人大、政协,又要出国开会……还要带研究生——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你校长带研究生,申请基金、申请成果,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当了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个人认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值得献身的事业,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

第三点,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虽然不能搞运动,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要花大力气。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乱世必用重典,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 “鱼”“渔”和“渔场”

记者: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去搞民办学校,是怎么考虑的?

刘道玉: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义;我的某些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他总想变,追求完美,追求终极的关怀、终极的价值目标。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

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现实的利益、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没有办成,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国家有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大学要求“严加控制”——上面要“严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尝试,都没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后来没办法,去办民办中小学。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创造教育”的,实行“创造教育”需要从幼儿开始,趁思维还没有定型,就要培养创造性。这所学校办了六年,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表了很多文章,我还写了一本书《爱的学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那本书,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包括教育理念、方针、方法、校训、学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一主二辅三结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

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私立中小学热”,现在垮了80%。为什么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一校两制”,要他们打着自己的“公立重点学校”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搞高额收费。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几年之内,武汉市乃至全国,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

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也很艰难。现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现了所谓“独立学院”——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私生子”: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重点大学出招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空间就又被打压—— 他们总是打压!

与国外联合办学,卡得非常严,得教育部批准,外资轻易进不来。依我看,50年内,甚至100年内,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是不可能的。

记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现在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知识,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这句话的思路,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是有用的。但我认为,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渔场”——提供让他们自己在“捕鱼”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致使“渔场”无法扩大。不知你怎么看?

刘道玉:有道理。你这个“鱼”、“渔”和“渔场”的比喻,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像我吧,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锺情,但我如果没有“渔场”我能干什么呢?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渔场”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柏拉图,罗素,杜威,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就能自己办学,中国早期的教育家,也能办实验学校。

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他是晋商的代表,很有头脑,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家长要看升学率,学生也要看升学率……

记者: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写了个小册子,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

刘道玉:最后他无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你不被招安,就没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不办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参加讨论,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怎样救教育?怎样救中国?
(文章摘自亚洲新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