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屋》程乃珊专注于上海题材的“口述实录”

新民周刊（原载）  撰稿/张晓春 陈怡雯

   当年因为写出小说《蓝屋》而驰名文坛的作家程乃珊，如今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上海题材的“口述实录”，为此，在她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趣的上海老先生与老太太，他们是老上海的见证。程乃珊结束了为上海青少年所作的《我与上海》的专题演讲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大舞池，大概只有上海这座城市才能跳出耐人寻味的探戈神韵。而用文字来捕捉、描绘并解读这样的韵味，程乃珊可谓高手。这一方面源于她的家族百年来在上海的积淀，使她能够将自己所熟悉的上海生活表现得活色生香，而不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上海的外来移民，对上海作一番戏剧化的旁观。
    另一方面，程乃珊当年跨越上海西区与东北角地区的教书生涯，又使她能够将“老克勒”和“小市民”建构成上海最为生动的探戈舞步的两个层面，表现他们的追求和奋斗、生存和变迁，尽管不可能像一些学者那样富有学术层面的探究，但更具有现实的生动性以及历史的延续性。在程乃珊的笔下，无论名太名媛，还是里弄众生，都表现了上海人在百多年历史风尘中的迂回展步，不离不舍，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和现代的亮点。
　　城市与都会
　　新民周刊：经常听到您用“都会”来形容上海，为什么不用“城市”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程乃珊：我觉得，城市这个名字其实是空的，它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所以都会和城市是不同的，我们全中国现在可以说有两个都会，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我们大城市有很多，但大城市和都会是不可以画等号的。都会永远能够创造一种时尚，都会创造的时尚是可以让其他城市来fallow(遵从)的。大城市可以面积很大，人很多，而都会面积不一定大，但它永远可以创造一种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真的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都会里的建筑
　　新民周刊：自从你的小说《蓝屋》问世以后，我发现您对建筑，特别是老建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近年来“蓝屋”的原型，铜仁路上的绿屋受到媒体的关注，这除了因为社会普遍关注财富，继而关注当年承载了财富与身份的老房子外，应该说，你赋予绿屋的描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程乃珊：在电影里有时会看到有人拿着烛灯到古堡去，大声问“有人吗？有人吗？”我完全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几代人住过的房子，一定会产生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氛围。建筑是人与时空的对话，其中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留下来。有一个地产商说他仿造上海以前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造了一幢别墅，让我们去参观。这个别墅完全是按照衡山路、华山路上的洋房造的，但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想想这个别墅太新了。一个好的花园洋房外面一定要有爬山虎，墙壁上还要长有青苔，这样的老洋房就有味道了。新造的好看是好看，但没有味道，缺少一种历史的痕迹。所以我很喜欢去参观名人的故宅，我会发现那房子里留有前人住过的一些痕迹。城市建筑就是一个城市的外观。我从小就喜欢看老房子，可能我自己也是在老房子里长大的。每一栋老房子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造这个房子，应该都是有历史的。
　　新民周刊：就比如“蓝屋”吗？
　　程乃珊：是的，不过它不是蓝色的，而是绿色的。在上海铜仁路333号。它外面是由绿的贴面砖砌成的，通常上海人叫它“绿房子”。
　　绿房子的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京西路，经常路过绿房子。我常看到在“绿房子”四楼，有很多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将唱机放在阳台上放音乐。听家里老人说，这幢绿屋的主人叫吴同文。“文革”开始以后，吴同文和他的小老婆一起在这里自杀了，房子的玻璃都被打碎，大字报从四楼一直贴到下面，风吹雨打，变成一丝一丝的，周围的邻居说这栋房子晚上会闹鬼，听到有哭声，叫人寒毛凛凛的。后来很巧，1970年代，我结婚了，我先生来自这个房子里面，他是吴同文的外孙。
