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备受世人关注。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规续任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围绕着20大的权力布局、割据或争斗，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将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果若习近平连任，他将把中国带往哪里、并将对世界产生何等影响？本报特设中共20大专栏，征邀和发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与各界朋友展开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交流、碰撞、辩论和探讨。
2021年11月, 中共6中全会通过了第三份历史决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所谓”两个确立”。按照中共官方宣传，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外界通常的解读是，已经接近完成十年任期的政治强人习近平，通过近十年来的集权运作，通过修改宪法任期限制，以及这份历史决议，他将打破邓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形成10年一任的惯例，继续延续他的个人化独裁统治。放眼望去，无论是理论叙事、组织和人事安排，一切似乎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不过是一场加冕典礼而已。
然而切换视角，敏感的人们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另一个面相则是百哀齐至，风声萧杀，暗流汹涌，苦寒之中孕育着变局。
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风暴源。
如果从官方数据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表现继续强劲，GDP年增长率超过8%， GDP总值超过11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根据中共中财办某官员的说法，中国已经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
在疫情笼罩之下，全球产业链遭遇重挫，中国进出口相关部门表现尤其亮眼。2021年，全国货物进出口高速增长，达到39.1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1.4%，贸易顺差比2020年增加1524.4亿美元。然而随着欧美经济恢复常态，东南亚诸国供应链恢复活力，中国进出口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而在整个经济图景中，除了进出口行业比较亮眼，大部分其他行业的表现可谓哀鸿遍野，经济数据的繁荣掩饰不了无处不在的衰败。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细描：
财政收入：根据流传开来的官方数据，2021年全国3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都是收不抵支，只有上海财政有一定的盈余，压力最大的河南、四川、云南等省，收支缺口都超过2500亿元。前几年媒体热议的东北经济坍塌，在更多省份蔓延。
一叶知秋，东北小城鹤岗率先支撑不下去了。12月23日，鹤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的通知》。通知明确，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在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的状况下，鹤岗最先宣布财政重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
无独有偶，许多沿海省份也出现公务员欠薪或减薪现象，浙江某公务员在网络上吐槽，说2021年减薪25%左右，今年绩效奖金全部取消，而很多同行则在喊没有拿到去年的奖金，更离谱的甚至要吐出上一年的绩效奖金。一般认为，在中共体制下，公务员人头费的支出比较刚性，不到非不得已不会压缩这块费用。而包括江浙沪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都开始压缩公务员的薪酬，可见想象整体财政收支恶化到什么地步了。
鉴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房地产行业的变局可以部分解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恶化机制。
自2016年末中共中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后，房地产行业开始进入调整期，2020年以来调控政策加码，各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职能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限购，限售，限价，限贷等调控措施。根据知名房产中介服务商中原地产统计，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高达536次，而2020年全年则为458次。
这些花样百出的调控政策实质地侵害了房地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损害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的运转逻辑，严重搅乱了消费者的预期，使得多年来持续上升的房地产行业终于整体遇冷。 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前11月，一线城市累计成交金额与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2.4%与17.4%，二线城市分别同比下降6.6%与23.3%，三四线城市同比降幅达24.8%和34.5%，时间线上明显呈现下降趋势。
销售不畅，加上各种融资限制，导致房地产企业债务纷纷暴雷，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恒大的债务危机，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典型，恒大在全国有1300多个楼盘，是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的房产企业的典型， 其汇总债务接近3000亿美元。下半年以来，恒大债务暴雷不断，引发全球资本市场震荡，甚至连美联储也表示关注，而如何化解这些巨额债务减少震荡，相关各方迄今依然拿不出有效方案。 而实际上，包括碧桂园，融创，绿地等其他行业巨头也程度不等的深陷在债务困境中。
