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帝国的技艺》第五章“俄罗斯帝国”第四节“俄罗斯化及其后果”，有删节。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尼古拉二世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俄罗斯化及其局限
所谓俄罗斯化，有好几层含义。一层是使帝国传统上多样化的社会和行政秩序现代化、体系化与同质化。换句话说，向俄罗斯本部看齐。这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另外一层指的是俄罗斯民族对帝国的“接管”，边境各族现在必须向俄罗斯民族表示尊敬，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于它。这指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
俄罗斯化当然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有的，也不是连贯的和系统的，毋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起伏的、有矛盾的、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现的过程。由于帝国管理机构的落后与低效，也由于帝国的王朝特色极为明显，我们也不应该对帝国民族政策的计划性与完整性过于高估。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俄罗斯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赋权式同化。帝国明显想把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变成俄罗斯人，但却要将犹太人排斥出去。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有相同的事情发生，比如对一些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帝国其实不希望将之在边疆实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本部地区进行了两项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一是司法改革，建立了陪审团制度；二是设立地方自治局（zestva），由“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在宪法的制约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成地方自治机构，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这是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一种半官方组织（一般由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地主担任领导），在省和地区一级各有设置，有一定独立性，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但是，这两项改革（尤其是后一项）却并没有在西部边境地区（包括波罗的海、波兰和西部其他省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地实施。因为许多帝国官僚认为，虽然更多的政治代表性是可取的（允许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将在社会和政府之间搭起桥梁，也会减轻政府的各项负担），但是在边疆地区实施却有可能让这些组织被“不值得信任的地方人士”所掌握。
1898年3月，由于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本部效用卓著，西部各省的省长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在该地区建立地方自治局的可能性。结果是，“省长们……认识到有必要改革当地的乡村管理，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其他省份的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但是对波兰地主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同意不加修改地引入1890年的地方自治局法。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显然更多地基于模糊的怀疑和疑虑，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统计或事实数据。最后，谨慎和对波兰威胁的恐惧占了上风”。会议做出决定，在西部省份建立被阉割过的地方自治局，大幅度减少它的独立性与代表性（比如只在省级而非地区设立，自治局的委员由行政指定而非选举产生）。当时即使是带有相当自由派色彩的帝国首相维特伯爵（1903—1906年在位），也相当反对在西部省份引入地方自治局，认为“不难想象，这项举措将会对俄罗斯的事业，以及俄罗斯权力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根本利益造成伤害”。1901年，内政部长宣布，在西部引入任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局都是不成熟的。
简而言之，由于帝国官僚对赋权式同化抱有相当怀疑态度，所以帝国的俄罗斯化多半以剥夺的方式出现。
波兰问题
对波兰，帝国政府的敌意与警惕一直维持到了王朝末期。1911年，帝国首相斯托雷平还在演讲中说：“我一直公开表示，我认为波兰文化是对人类事业的宝贵贡献。但我也知道，西方的这种文化在几个世纪里发动了一场针对另一种文化的战争，这种文化是我更亲近、更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因此，斯托雷平建议波兰人：“首先，接受我们的观点，承认成为一名俄罗斯公民对你们是最好的，像罗马公民曾经自称为一等公民一样，骄傲地承担这个头衔，你将获得一切权利。”
1878年，十一二岁的玛丽·斯科瓦多夫斯卡（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及其同学受到过这样的对待，一名政府的巡视员命令他们用俄语背诵祈祷词，然后凭记忆列举出所有的俄国王室成员。玛丽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时，她就读的是一所移动大学（ Flying University），这是波兰的爱国者主办的地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私宅中开设课程，经常改变地点，以防止帝国当局侦知、逮捕教师和学生。20世纪初期，这样的秘密教学大约涵盖了原波兰王国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很显然，帝国在波兰的作为并没有赢得波兰的人心。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渺茫的俄罗斯化趋势不够顺利的话，以政治上的必须性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同样也是很困难的。”1910年，一位俄罗斯议员在国家杜马会议中承认：“无论可能发生什么，波兰人永远都是俄罗斯国家思想的反对者，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者奖赏，你都不可能成功地收买他们。”另一位议员则说：“即使波兰人自己也拒绝承认这个国家是俄罗斯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当时俄罗斯人的主流认知。