我的先生告诉我，吴同文念过很多大学，毕业文凭一张也没见到。但没有大学文凭，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本事，没有文化。
1932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吴同文有种预感，觉得中国这场仗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他就开发军绿色颜料，结果绿色为他挣了很多钱，绿色颜料后来几乎由他垄断，只有他的公司才能生产绿色颜料，所以他觉得绿色是他的lucky colour，他的宝马车也是绿色的。等他钱挣得差不多了，他想造一座自己喜欢的房子，他就找来邬达克。
    邬是一个建筑师。吴同文之所以选这个地址，是因为当时的北京西路叫爱文尼路，而与之垂直的叫哈同路，这两条路的路名中正好嵌有他的名字，所以他的门就开在今天的北京西路和铜仁路交界的地方。他对邬达克说：“我要的房子是上海独一无二的。”当时，上海的花园洋房很多都是西班牙式的、英国乡村式的、德国式的……他说他的房子要很时髦很现代的。因而邬达克就给他设计了这座房子，阳台上没有柱子，这在1930年代时是非常现代的。邬达克对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房子再过50年，也是最现代的。”房子在1938年完工。当时的《上海日报》将它称为“远东第一豪宅”。总共四层楼的房子还配有电梯，它是上海私人房子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门是弧形的，整栋房子是圆的，圆的被认为可以化解凶险。另外，电梯门不是金属的，而是木制的，显得很豪华。
　　吴同文有两房太太。大太太就像终身制，而小老婆就像合同工，什么时候不要就不要了，所以几乎所有的小老婆公关手段都特别高明。大太太的所有子女都说二太太比自己的妈妈还要关心他们，连佣人也说：“大太太脾气大，二太太客气。”
“文革”开始，1966年8月23日抄家，吴同文大概在9月份没到就自杀了，可能因为他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种事，红卫兵斗他斗得太厉害。自杀其实也看得出文化，这是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吴同文自杀时，他的二太太煮了一壶咖啡，他们每人一瓶安眠药，咖啡中搭安眠药是没法救的。吴同文西装是不敢穿了，他穿着人民装，手里拿着“公安十六条”，即“要文斗不要武斗”。姨太太则穿一身中装，化了妆，两个人手拉手去世了。到发现的时候两人的手拉不开了。
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我走过这房子时，发现房子已经全部装修好了，像一位醒来的“睡美人”，很漂亮。我很想知道是谁装修的。我先生进去后回来告诉我，里面住着一位台湾建筑师。
我说我一定要去见见他。我去了，这个建筑师看了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程乃珊？”我说：“我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啊？”他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是你《蓝屋》里面的顾传辉啊！我回来了。”我非常惊讶。我为《蓝屋》主人公取的名字就是顾传辉，而他的名字居然与我小说里虚构的名字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是光辉的“辉”，而他是“晖”。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上海人，父亲是飞行员，他生在台湾，后来自己学建筑。1990年到上海，无意间看到这绿房子，他觉得这与他看到的其他房子完全不同，这座绿房子是完全超现代的。他就通过很多途径，将这个房子的租赁权拿了下来。并将它整旧如旧。
所以我说都会永远有那么多传奇。我曾问顾传晖，怕不怕房子闹鬼，他说：“不怕，如果他们两个人出现，我就请他们坐下来，听他们讲讲绿房子的故事。”
　　都会里的人
　　新民周刊：最近，看到您写的文章里有很多老上海人的故事，这些人是怎么进入你的视野的？
　　程乃珊：我有个特点，会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就喜欢到处找一些上海的老人，让他们讲他们熟悉的上海的故事，所以这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有时候一些朋友、读者会很热情，打电话来告诉我：“有一位某某某，他知道很多很多上海的故事，你快去问问。”所以我女儿老是笑我，她说：“妈妈，你不如到养老院去工作算了，那儿都是老头老太，你慢慢去问好了。”但是我就觉得这里确实包含很多历史，他们有对历史的直感。
　　新民周刊：前面您说，城市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那么，在您寻访的老上海的故事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都会人的故事呢？