在这种巨大的市场压力倒逼之下，官方不得不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融资监管要求，中共在12月举行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政策调门做出调整，强调要稳字当头，但依然没有放弃“房住不炒”的调控思路，在相互冲突的政治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既缺乏政治空间也缺乏财政能力来支持房地产行业，而消费者对房地产行业预期也已发生深刻变化，观望心态明显，房地产行业要重拾升势依然阻力重重，而作为其自然结果，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作为公权力对市场最粗暴干涉的一个典型，2021年一个必须被提及的事件，则是教培行业所遭受的政策重捶。2021年7月，官方“双减”政策正式发布，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等。随着监管趋严、教培的生存空间被扼杀，在政策夹缝中发展成为万亿市场的教培行业基本被归零， 相关上市企业股价大跌，上千万行业从业人员一下子失业，但父母对孩子教育辅导的焦虑并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被重捶行业，则是过去20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行业。这轮政策整肃的源起或许是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批评。这个事件对阿里巴巴来说，是一系列厄运的开始，其中的典型事件包括蚂蚁金服IPO被叫停，湖畔大学停止招生， 阿里巴巴被以反垄断名义重罚180多亿，阿里巴巴被迫退出很多行业的投资。在这轮整肃中，阿里巴巴肯定是最倒霉的，但肯定不是唯一倒霉的。 事实上，官方对互联网企业实施了普遍的捶打，包括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等网络巨头都遭遇重挫。这其中，最为离奇的是滴滴的遭遇。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纽交所上市，成功筹集44亿美元，但在7月2日，网信办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对滴滴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后来专案组进驻滴滴进行调查，在政策压力之下，12月份滴滴被迫宣布启动在纽交所退市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准备工作，截至12月30日，滴滴市值仅剩238亿美元，半年时间市值蒸发约436亿美元。
实际上，作为合法性缺失引发的焦虑的表现，中共对科技巨头的焦虑向来有之，他们深怕这些互联网巨头大而不能倒，怕这些巨头的影响力对政治安全形成威胁， 2020年12月11日，中共政治局明确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个主题一直贯穿着2021年的整肃过程， 即使在2021年年末，要给资本设立红绿灯的说法，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依然悍然见之于官方红头文件。
这一轮对互联网巨头的打压，导致这些企业市值损失超过万亿美元，使得这些本来可以和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互联网企业，其融资能力和业务开拓能力严重受挫，实质上扼杀了中国经济体中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其长期负面后果无法计量。另外一个后果是，国际风险投资资本提升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风险等级，后续投入中国市场的资本会显著减少，中国经济的长期活力受到严重折损。
2021年，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对市场的锤打政策之外，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承受之重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变局对体制财政安全的冲击是最显性的，对教培行业的打压是最粗暴的，对互联网行业的打压影响最深远的，那么疫情管控对经济的冲击则更广泛、更全面，以致其真正代价难以估量，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不计其数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从全球来看，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变，以及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推广，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经选择与新冠病毒共存，不再实行那种大规模封城锁国措施，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得到缓解，因此2021年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盟和日本经济也都触底反弹。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上，中国走了一条和世界主要国家完全相反的路径，并形成了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防控目标追求所谓“动态清零”政策。反映在政策举措上，对国际交往实施严格管控，继续施行类似关闭国境的做法，而对内则动辄封城，很多地方只要发生一例感染，就会实施封锁， 而为了拱卫北京的安全，有病例散发的区域，则会取消前往北京的航班或铁路运输。 在病毒感染力增强，隐蔽性增强的背景下，事实上很难做到真正清零。2021年以来，广东、深圳、上海、成都、杭州、北京、西北、东北等省市都断断续续发生疫情，在强大政治压力之下，当地政府都采取层层加码政策，动辄封城，或者勒令多个行业关门大吉。在这种政策措施下，经济活动面临极大不确定性，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被迫关门大吉，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伤害简直难以估计。
有足够证据表明，上述政策基本上是由习近平本人直接拍板并推动实施的，符合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风格， 反映了习民粹主义底色下的认知框架。他对资本和科技有深深的不信任，对权力干预市场和社会却充满自信，2021年下半年“共同富裕”政治愿景的提出，是以一种新的美好修辞来表征习的经济主张。迄今为止， “共同富裕”的内涵依然语焉不详，其对应的政策框架并不清晰，但其中包括的官方干预倾向和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指向则是不言而喻的。社会舆论也把对科技巨头的打压、对流量明星的巨额罚税和“共同富裕”联系起来。在经济下行、社会创富动力削弱的社会情境中，这种政治口号显然是对经济发展长期信心的侵蚀。
总之，2021年中国经济承受了多重重压，发展前景十分暗淡，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习集权和决策导致的后果。经济发展绩效作为中共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模式下，习决策带来的经济衰退会如何反噬其自身政治资本， 将是十分吊诡的过程。 然而，经济虽然是很重要的风暴源，却并非酝酿未来风暴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的衰朽，权力结构的变化，官僚系统效能的下降以及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都是值得分析的重要视角。
回到本文开头，中共19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两个确立，毕竟只是一份文件，而文件并非政治神器，缺乏法理支撑或结构支撑的个人化权威，始终面临着很多内在的结构性的挑战。
