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库大跃进
黄严忠 | | 2015-09-28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智库大跃进。政府、大学以及非政府组织纷纷加入到建设智库的大潮中。现 有的智库纷纷提出改革计划，而新的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月就有至少十家智库成立。除了大学智库，许多这些新智库附属于中国国家旅游局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凤凰新媒体这样的传媒集团。据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观察，如今“各个单位都建立智库，所有大学都建立智库”。据报道，甚至一些主要研究历史和考古的学术机构都力求向智库转型。
这场“智库热”始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的担忧。虽然中国有超过 两千五百家所谓的“智库”，其中仅有426家进入《2013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仅有6家跻身前100名。一方面，国际声誉不高被认为大大削弱了中国向海外投射软实力的雄心；另一方面，中国智库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迅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决策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正如王辉耀和苗绿在《大国智库》一书中所言，智库缺乏有效性要为经济政策领域较高的决策失误率（30%）负责。根据一项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上的研究，2001至2014年间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目标、进程及战后重建的主流预测大多与今天的事实相去甚远。
中国缺少有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的智库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式智库管理体制造成的。中国在上个 世纪50年代引入该体制，将当时仅有的几个智库内置于党和国家的机器当中。智库中的研究人员除了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之外与其他部门的政府雇员没有任何区 别。
自90年代起，政策研究和讨论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开始远离正统意识形态说教，转向实证和中立的分析。然而从组织架构的角度看， 大多数智库仍然属于政府编制机构管理，由国家掌控他们的研究经费和管理。比起非政府智库，政府智库有“内参”和专家咨询这样的渠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一定特权。
但他们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只能研究政府指定的课题，通过研究成果来传播、支持政府的政策倡议（偶尔非正式地检验政府的政策偏好）。政府智库公开批判政府政策极为罕见。这不仅造成了一般民众对中国智库缺乏信任，而且—正如我和易明上周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缩小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政策建议的范围。
相比政府智库，中国的大学智库在研究和倡导方面有更多自主权。但因为这些大学本身也是国家举办，大学智库在与独立法人签约和聘用研究人员受到很多限制。同时，这些智库传统上对“纯学术”的强调和中国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也削弱了政策建议的可行 性，并限制了他们把建议传达给决策者的渠道和机会。
在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背景下，这种向上的政策影响模式意味着中国智库没有强烈的激励或自主权来向公众普及、推广政策想法。也正因为如此，领导人“批示”智库报告的频率几乎成为衡量智库表现的最重要标杆。在许多研究机构，内参和报告得到领导批示的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现金计件奖励。在一些智库，据说领导批示还可折算成论文。
另外，政府智库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给独立智库留下什么发展空间。由于较高的准入门槛，许多很有抱负的非政府智库只得注册为非盈利咨询公司。目前中国只有5%的智库被认为是民间举办，而《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排名前三的民间智库没有一家有全职常驻的研究员。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发展“新”智库，但目前为止尚无举措真正去解决那些 阻碍智库独立、多元化运行的根本性制度问题。
有报道称，一些事业单位智库甚至想借“智库热”的机会转型成政府智库。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智库的运营环境朝着不利于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智库对政府的持续依赖。马列主义重新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主要智库得到高举成为正统意识形态。 在中国大学中也是如此，政治正确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考量。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目前的智库建设运动并不能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反而更像是一种“进一步羁靡广大政策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根据《财经》报道，首批被确认的十家“国家高端智库”可能归属中宣部社科规划办管理。
与此同时，正在兴起的反智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智库在政策制定和国际交流中的可信度和有效性。2013年，尽管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一部号称是中国军方智库制作的纪录片提醒政治和军事官员警惕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颠覆意图。一位初中教育水平的青年博主近期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该文“揭发”了美国对中国的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文化冷战”，指责美国歪曲中国历史，甚至制造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智库专家站出来驳斥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谬论。
尽管如此，中国其实并不缺少有专业知识、正直品格以及国际认可的智库学者。中国最好的智库在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制定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的角色。但正如王辉耀和苗绿在他们的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智库最大的危机在于公信力危机。
与其把重点放在向智库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建立更多智库，政府应当对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智库独立和多元给予更多关注，从而激励学者和智库提高政策研究质量，让他们的声音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一哄而上地建设智库可能会强化竞争，大浪淘沙留下最好的智库发展壮大，但如果没有对“党有、党治、党享”这一深层 制度结构的改革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则会像大跃进时期（1958-1961）人们纷纷在自家后院架起炼钢炉那样，浪费了大量资源却只能产出一堆废铜烂铁。
作者简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