　　程乃珊：当然有。巴黎有句话说的是：“巴黎街头掉下一块砖头，说不定砸到的就是一个艺术家。”那么我说上海街头要是掉下一块砖头，砸到的人一定是somebody，是有点来历的人。上海马路上有来历的人很多很多，真人不露相，大隐隐于市。我认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故事真的很感人。老先生今年89岁，老太太94岁，我和他们现在成了忘年交。也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每天有一对老夫妻都到同一家饭店吃饭，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就去了，于是就认识了。
李先生和他太太的故事李太太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的女飞行员，她在1936年就去学开飞机了，当时有个“中华飞行社”，就设在今天延安中路和陕西北路的转角上。无论是谁，只要付了钱，报了名，就可以学。上海的1936年就已经不是学开私家车，而是学开飞机了。
我们写文章的就有个缺点，老是将一个平凡的事放大、人为拔高。我说：“李伯母，你是不是当年看到中国面临日本侵华的威胁，所以要学开飞机？”李太太说：“什么呀！当时我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事的。”我说：“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学开飞机？”她说：“地上行的东西我都会驾驭了，骑自行车，骑马，驾驶汽车都会了，但空中飞机不会开，就去学了。”她还告诉我一个骑马的细节。她说：“骑马，两个脚一定要夹住马的肚皮，如果夹不住，马就不会听你的操纵。但我老是夹不住马肚皮，教练就把我的皮夹打开，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我的脚和马肚中间。教练要我用脚夹住这两张钞票，如果钞票掉下来，就归他了。这一招还真灵，我拼命夹住了马肚皮，后来就真的学会了。”这一个细节我将它写进了文字，编辑们说我怎么想得出的，我说这不是我想出来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李先生当年是现在所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他就读于著名的华同公学，也就是现在的晋元中学，整个学校是“和尚学校”(男子学校，该校毕业后可以直升圣约翰大学三年级)。这所学校在毕业前有个传统BALL(毕业盛会)，参加盛会的有校董，社会名流，各大企业的高层等。大企业往往在盛会上趁机考察学生们的行为举止，然后招募自己中意的员工。李先生人活泼，是盛会的主持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他就被当时的加拿大驻上海的电台相中，做电台英语播音员，每天晚上8点到12点，主持一档向西侨和洋派上海人介绍最流行的好莱坞流行歌曲的节目。
李先生主持栏目时，每天晚上12点有个女孩子会打电话进来，要点《玫瑰人生》。
有一天，老板跟他说明天有几个人来参观，那个打电话来点歌的女孩子也会来。他非常担心，心里想，要是人家女孩子长得漂亮也就算了，如果很难看，自己不愿跟她交往，会很伤女孩子自尊心。历史无论如何变化，主题是一样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现在也有，像网友见面。新上海，老上海，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最后，他看见那个女孩很漂亮，才心定了，但又咯噔一下产生新的担心，因为那个女孩高他半个头，还大他5岁。但他们还是恋爱了。
李太太(当年还是小姐)说要学开飞机，李先生就去打前阵，到飞行社去考察。一看啊，40个学员有38个都是很帅气的男孩子，余下两个就是自己的恋人和一个姓杨的女士。杨女士即杨瑾豫，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人血战长空，在作战中牺牲。而李太太拿到飞行执照，就回家做太太了。飞行社大多数教官都是外国人，在一个英武男性为主的群体，李先生担心自己恋人花落人家。当时是在大场飞机场上学，李先生每天早上5点送恋人到机场，他就是要告诉其他人，她已经名花有主了。这样李太太也很开心，觉得他很体贴。
李先生对我说：“别看她比我大5岁，在日常生活中比我小15岁都不止，她不懂事。”可见李先生心智非常成熟。他还说：“我太太这个脑子很新的，你们谁的脑子都没她的新。”我说：“是的啊，1936年的女孩子已经想到去学开飞机了，她的脑子不新谁新啊？”没想到他说：“不是的，她嫁给我之后，她脑子一动也没动过，脑子没用过，所以是崭新的。”这种幽默，我真是服了他了。所谓的绅士并不是穿西装，戴领带，而是一种品行，修养，绝不是靠外貌包装的。
其实，在这对老夫妇恩爱的背后，有非常悲惨的故事。真正大都会的品行表现为很大气，不会被生活打倒。他们的婚姻很幸福，结婚66年也“吵”了66年，老先生认为好的夫妻就是要“吵架”，“吵架”其实也是一种沟通。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大儿子毕业于第一医学院，小儿子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今年也要63岁了。但是大儿子29岁时于“文革”中自杀。他是广慈医院的医生，我说过自杀也是能体现文化和修养的，他跑到心电图室，将心电图仪器套在身上，电源一开，“啪”就走了，走得干净潇洒。