历史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社会隔阂。这是因为，波兰文化在旧波兰-立陶宛王国内呈高阶姿态，使得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1569年以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自 1648年兴起的哥萨克叛乱，则可以看成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
乌克兰问题
波兰地主与乌克兰农民的分野在沙俄时代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文化隔阂日渐减少）。沙俄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社会隔阂加强对乌克兰人的吸纳，就像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打击德意志人，从而在一开始获得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一样。但是帝国政府明显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是受了波兰人的煽动，要严加打击。即使不是这样，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也被看作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因此，从语言到宗教都要俄罗斯化，消除本地特色。帝国内政部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1863年，沙俄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乌克兰语作品的出版。1876年，这一禁令又被埃姆斯法令所强化，使用乌克兰语的公共演讲、戏剧和歌曲表演都被禁止，教师被撤职，报纸也被关闭。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族群 /民族其实看成一个亦可，说成两支也行。两者的差别在外人看来微小，在内部人看来却十分醒目。两族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咫尺”，还是“天涯”，要看具体的形势是怎么推动当时的人们去看待彼此的差别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开始是反波兰的，其早期领袖，如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Mikhail Yuzefovich），持所谓“小俄罗斯主义”，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盟友和忠诚子民。但是，随着帝国发布种种以乌克兰文化本身为目标的禁令，乌克兰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裂，新生的一代逐渐激进化。比如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洛夫（ Mykhailo Drahomanov），原本只是一个对文化领域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狭隘性和沙文主义也有相当批评。1875年，他被基辅大学开除，随后流亡至瑞士。在那里，他写下大批作品，宣讲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主张改革帝国建立联邦政体，成为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他的遭遇，其实是一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到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小俄罗斯主义”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逐渐走向边缘。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帝国这种俄罗斯化举措本身突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族群差别界限，使人加以关注，从而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添砖加瓦。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问题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原本的处境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差不多，需要面对自己区域中的优势族群（在这里是德意志人）。俄罗斯人一开始并不以压迫者的角色出现，所以，帝国在这里的形势原本也是颇为有利的。比如， 19世纪 40年代中期，利夫兰北部约有 65,000名爱沙尼亚人（约占该省爱沙尼亚总人口的 17%）皈依东正教，这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没有事实依据，但在农民中流传着大量谣言，说如果他们接受正统教义（“沙皇的信仰”），他们将获得慷慨的土地分配，而不受贵族的控制。即使期望的利益没有实现，农民对沙皇的热情也几乎没有动摇，因为好沙皇神话的对立面是邪恶的城市贵族，也就是德意志人。
本地区无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识字率，都在帝国中首屈一指。里加以 52万人口的规模成为帝国第四大城市（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应付着帝国 30%的对外贸易（1913年，里加港的贸易量比圣彼得堡都多），这种形势使得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与帝国本部产生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9世纪 70年代，俄国还在波罗的海进行了市政改革，增加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市镇的控制权。这些都是帝国的加分项。所以，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最初其实是欢迎帝国政策变革的，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他们对抗波罗的海德意志精英阶层斗争的盟友。
换言之，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中由于包含了去德意志化的内容，使之受到了欢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导人物在 19世纪 60年代到圣彼得堡寻求支持，成千上万的农民签署请愿书，要求进行改革，废除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特权。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帝国就在积极推进本地区教育、语言和宗教的俄罗斯化。到了 19世纪 8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1882年，根据官方统计，在利夫兰地区（大部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085所新教学校中已经有 790所在教授俄语。1882年，内政部下定决心，要克服当地对俄语的抵制，所需要的只是“政府坚定的意志”。对帝国推行的政策，爱沙尼亚人内部曾经有一场辩论，一派认为这不会危及本民族文化，另一派则悲观地认为，（这是）“我们（爱沙尼亚）的谷物将被磨成俄罗斯面粉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后者是对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乌克兰差不多。安德烈斯（ Andrejs Plakans ）是研究波罗的海诸国（尤其是拉脱维亚）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对老一辈来说）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有机会对拉脱维亚文化世界的变革产生影响之前，这个世界已经足够成熟，能够抵御对它的攻击，无论是有计划的还是无计划的。……所有这些俄罗斯化政策都来得太晚。”那么，接受俄语教育是否会对年轻一代产生影响呢？恐怕也不会。俄语教师的缺乏是一个问题，本地的家长也干脆规避学校教育（拉脱维亚历史学家使用的统计数字表明，小学入学人数从 1886年的 168,350人下降到 1911年的 113,300人）。有位经历过帝国晚期的拉脱维亚作家（Felikss Cieléns）回忆，他的同辈很少有被俄罗斯化的，尽管政府承诺给那些接受语言同化和东正教的人提供良好的机会。
