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星期五(6月15日)， 证监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为期一个月。 “上市公司加强党建”是修订版新加入的内容之一。这项改变被说成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此外，新版本再次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过去几年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的一则报道说，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30多家国有企业于当年改写了章程，“把党（而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狗狗喜欢撒尿划地盘。共产党喜欢到处建个党支部，大概跟狗狗的意愿差不多，”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清涟说。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后，共产党的控制也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道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也纷纷设立了党支部。
何清涟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过去管理经济的经验是“管得越多越糟糕”，几乎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几年共产党对经济管得很多，效果如何，执政者心知肚明。“不过这可能也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使然吧，”她说，“越有危机就越要管。越管就越差，越差就越要管。就这么一种恶性循环。”
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从1994年起步，国家逐步走向市场化；江泽民时代，人们“闷声发大财”，共产主义被束之高阁，企业里的党委书记都成了摆设；胡锦涛上任后，全面推行“国进民退”运动，中国又走上了“逆市场化”的道路，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强调要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党的系统；习近平上台后这些年一直在搞意识形态的强化。
“他的目的就是党领导一切，”夏业良说，“让党的领导人有实权，甚至是有最终的裁判权、控制权。企业经理人反倒是成了为他打工的了。”夏业良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路，执政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逻辑。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想推行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想维持中国的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他希望国企做大做强，让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都能被国家控制，成为“个人的提款机”。“慢慢地，私企就被挤压了，中国最富有活力的那部分就会死亡，或者逃亡，”他说。
何清涟说，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很多私营企业家都开始往外转移财产，“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吴小晖……最后一个个都被抓了把钱拿回去了。”
何清涟认为，所谓的“加强党建”并不能改变国企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现状，也无法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护身符。
“资本家们，你要想清楚一条，并不是你入了党，穿上一身红军服，跟党说，你看我多忠心，他就不查你了。他要查你的时候，照查你不误，就看你撞上哪一个枪口，”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