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在2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比如说2001年9月10日，我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推进自由主义。在柏林墙倒塌、种族隔离结束、邓小平在中国进行改革之后，一套价值观似乎正在前进——民主、资本主义、平等主义、个人自由。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民主的传播被停止，然后又被逆转。中国、中欧、东欧以及其他地区的威权主义者掌握了权力。我们陷入了民主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了。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权威主义者找到了上帝。他们使用宗教符号作为民族主义的身份标志和战斗口号。他们通过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将群众团结在他们身后。他们重新定义了全球辩论：这不再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争论；而是西方精英的道德堕落，与传统价值观以及本国善良普通人的优越精神之间的争论。
在现实宗教的吸引力似乎在减弱的时候，21世纪正在变成一个跨越全球的圣战时代。
习近平是这种披上精神外衣的威权主义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对革命前的中国不屑一顾。但习近平的政权却不遗余力地拥抱旧习俗和传统价值。中国问题学者欧麦高(Max Oidtmann)说，这个国家正在限制独立宗教实体，同时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信条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上周，中国政府下令抵制“娘炮”明星。这些长相精致的男明星表现出温柔的气质，他们被指责令中国的男子气概变得女性化。这只是文化战争的其中一场，旨在说明该政权如何保护中国免受西方道德败坏的影响。
该政权自上而下的道德民粹主义正在产生影响。“当今，传统主义在中国百姓以及知识分子和官员中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在2018年写道。中国互联网现在显然充斥着对颓废的“白左”的攻击——这个词是指受过教育的美国和欧洲进步人士，他们是女权主义和LGBTQ权利等等的倡导者。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其他地区的威权主义者也在玩类似的游戏。长期以来，普京一直将自己与伊凡·伊林(Ivan Ilyin)和尼古拉·别尔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宗教哲学家联系在一起。在为乔治城大学伯克利中心(Berkley Cente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撰写的文章中，德米特里·乌兹拉纳(Dmitry Uzlaner)写道，该政权将自己塑造成“基督教价值观的最后堡垒”，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义道德混乱。
文化战争也在那里全面展开，政府限制互联网，试图限制堕胎，放松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实施亵渎法，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支持“非传统性关系”的信息。
甚至在美国和西欧，想要成为威权主义者的人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国际事务学者托拜厄斯·克里默(Tobias Cremer)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运动中，许多所谓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虔诚。
他们受本土主义和反移民态度驱动，然后抓住基督教的象征，把“他们”和“我们”分开。例如，在德国，激进地宣扬其基督教身份的极右翼团体在真正有宗教信仰的选民中表现不佳。
在另一篇为伯克利中心撰写的文章中，克里默写道，美国右翼极端分子“在集会上展示基督十字架，在他们的米姆中使用十字军形象，甚至可能寻求与保守的基督团体结盟。但是，这些使用并不是关于今天美国绝大多数教会所奉行的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普遍的和日益多样化的耶稣基督信仰。相反，在白人身份中，政治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一种白人的文化身份标记和象征，可以与维京人的外表、邦联旗帜或新异教符号互换”。
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威权主义者自然激起了反宗教的反弹，这些反对者将宗教与威权主义、本土主义和普遍暴力联系在一起。在过去几十年里，欧洲和美国的世俗主义空前高涨，但是恶性文化和精神战争并没有减少。
伪宗教威权主义者提高了道德风险。他们表现得好像个人主义、人权、多样性、性别平等、LGBTQ权利和宗教自由只是西方道德帝国主义的最新形式，是社会和道德混乱的前兆。
我们这些站在西方自由主义一边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与之斗争，以表明多元化是颓废的反面，它是一种精神丰富、实际有效的方式，可以提升人类尊严，并运行一个协调的社会。
作者David Brooks自2003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是《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和《第二山》(The Second Mountain)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