托伊沃·劳恩（ Toivo Raun）是研究爱沙尼亚历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19世纪 80年代是爱沙尼亚人失去信心和充满无助感的十年，接下来则是对帝国好感逐渐衰落、民族主义兴起的十年（在这段时期内，沙皇官僚积极干预爱沙尼亚的乡村事务，以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趋势）。1905年，在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农村暴力事件，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组成民兵和帝国军队一起合作，对之进行了镇压。这导致了更多人的失望。
在第四届杜马会议时，一位拉脱维亚代表如此说：
我们视俄罗斯为祖国，认识到我们的福祉和生存的基础是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脱离俄罗斯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重要的过去，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而且由于他们的国土面积小，现在几乎没有动力追求自治……所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裂主义的流言、耳语和评论都是由不了解波罗的海地区生活状况的人所传播的，或许我们的前领主也有份参与，他们奴役了我们 600年，现在，由于我们的俄罗斯君主的高尚情操，我们得以摆脱压迫者的魔爪，但他们仍然设法把我们留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并向政府指认我们是分离主义者。我可以证明，波罗的海各省的土著居民的忠诚不亚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中没有人认同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是，作为俄罗斯热诚之子，我们希望保存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正焦急地等待改革，这些改革正被波罗的海德意志地主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各种联系所阻碍。如果政府能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来观察我们，那么政府就能够实现将波罗的海居民与伟大的俄罗斯国家统一起来的目标。
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并不成功，否则文化自治不会成为他们的诉求；二，这些人与帝国进行合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帝国需要对付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
托伊沃·劳恩认为：“从沙皇政权的立场来看，俄罗斯化政策适得其反。与其说爱沙尼亚人更接近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与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接触导致了爱沙尼亚对沙皇传统忠诚的瓦解。此外，爱沙尼亚人远远没有转变为俄罗斯人，俄罗斯化的结果是提高了爱沙尼亚人的民族认同感。”
德意志与芬兰问题
相比起前面这些族群，德意志人和芬兰人是帝国西部中的优势族群，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的遭遇。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在帝国中拥有特殊地位，他们构成了帝国官僚与技术专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地方上也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到了 19世纪 60年代，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盯上了德意志人。之前已经提到，萨马林和德意志学者卡尔·席伦之间有过一场论战，萨马林说：“在全世界，历史进步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特权的碎片，在这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也不例外。”
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也促使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地区可能的德意志化有所警惕和怀疑，帝国开始更多地介入本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宣誓时，他故意没有再次确认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特权。1885年，俄语成为本地的官方语言之一。1892年，政府颁布了新版《帝国法典》，彻底摧毁了波罗的海的旧司法体系，波罗的海各省不再列为特别管辖区，今后将根据帝国的一般法律进行管理。不过，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尔策尔（Michael H. Haltzel）认为，帝国在波罗的海推行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特别严厉，无论市政、司法改革，还是大学自治，都是以尽可能柔和的方式进行的。官方对波罗的海新教徒的骚扰，相比起针对亚美尼亚人和立陶宛天主教徒、犹太人的暴行来说，并不算什么。哈尔策尔总结说：“尽管对德语的限制是对自豪感的侮辱，但与（帝国）对立陶宛、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强加的严重文化限制相比，这些限制显得微不足道。所有这些案例，对于一个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自治（相比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有更坚定的保障。”
总的来讲，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俄罗斯化在德意志人这里执行得并不坚决，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也没有太多的移民涌入，里加的德意志资本家还从国家支持的工业化中获利（更不要提德意志人在帝国官场中的前途），更可能是因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兴起对德意志人产生了政治上的挑战，所以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对俄罗斯化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反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相悖的，所以，在德意志人这里，俄罗斯化倒是发挥出了相当的威力和作用。1881年，波罗的海有 18万德意志人，到 1897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了 15万，因为大量的德意志/俄罗斯混血儿第二代、第三代现在选择了俄罗斯族身份。
