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不断遭受其竞争对手特朗普总统的攻击，“对华软弱”一直是拜登力图摆脱的标签。那么拜登如若当选，是否真的会对中国“软弱”？拜登政府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除了拜登本人的表述外，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他身后的“中国问题智囊团”上管窥一斑。
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拜登的“中国问题智囊团”主要包括以下成员：
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布林肯与拜登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两人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时期。自那时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臂膀。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安顾问，并在2015至2017年间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还是一家为企业提供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的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的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建议。目前，布林肯已从这家公司暂时离职，进入拜登2020竞选团队，任高级外交政策顾问。
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沙利文也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接替布林肯担任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此之前，他是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也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幕僚长。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曾被视作希拉里如若当选后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
苏珊·赖斯（Susan Rice)。赖斯是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关键同僚。她在2009年被奥巴马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于2013年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赖斯多次就外交议题炮轰特朗普总统、声援拜登，也曾一度是拜登所考虑的竞选搭档人选。
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鲍威尔曾是奥巴马的亲密幕僚，从奥巴马担任参议员时期便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并在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时担任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后因在采访中称希拉里是“怪物”而在批评声中辞职。2013年，奥巴马任命鲍威尔接替苏珊·赖斯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坎贝尔在2009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离开国务院之后，坎贝尔成立了一家名为The Asia Group的咨询公司，为有意进入和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战略和商业建议。
伊利•拉特纳 (Ely Ratner)。拉特纳目前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执行副总裁和研究主任。他于2015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于2011年至2012年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他也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与拜登共事。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拉特纳为拜登的竞选提供“非正式的外部建议”。
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多尼伦曾在2010至2013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和他的兄弟麦克•多尼伦（Mike Donilon）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辅佐拜登。麦克•多尼伦目前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首席策略师。
从履历来看，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几乎全部来自奥巴马政府。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为（David Firestein）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团队里的人很多都是原来奥巴马团队里的，他们对中国的根本看法和特朗普政府是相当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变化。”
*反思“对华接触政策”*
来自奥巴马团队的这些拜登中国问题顾问也几乎都是奥巴马时期“对华接触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自尼克松时期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共同践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基于一项基本假设：如果美国加深和中国的商业、外交及文化往来，并努力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中国就会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改变，比如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更遵守国际规则，参与公平竞争和国际合作，等等。
虽然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也曾在这套假设之上运作对华事务，但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外的行为惊醒了这些外交政策届资深人士，他们开始更多地意识到中国正与他们的设想背道而驰。再加上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对于这些基本假设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华接触政策”提出了反思。
库尔特·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2018年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届多年来一直高估了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既往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国的错误期待，并没能促使中国做出美国所希望的改变。他们呼吁“摒弃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杰克·沙利文和库尔特·坎贝尔2019年在《外交事务》上谈论如何与中国既竞争又共存时写道：“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不辞而别地结束了。”他们呼吁放弃过去对中国的“浪漫想法”，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安东尼•布林肯2020年7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上承认：“越来越多的跨党派共识认为，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不冷战、不脱钩*
虽然对“接触政策”有所反思，但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普遍不赞同所谓“新冷战”和与中国“脱钩”的说法。
伊利•拉特纳今年8月在保尔森研究所的访谈中表示，美中两国不会走向冷战。他认为，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国和美国现在有更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国也已经融入国际体系，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在两个集团之间选边站。他提出，应该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与中国竞争，而不是重演冷战式的全面对抗。
安东尼•布林肯九月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上说：“我认为，像一些人提出的那样，试图完全与中国脱钩，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最终会适得其反。”
沙利文和坎贝尔则认为，美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胜利或彻底失败的最终状态，而是应该寻求一个两国共存的稳定状态。他们强调，“冷战思维”会让美国失去长远的竞争力,单纯强调“遏制中国”是行不通的。虽然美国曾希望通过接触来根本改变中国的想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以为转向竞争就能达到接触政策所没有完成的目标，甚至迫使中国投降或是崩溃，也会有类似的风险。
*从“改变中国”到“提升自身竞争力”*
在不走向冷战，不完全脱钩，但又要对既往的“对华接触政策”作出修正的思路之下，拜登的智囊团所提出的应对中国之策呈现出一些共通性。
首先，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应将战略关注点从“改变中国”转移到“提升自身竞争力”上。
伊利•拉特纳2018年在《外交事务》上写道：“美国亚洲战略的指导方针，应该是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中国，也不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好。华盛顿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与行为。”
托马斯•多尼伦2019年6月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与中国竞争的错误手段。他写道：“防御性保护主义应对不了中国的挑战，只有国内复苏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表示，美国需要的战略不是仅仅依靠改变中国的行为，而是让美国做好竞争的准备。比如 ，他认为应对中国科技挑战的最好方式是加大对美国技术发展的投资，接受更多有才华的移民，而不是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杰克·沙利文今年6月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讲话时表示，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
