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许诺大家，会开一个逻辑思维的书单，帮助大家学习和建立批判性思维。于是最近几篇公众号文章下面，总有读者催问书单什么时候能开出来。我理解大家的急切心情，但只能老老实实地说：这个书单近几个月内还开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单不开则已，既然要开，就要认真地开，不能只是把一堆书名罗列出来，而要从我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出发，先开列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大纲，再为大纲中的每一项指定参考资料，最好能具体到书单中每本书的特定章节。说白了，我希望我提供给大家的不是书单，而是一门课程的纲要。
在这门课程的一开头，我首先会提出一个问题：“你学了批判性思维之后，想拿它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听上去颇有点“你要自由干什么”的荒诞色彩，但我确实觉得有提请大家注意的必要，因为在我公众号最近几篇文章的留言下面，我发现有些人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用处有他们的独特理解，但我并不赞同。
举两个例子。在我上周三发表的《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字》一文中，我说“谷雨”一词作为节气名，本意是“滋润谷物生长的雨”，但因为汉语的弱语法、多歧义特性，也能解作“从天而降的谷粒雨”。有读者在留言中质疑了这个说法，指出任何语言只要有这种语素合成词，那么在语素层面的歧义都不可避免。我在回复中说，这个“弱语法、多歧义”的评价，不是我自己的发明，而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 Bernhard J. Karlgren, 1889－1978）的判断。这位读者再次回复说，尽管如此，“谷雨”这个词也并不是这个判断的良好证据。我赞同他这条回复的看法，而且非常高兴我的文章能引来这样有价值的讨论，相信对于这篇文章的其他读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另一位读者的留言就不客气了，抓住我上述回复中只提及高本汉之名、没给出参考文献不放，非说我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谬误。我回复说：“你又懂了是吗？高本汉这个判断出自他的《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一书，我现在把这个文献名给出来，欢迎你们去看这本书，自己判断他的说法正确与否。”这里再补充一句：《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初版于1946年，是给欧洲大学生写的汉语入门小册子，其中虽然有部分内容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总体来说仍然非常不错，为我们这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当局者补充了有益的旁观者视角。
这位读者看了我的回复，仍然不依不饶，又回复说：“我自然是没有您懂，但我也不会：1. 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拉权威替自己撑腰，被人指出诉诸权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可是最爱用ad xxxx之类的逻辑谬误来指责网友的）；2. 学会一句“你又懂了是吗”就到处怒怼网友，毫无科学精神——别忘了反问句可是科技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大敌哦。”（其中夹杂的表情符号我已经删除。）很显然，此人试图挑我的言论中逻辑谬误的目的，单纯就是因为看不惯我，而要跟我来一场毫无公共价值的对骂。我只能说：随便你怎么说，你开心就好。
从这个例子能看出来，确实有些人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目的，只是为了怼人，从而发泄某种情绪。我无权干涉这些人的想法，只能说，我不赞同这种狭隘的用法，也不会和这些杠精纠缠。（我能想到，肯定会有杠精，看了我这几段之后又会说：“不纠缠还写这么多？分明就是急眼了。”嗯，我还是那句话：随便你怎么说，你开心就好。）
另一个例子也很典型，来自我另一篇文章《我眼中的连翘和金银花》下面的留言。我在那篇文章一开头说，《环球时报》和观察者网是“在权力的纵容之下败坏简中媒体的两大毒瘤之一”，有读者对此表示不满，从他个人的好恶出发，认为我既然口口声声在强调现代科技思维的重要性，那就应该用“大数据分析”给出观察者网是毒瘤的确凿证据，如果给不出，那就应该学习丁香医生或饶毅，用平和的方式来表达意见。末了还要当一回道德师爷，认为我的“涵养比诸维舟或者还有差距”（维舟是著名的微信公众号作者）。
在这些人看来，一旦你主张批判性思维，那就等于为自己套上了枷锁，一言一行都得符合批判性思维，因此只有他觉得“涵养高”的作者才有资格主张批判性思维，没资格的作者，都得乖乖听他在留言里嘁嘁嚓嚓地嚼舌根，评判这个作者的奶头是不是更大，那个作者的腿毛是不是太多。
不错，我确实没有具体分析观察者网怎样败坏了简中媒体，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确定如果我认认真真写一篇论证的文章，发出来之后能存活多久。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我为什么要当一个老实的傻子，冒这种无谓的风险？第二，只要受过中小学语文教育，就应该意识到我那篇文章论述的中心思想是，植物学的科研和科普本来应该是自立的，无须非要与中医药挂起钩来，开头的文字是顺笔写及，虽然绝非信口开河，却不是文章关键，并非我有兴趣与人讨论的重点，因此我在这些非重点议题上有不接受讨论的自由（当然，同时读者也有对我失望以至嚼舌根的自由，然后我又有对留言里的嚼舌根加以嘲讽的自由）。
我上面啰嗦这么多，用意在于说明，批判性思维只是一种工具，你应该用它来实现你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以工具本身为目的，也不要以你自己的目的作为标尺去衡量其他人，甚至强行要求其他人合乎你的意愿。