芬兰人对俄罗斯化的抵抗就要猛烈得多。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芬兰人原来也对帝国有好感，“当地人作为一个整体绝对忠于他们的统治者，大量统治者的画像装饰着大多数农家的墙壁，革命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盲目恐慌从来未波及芬兰”。芬兰对帝国的友好是世人皆知的，在 19世纪 80年代爱沙尼亚人内部就俄罗斯化政策进行争辩的时候，亲俄派就以芬兰为例来论证帝国的无害性。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却开始质疑芬兰的忠诚。他写信给芬兰国务大臣，问道，到底是俄罗斯属于芬兰，还是芬兰属于俄罗斯？
帝国出台种种举措对芬兰加强管理的时机相对较晚，直到 19世纪 80年代以后才到来。相当多芬兰人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1885年，一些芬兰报纸甚至建议，假如俄罗斯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芬兰应该保持中立。这种观点反过来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帝国压制。帝国总督与芬兰参议院、媒体以及民众的冲突日益明显。在 1890年的一场邮政风波中（当时帝国想要单方面整合芬兰的邮政系统），一些芬兰官员已经在思考这样一种问题：“如果沙皇侵犯或似乎侵犯了芬兰的宪法权利，参议院或任何其他机构是否可以合法地反对帝国意志？”
参议员科斯基宁（ Yrj. Koskinen），芬兰政党的领袖，传统上持对帝国友好态度。他过去的主张是，在一个强权残酷统治的新时代里，对小民族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努力让自己被遗忘，这样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并吃掉它们”。1902年，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芬兰人在这个世纪中犯了一些错误，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时候，他们过于强调自己的差异和独立性。对芬兰人来说，作为弱小的一方，与俄罗斯建立持久的和平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接受“大大减少我们的权利，只要还有可能维系民族文化生活和发展”。
1890年，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我们可能已经犯下了很多错误……斯拉夫党派……在他们完成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份的任务后，无论如何都会扑向我们……当一方较弱时，他们总是错的一方。对狼来说，绵羊总是在搅浑水，即使它在下游［注：伊索寓言故事］……在芬兰发展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奠基在历史之上的，不会轻易动摇。毫无疑问，既然强权凌驾于正义之上，我们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可能会被搞得相当不快乐；但是，我们绝不让我们的生活被夺走，即，被俄罗斯化。……根据 M. 奥丁［一位俄国学者］的说法，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体制、语言，接受一个俄罗斯政府，它所有的雇员的优秀品质都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不要担心莫斯科日报写的那些东西，如果是这样，那斯拉夫机关的计划是怎么一步又一步被政府详细实施的呢？……他们要走多远？这场毁灭战役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
芬兰人的抵制一开始是某种不合作态度。比如，帝国芬兰总督海登（ Fyodor Logginovich van Heiden）举办的舞会遭到了赫尔辛基社会的抵制，唯一来的是那些因其官方职位不得不来的人，其他人都在找借口不出席。参议员勒彻（ Lerche）出现在舞会上时，被主人问及为什么没有带上妻女，当勒彻回答说她们两人都感冒了时，总督显然很生气：“最近这个城市爆发了这么多感冒病例，真是不可思议。”勒彻平静地回答：“阁下，最近东边吹来了很大的冷风 !”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帝国对芬兰的压制继续。1898年，继任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将军（Nikolay Ivanovich Bobrikov）起草了一份芬兰计划书，内容包括：削弱芬兰国务大臣的角色，强化总督的权力；统一各武装部队；消除独立的关税、货币体系；将俄罗斯人引入参议院、民政当局和学校等。这位总督的思想和行动基于四个基本原则：完全服从绝对君主的意志；对俄罗斯无条件的热爱；对军队的忠诚；以及相信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足够的武力来解决。可以想见的是，更多的芬兰人会逐渐相信，只有更激烈的行动乃至脱离帝国，才能保全自己。
1899年，博布里科夫说服沙皇发布了一份二月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沙皇下令，如果符合帝国的利益，可以否决芬兰的议会立法。芬兰人认为，这等同完全废除芬兰的自治地位。当时大众的反应之一是在参议院广场的亚历山大二世雕像下面献花。人民通过向确认并维护了芬兰自由的统治者致敬的方式，含蓄地谴责了剥夺这些权利的孙子。大众向圣彼得堡发起请愿，但没有得到回应。1900年，俄语成为芬兰的公务语言。1901年，芬兰军队解散。1903年，对教育的管制进一步加强。
这些举动都是有代价的，更多的骚动与不服从出现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芬兰人移民到了其他国家：1891年到 1898年的平均移民人数是 3,378人，到了 1899年后，每年的人数都会超过1万，规模越来越大。1902年，博布里科夫在给沙皇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哀叹，俄罗斯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代表在这里完全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信任。他怀疑有更多的分裂主义分子，有更严密的反叛组织，这些都需要加以打击。1903年，沙皇授予博布里科夫独裁权力，使他可以解雇政府官员、关闭报社。
1904年6月9日，一位年轻的政府雇员尤金·绍曼（他的父亲是俄罗斯军队的前将军，也是参议员）在参议员大楼里刺杀了博布里科夫后，举枪自杀，他还给沙皇留下遗书说，“这种方法很暴力，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知道陛下心地善良，意图高尚，所以我恳求陛下去了解一下帝国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芬兰人已经被逼到了反叛和暴动的边缘。
沙皇暂时做出了让步，但在斯托雷平时期又卷土重来。于是，1912年4月，一位芬兰贵族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同胞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心态：“除了改变当前所有权力关系的重大欧洲或世界事件，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一旦有事，芬兰人就会行动起来。芬兰史专家伦纳德·伦丁（ Leonard Lundin）叹道：