在民主体制下，权力来源是由清晰可见的选举程序提供的，权力合法性受宪法保障，执政者并不需要任何文件或一套独特说辞来证明正当性。 但在中共专制政体下，合法性始终是其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最核心挑战，领导人往往需要树立一套理论体系来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伪饰。 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以实用主义为底色拼凑成的邓小平主义成为替代品， “改革开放”是其标准叙事。
然而，习的精神气质和政治渊源，使他无法成为邓小平主义心甘情愿的拥趸。 习主导下的政策措施，被民间舆论评价为并“开倒车”， 客观上抛弃了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改开叙事”－－中共19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大坚持中，居然没有提“坚持改革开放”，由此可见一斑。习的权力野心促使他需要创建自身的理论体系， 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这套政治说辞，实质上是揉杂了传统文化、权力崇拜以及威权管控的混合物，缺乏内在一致性和体系化，根本无法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转换成一套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说辞，无法成为官僚系统内在的行为规范指南，而是靠权力的威胁和恐吓来推行，实践上仅仅停留在表象和口号式的表演中，即使被确立为中共主导性理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然不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粘合剂，弥补不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的空虚。根据网络搜索，全国已经有各类习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等等研究中心等数百个， 这类研究机构的泛滥，恰恰说明了形式主义才是官僚体系表达政治忠诚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习上台以来，通过多年的政治操控，中共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所谓的集体领导已经式微，原来的寡头共治变成了习个人大权独揽。然而，习个人化权威的上升是以组织退化或官僚体系功能失调为代价的。维系官僚体系的忠诚和效率主要靠利益赎买以及政治胁迫，但在各种反腐败运动冲击下，官僚体系成员的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降，而问责压力则不断增加，官僚体系的吸引力下降，内部蕴含着重要的离心倾向。疫情防控则是这种离心力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官僚们疲于奔命，却又讨不到什么好处。广东，江苏，山东，陕西等多地干部因为疫情防控履职不力，内蒙，被通报、免职、立案调查，数千大大小小官员被免职，这背后肯定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抱怨。
习事必躬亲的做法，也会使官僚系统无所适从。 习对陕西秦岭别墅的痴迷式干预，包括对广州榕树保护的直接干预，在官方操控的叙事下，看起来都是民意的加分项，然而这种做法对官僚体系能动性的抑制，对官僚体系积极性的挫伤，都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效果肯定是体制效能的退化。套用一个流行的说法，这也是官僚体系内卷的一种过程，最终需要习的权威为之买单。
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功效就是通过宪政制度安排，合法的程序化的解决权力交接。而独裁体制的致命挑战是其接班人机制，无论是君主专制，军事或宗教独裁体制，接班人之争往往是残酷的血腥的，其中充斥着无数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人伦惨剧，对独裁体制来说，这是一种接班人诅咒。由于习打破惯例，邓江胡时代形成的接班人机制被废除，而习毕竟不可能万寿无疆，中共将不得不面临这种接班人诅咒。
敏感的社会观察者已经留意到，虽然有着大国崛起的官方叙事，虽然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但维稳手段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强化，使得中国社会内部越来越有强烈的窒息感，社会不满因为缺乏表达渠道和宣泄方式越来越沉潜为一种强烈的愤懑， 谣言工厂和饭桌上人们的窃窃私语，都可以快速传遍到普遍的舆论空间，构成不安的社会氛围。
正如学者赵鼎新的研究所指出的，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全面垄断，使国家政治与个人生活的联系非常直接而清晰，国家控制的一体性造成怨恨的趋同性，社会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形成大致相同的话题和悲愤情绪，社会蕴藏的不满情绪会不约而同的明确而集中的指向国家，而无需特别的组织和动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一种逆向动员结构。
新冠疫情笼罩之下，这种怨恨趋同性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普通民众对新冠疫情的传播方式、致病率、疫情死亡率等等都缺乏必要的认知。因为如果对病毒有理性化的认知，那么“清零”政策就会被质疑和反对，为了强调“清零政策”的必要性，官方会严控任何质疑和反对，甚至连张文宏这样的抗疫英雄都因为含蓄提出“学会和病毒共存”而遭到整肃，被勒令谨言慎行。
而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毕竟是不能完全封锁的，随着欧美国家对疫情防控采取的另一条路径越被这边“看到”， 官方必然会渲染对病毒的某种恐慌，反复的核酸检测，公布感染者的流调信息，动辄封小区，甚至封城，都是一步步强化社会恐慌的规训手段。普通民众对封小区、封城的必要性和代价既无法参与讨论，也无法影响决策，只能在这种恐慌心态中战战兢兢的祈祷自己不被卷入其中。 但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非意图后果的，通过制造社会恐慌中获益的，也必然会为制造社会恐慌付出代价。
简单的说，疫情造成的社会恐慌，已经让社情民意无所适从，一个稳定社会所需要的心理基础已然不复存在，这对反复强调稳定的体制来说不啻是一个噩耗。
研究革命的学者（Davies)认为， “政治上稳定还是动乱，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他同时认为，最容易发生革命的时刻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困顿的时刻，而是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突然发生逆转。学者的这些警示虽然不是直接对当下中国发言，但其中隐含的相似性无疑令人联想。
对于习来说，过去若干年在权斗场上历经坎坷，到中共20大，本来以为可以稳坐钓鱼台，享受大权在握的豪横，但高处不胜寒，权力舞台永远不可能成为Merry-go-around。在矛盾深化、冲突加剧的政治社会情境中，掌声和鲜花都是表象。习权力的上升，恰恰可能是反对习主义的力量上升之际，这种黑箱政治，或许我们无法－也不必一一细描，但逻辑上存在的，现实中往往也存在。 此外，一个舞台垄断不了所有的剧目，当经济走向衰败，当社会不满、社会压力日益滋长，这些另类的力量会塑造各种新的舞台，而这些才是值得观察和留意的。不管官方主导的权力过程如何稳定有序，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暗流汹涌，巨浪会在某刻忽然喷涌而出。( 本文作者：金坚，“议报”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