那么我自己掌握批判性思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先满足自己在有限的人生内追求知识、理解这个世界的欲望，并尽量帮助其他有同样意愿的人也能满足这样的欲望。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光掌握批判性思维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白，为什么人类社会中会有那么多人缺乏批判性思维，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而就我所知，目前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最好的学派，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史蒂文·平克（Steven A. Pinker）。
平克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多产的科普作家，写过许多致力于普及新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当然我要指出，我还没见过平克本人用过“新达尔文主义”这个词称呼过他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国外社会科学界，“达尔文”三个字普遍还是一种忌讳，“任何讨论，只要涉及达尔文而不是涉及德里达或者福柯，最后都会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戈德温法则’的正确性”（所谓“戈德温法则”是：当一场对立的公共讨论不断扩大化时，参与者最终把对方类比为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的概率恒为1）。但除了新达尔文主义外，我暂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用语可以概括这个学派的本质。（如果您知道更好的表述，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
在平克的众多著作中，《白板》（The Blank Slate, 2002）最为集中全面地表述了新达尔文主义心理学派对于人类心智的基本观点，我因此也建议你把它作为了解平克思想的第一本书。全书篇幅不小，但写得非常有条理。全书共五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是“破论”，全面驳斥了传统社会科学中主流的“白板”论；第三至五部分则是“立论”，从许多方面阐述了新达尔文主义心理学派为人类心智建立的新理论。
所谓白板（the Blank Slate）论，就是说人类心智在刚出生时近乎空白，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可以被后天环境任意塑造，因此人类几乎一切思维、情感和行为都应归结为环境的塑造。平克指出，白板论往往还与另外两种理论交缠在一起，一种叫“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论，认为人性本善，原始人的生活最能体现人性的自然状态，而现代社会的种种丑恶恰恰是现代文化强加于人类的后果；另一种叫“机器中的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论，认为人的心灵（精神、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这三种理论合起来，就构成了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演化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夫妇所提出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式”（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新达尔文主义反对这三种理论。首先，人类心智绝对不是什么白板，人类胎儿的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在遗传基因的指导下已经预先形成了一整套心智程序（或者用比喻来说，已经“布好线”［wired］），因此极大限制了环境对人类心智的塑造能力。其次，由这些先天心理所决定的人类本性，虽然本身并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但它们在原始社会中所呈现出的所谓“自然”状态，以今天现代社会的伦理学来衡量，往往是残暴的、邪恶的；换言之，野蛮人在很多时候并不高贵，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野蛮。再次，人类这些先天心智，绝不是独立于躯体的存在，而只能依赖于物质大脑的活动；不仅如此，从起源上讲，这些先天心智也是通过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过程，经过几亿年慢慢演化出来的。
在《白板》中，平克广泛取材，用很多例子来介绍新达尔文主义心智理论的具体应用。这让《白板》一书常读常新，你总能在其中发现特别贴合于当下时事的评述。
比如3月底上海封城以来，在居民生活物资的保障上出现了大量问题和怪象。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严重短缺，居民即使花高价，也往往只能买到雷同的商品，其中还经常有假冒伪劣的次品。
封城期间，上海市民收到的仿冒龙口粉丝的“龙D粉丝”，其上的厨师形象也是抄袭了康师傅方便面的厨师形象。除此之外，还有“龙匚粉丝”“龙仁粉丝”等其他仿冒品。
对于受过起码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哪怕只是在大学本科时认真学过一门基础经济学通选课）的人来说，这个现象再容易解释不过：本来，上海的生活物资供应是高度市场化的。但是疫情导致了正常的市场经济渠道被人为阻断，专业而优秀的市场参与者（既包括商品供应商，又包括物流供应商）被勒令出场，取而代之的是劣质供应商，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运营经验的外行。说穿了，疫情期间上海的“保供体系”，实际上就是特许经营模式，是被权力高度扭曲的黑市模式。
然而，中国的现状是，很多人（可能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掌握这些基本经济学常识，面对这种特许经营的黑市，只会一味地骂奸商投机倒把，“一切都是资本的责任”。对于这种现象，《白板》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P. Fiske）的调查总结，所有的人类交易活动事实上都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关系密切的人（特别是同一家庭成员）之间共同分享货品，分享者不会斤斤计较得失。第二种是在社会等级中，等级高的人对等级低的人强行索取货品。第三种则是“等价匹配交换”，交易双方交换价值等同或高度相似的货品，并在都觉得公平的情况下建立社会关系。