*恢复盟友关系与国际领导力，主导国际规则的建立*
其次，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应该抛弃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原则，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力，这不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也是应对中国的关键。
布林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提到，中国一直以来将美国所拥有的联盟视为美国的核心力量来源，而这“正是中国不曾享有的”。他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联盟，尤其是在亚洲，正中中国下怀。此外，他还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国际组织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以抢占美国的利益，而美国自行放弃领导地位，为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曾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也多次撰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这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虽然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国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继续加强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主导改革，确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还需要借助这些国际组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
杰克·沙利文和库尔特·坎贝尔曾表示，美国需要和盟友与伙伴一起制定科技、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从而留给中国一个选择——要么达到我们的水平，要么就得在国际体系中接受一个比现在低的地位。
拉特纳则建议在5G等高科技领域加强与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盟友的协调合作，确保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并制定技术规则，来巩固抵抗北京的筹码。
*将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
美中竞争也涉及到两种价值观之争，拜登的智囊们认为，赢得价值观之争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抵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输出至关重要。多位拜登的中国问题智囊表示，拜登政府会将人权问题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上。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现“民主的衰退”，而中国正试图利用这一点，“为我们自己的麻烦火上浇油”，因此，美国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角色。他说：“如果我们在国内复兴我们的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首先重振我们与民主国家联盟，这将为我们的行动奠定基础。”
坎贝尔2019年10月在CBS的一个访谈上表示，美中之间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并不一定是传统冷战式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他说：“如果我们走遍世界，到处反华，我们将会一无所获。我们需要做的是，支持良好的治理，支持民主制度，支持比中国所提供的更适合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替代发展方案。”
*站在强势地位与中国合作*
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们在着力于美中竞争的同时，也都表达了美中在气候变化、应对疫情、防止核扩散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员和学者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负责，但同时呼吁美国在抗击疫情上与中国合作。这封公开声明的签署者当中就包括赖斯、布林肯和沙利文。
布林肯在谈及与中国的合作时，强调美国应该站在“强势的地位”上与中国展开合作，这需要美国首先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
沙利文和坎贝尔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应该与中国先合作再竞争，应该避免让合作变成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必须准备好“全程竞争”，只在“我们真正有效地设定了竞争条件后才合作”。同时，美国要改变“与中国合作是中国在帮我们的忙”的想法，而是要让中国看到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中国应该尽到的大国责任。
*南中国海、台湾与印太军事*
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问题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个访谈上表示，拜登政府多多少少会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但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的基础是确保自由航行，其参与会是从坚持国际法，以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角度出发。
坎贝尔认为，美国需要让北京认识到对航行自由的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后果。
在台湾问题上，坎贝尔曾表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是最好的战略。
布林肯在CBS的访谈上表示，美中关系多年来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和台湾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他认为，在特朗普政府近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之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应对是“稳定的来源”。他表示，未来应该“恢复这种平衡”。当主持人追问他，如果拜登当选是否会和台湾总统通话。布林肯以“我们看看1月份会发生什么”回避了这个问题。
多位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都曾表达继续“重返亚太”战略的意愿。奥巴马时期制定的“重返亚太”战略曾承诺将60%的美国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
布林肯称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工具。
坎贝尔今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称，美国需要建立一个联盟，将必要的军事能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并将长期专注于中东地区的国家能力转移到亚洲。他说：“美国起步较晚，在实现以亚洲为中心的战略的道路上走了几次弯路，但现在报复性地开始了。”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坎贝尔和沙利文表示，鉴于中国武器的可及范围，美国必须接受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难以恢复的现实，并将精力集中于阻止中国干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自由以及实际胁迫美国盟国和伙伴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这并不需要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军事主导地位，而只需要美军确保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能力”。这可以通过发展“不对称的制衡能力”，以远程无人舰载战斗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导弹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等实现。他们还强调，美中需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减少误判风险。
在一些具体的对华政策上，拜登的中国智囊团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比如是否会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是否会坚持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否会取消对某些中国科技公司的禁令，是否会重返TPP，等等。布林肯在谈及美中贸易时，只强调了拜登政府未来会比特朗普政府更重视补贴和网络商业间谍的问题，力图解决与中国经贸关系中的“系统性问题”。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为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如若当选，他的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事务的气氛和大环境已经变了很多”，所以很难说拜登的政策具体会是什么。他同时表示，虽然拜登在关税和交往方式等问题上会与特朗普有所不同，但其对华政策和特朗普时期相比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美国国会在这三年半中通过很多关于中国的法律，这些是法律，而不是一下就可以改的政策。”
批评人士则指出，拜登的团队虽然现在在对华措辞上更趋强硬，但终究无法摆脱“旧有的思维”。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章家敦认为，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刚当选的美国总统都会在第一年里试图跟中国发展合作关系，即使是特朗普总统在刚当选的头一年，也试图与中国合作，直到习近平未给予对等回应，特朗普才转而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此，如果拜登胜选，我们也会见到一段冷静时期，当北京和白宫都在试图找到前进的方法。但我认为，最终中国会把拜登逼得太过，所以一年左右之后，我们又会回到现在的状态。”
章家敦强调，中国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姿态是美中关系恶化的驱动因，而特朗普和拜登对此的应对最终几乎会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