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
以上是帝国西部各民族在俄罗斯化浪潮中的遭遇。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在这一地区最为顽固与持久，在其他地方则要松弛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它在西方受到的威胁最大（西方诸族通常都要比俄罗斯人先进），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必须在帝国西部执行强硬得多的政策。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这可能就是此种心理的绝佳写照。
唯一可以与西部相媲美的俄罗斯化进程发生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语被排除在学校系统之外。1882年，甚至连“格鲁吉亚”这个词都不允许出现在印刷品中。亚美尼亚也有同样的遭遇。俄罗斯强行推行俄语教育，1895年以后，教会小学、福利组织和图书馆都被关闭。俄罗斯民族主义报刊发出激烈的谩骂，称亚美尼亚人像犹太人一样，是剥削者、寄生虫和不忠诚的叛徒。1903年，亚美尼亚教会的财产也被没收。相比较而言，帝国政府对两高加索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并不感兴趣，跟它在中亚也没有干涉当地人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强，不用警惕，也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人并不把这些亚洲穆斯林看成值得同化的对象。
俄罗斯化政策的失败
几乎在每一个族群里面，帝国的文化俄罗斯化政策都是徒劳无功的（行政俄罗斯化另当别论），或者说是起反作用的。原先处于消极状态中的各族群，由于其文化受到冲击，纷纷意识到发展出某种政治民族主义的好处。1905年革命发生后，帝国政府终于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了这点。1905年 4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容忍法令，在确认东正教的主要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对非东正教各教派的歧视，并同意东正教基督徒改宗其他教派。大多数针对非俄语言的禁令被取消（早在 1904年，一些俄罗斯化的措施，如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立陶宛语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了）。10月，政府发布了一项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即《十月诏书》），允许帝国内各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和集会。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则让各族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式走上政治讲坛。
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发生了一些文化同化活动（同时期的法国和德国都有相似的作为），也成功了，但是俄罗斯帝国却有着一些内在缺陷，使它走向失败。
首先当然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东正教、专制主义与民族—完全没有吸引力。专制主义与民族就不说了，单就东正教而论，就完全不堪此任。当然，帝国在面临危机时，寻找一种普世宗教为自己加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久以来，伊斯兰教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黏合剂之一，能让中东诸族群向奥斯曼称臣。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 Dominic Lieven）所敏锐地指出的，在俄罗斯，东正教根本就不是一种普世宗教，缺乏相应的感召力。金雁在《倒转红轮》中也辛辣地说道，“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这是因为，俄罗斯在 17世纪中期发生的宗教改革同西欧的同类事件性质几乎截然相反：“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帝王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国家控制的教会很快就僵化死亡，而东正教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一边是受国家控制供养、活力全无的官方教会，另一边则是“持不同政见”、被迫害、四处躲藏的旧礼仪派。这样，由于俄罗斯东正教自身合法性的缺失，导致它的受众狭隘，无法成为帝国的连接器。
虽然俄罗斯的文化本身在19世纪明显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宾、鲍罗廷等伟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巨匠层出不穷，他们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也许有着吸引其他小族群的潜能，但是由于帝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明显的恶劣关系和深刻对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对帝国内的其他族群来说，成为俄罗斯人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显然也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相当时间内，在很多领域中（比如兵役与税赋），俄罗斯人整体在帝国中都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在另外一些领域内（比如大学、省自治局和律师协会），19世纪末期的帝国又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一部分外族精英的进入，阻遏其社会流动（最显著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限额制）。因此，帝国政府所提供的同化选项，对于帝国边缘的很多人来说，并不像美国“大熔炉”所发生的那种打破隔离、消除歧视的正向社会平等运动，而是强迫认同而不付出任何好处。所以，这是一种异化的同化。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帝国的官僚、专家相当之少，这导致帝国的正式化程度太浅，基础性权力太小，帝国从根本上缺乏能力去推行一个有效的俄罗斯化政策。它可以发布命令，也可以去禁止一些事物在明面上的存在，但是它没有办法有效监督民众。就像被刺杀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从明面上讲是芬兰的太上皇，可是由于缺乏得力、忠诚，同时通晓俄语与芬兰语的下属，他不得不亲自书写自己的书信与命令，因为他连一个合适的抄写员都没有。这样一个武夫，不死在当地就太奇怪了。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
“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