这三种交易活动大都发生在熟人社会中，支配它们的是人类的先天心理，即使是“野蛮人”也能无师自通地掌握。与它们不同，第四种基本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只有在大型陌生人社会中才能发展起来，并在今天这种面向未来的信用社会中大放光彩。
不幸的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思想经常违反人类先天心理，特别是经常与等价匹配交换思想冲突。等价匹配交换背后的先天心理是，一个物体无论是不是参与交易，都具有真实的、不变的内在价值；不难看出，中国人很熟悉的“客观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就是其中凝聚的人类劳动总量），也是建立在这种先天心理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经济学看来，物品本身并无这种内在价值，只有当它进入交易，才会在某一特定时空下被买卖双方各自赋予主观价值（所谓“主观价值论”）。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交易几乎都要牵涉第三方作为中介，这些中介为市场的正常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劳动理应获得报酬。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如果出于本能仍然坚持等价匹配交换心理，同时轻视中介的劳动价值，就是犯了所谓“物质谬误”（physical fallacy）。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拉德福德（Richard A. Radford）就发现，在二战期间的一个战俘营中，因为每个月战俘们都会从红十字会那里收到一模一样的“大礼包”，但每个战俘的具体需求又千差万别，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交易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几个头脑活络的战俘便甘愿充当中间人，替其他战俘完成交易，并从每一笔交易中获得一点薄利。在市场经济思维看来，这些中间人付出了劳动，理应收取报酬；但其他战俘因为犯了物质谬误，“对中间商的作用，以及他将买方和卖方召集在一起的艰苦工作视而不见；利润不再被看作劳动报酬，而被看作一种狡诈行为的结果。尽管中间商角色的存在无可争议，但战俘们依然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余的”。
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不难发现，上海封城期间，居民团购的商品往往价高质劣，根源首先在于扭曲了正常市场行为的权力。如果像深圳那样，能够保证专业而优秀的供应商继续正常运营，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很多商品也不会有那么高的价格。
其次，在上海封城期间，虽然不可否认一些组织团购的“团长”确实存在以权谋私、投机倒把的行为，但同样还有很多团长，出于正当的市场经济法则，希望稍微赚一点利润。虽然这会导致团购商品的价格进一步小幅上涨，但他们的行为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指责为“发灾难财”。
总之，由新达尔文主义的心智理论，很容易为教育学推导出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教育既不是在白板上作画，也不是让孩子们的高尚之花尽情绽放；教育是一种技术，它是在试图弥补人类心灵先天不擅长的领域。”正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才会让人们在疫情期间犯下物质谬误，诿过于很多无辜的团长，甚至让那些明明被阻碍在特许经营之外的“资本”背黑锅，却让本应遭受谴责的责任方轻松甩脱了罪名。
同样，也正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才会让很多人先天就具备的那种“神圣与禁忌至上”的道德心理在疫情期间发生了病态的放大，为了某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以至任何人“只要如实地指出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必须要权衡折中，那么他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公众会认为他触犯了禁忌”。
写到这里，我可以把我自己学习、并向大家介绍和传播批判性思维的目的讲得更清楚了：希望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时代，不仅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何以如此荒谬的原因，而且能明白这种荒谬出于人类的本性，是教育矫正不够的恶果。我们改变不了世人的愚蠢，但我们可以教育自己，教育家人，从而能够在可能到来的乱世中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因此，我建议你读一读史蒂文·平克的《白板》，这本书虽然不是以批判性思维为主题，但我相信，一定会帮助你发挥出批判性思维的更大价值。
最后要说的是，《白板》这本书，以及平克的其他很多著作，以及国外其他很多优秀的心理学著作，都是由湛庐文化引进的。虽然坊间对湛庐做的书有时候会有所微词，但一点瑕疵，掩盖不了这家公司引入国外心理学家那些真知灼见的重大功劳。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中国大陆翻译引入了国外的大量优秀著作，在我看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翻译运动”（也有人视为清末或明末开始的第二次大翻译运动的新一波），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相信后世的史书会有浓墨重笔。
我甚至希望，将来介绍这段翻译史的专著可以叫做《大译觉迷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