    当时社会很乱，李太太要李先生答应她一件事——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一定不能自杀。李先生答应了她。之后不久，李先生就被抓进牢，关了6年。李太太以前不工作，被抄家后，她只有靠替人家做保姆来维持生活。她说：“学开飞机，不是说我学会了开飞机，而是开过飞机的人，眼界、胸襟会变得很广。无论怎么苦，我心里很笃定，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自杀的。”等到李先生被放出来，打电话听见太太“喂”的一声，发现对方不是很激动，有的只是：“我知道你会没事的。”这真的是老上海的典范。
现在他们每天早晨吃面包和牛奶，中午吃自制的三明治，只有晚上像模像样地到饭店吃一顿。他们说饭店也是一个社会，里面的景象真好看。老先生现在还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高级顾问，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这个公司发到国外的商务信件都要经由老先生之手。
“文革”后落实政策，分给他们一套在浦东两室一厅的房子，但他们用这个换了重庆南路上的一间房，因为他们结婚起就住在这里，已经有66年了，他们看惯了这里的梧桐树。
今年的年初一，我打电话给二老拜年，没人接电话，我想大概是他儿子接走了，可一直到初七，初八，他们家里也没人。我急了，马上到他们常去的那间饭店，经理说：“有一次，老先生在我们店门口晕过去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不过老先生关照过了，叫我们不要去看他，他说过了这关，我们就还在饭店见，但是现在不要见面，因为他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不要人家看到这个形象。”在此，我要说，上海先生不是乔治”阿玛尼的西装穿好，星巴克里喝喝咖啡，这样的上海先生也太容易了。要想锤炼成一个真正的上海先生，就要像李先生一样，经历过很多磨难，荣辱不惊，这样才是一个男人。
后来，李先生的电话来了，他说他已经到家了。我们马上见面，他说他在医院里20天高烧不退，是由于急性肺炎引起的。
我问李太太：“李先生进医院，你心里担心吗？”她说：“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知道他会没事的，因为他答应过我，将来一定要我走在他的前面。”李先生也对我说：“是的，我答应过她的，‘我一定走在你的后面，把你的事情办完了，我再来找你。’”李先生在医院发烧的时候，不断地问别人今天是几号，因为他心里想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无论如何也要陪老太太去外面吃饭。这一对老夫妇我是真的喜欢他们，他虽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什么英雄，但是他这样的素质，着实令人打心里感动。
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它的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人是建筑的灵魂，通过人和时空的对话，使建筑本身有一种灵气。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人，放在一起，一定是上海所独有的。李先生这样的海派，很乐观，很幽默，这全部都是上海水土所孕育的。
　　新民周刊：为了这些老上海人，你就不写小说了么？
　　程乃珊：不是不写，而是往后挪一挪。
现在我的手头有个长长的名单，都是一些老上海的见证人，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我等不及了，我要趁他们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他们叙述的故事记录下来。比如我找到了将“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这个音义译都结合得很好的人。我所做的不是要怀旧，不要一提到老上海，就认为是喝喝咖啡还有旗袍。今天的上海，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时期，而老上海的许多东西是值得借鉴的。
　　新民周刊：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变化巨大，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挑战，公众对本土文化的固有信念本已产生了动摇，你会担心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会背离自己的本意，仅仅成为人们消遣的东西吗？
　　程乃珊：我觉得不会。我们是需要一点声音，希望能有更多的上海人来关心老上海的历史。以前是要求全国化，话要讲一样的，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有个性了，又一下子要卷入范围更大的全球化，这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一直都赞成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提倡讲沪语。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如果让人分辨不出，就很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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