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庆祝百年生日之际，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陆续发表文章或书籍，分析中共在百年之后仍然牢牢控制14亿人口的大国靠的是什么。他们总体上归纳出三个原因：严密的极权控制、“伟光正”的宣传洗脑、以及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的一些调整。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否中肯，现整理出来供读者参考。
监控打压消除任何可能的反对力量
与世界其他任何极权主义政党相比，现在的中共都算长寿的。中共的导师，苏联共产党，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前只统治了74年。非但如此，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还看似越来越强大，对美国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形成了最大的挑战。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认为，中共维持政权的手段之一是严密的控制和消灭威胁。
他在“中国政治的悖论”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列宁主义政权的共同特征，包括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对政策进程的严格控制、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党的组织，以确保党的路线得到遵守，打压少数民族以确保统一的民族认同。中共醉心于对政治组织的垄断，使其免受任何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的侵害。”
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MC)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则认为，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一个政权。他说，通过历次运动，中共成功地根除了任何可能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这是中共政权存在的重要手段。
他6月30日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共百年及其对未来的启示的研讨会上说：“这个政权消除了所有有组织形式的潜在抵抗，从秘密团体到宗教、到公民社会到私人机构。这是其他以前的政权，无论多么残暴的暴君，都无法做到的。”
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和 “八九六四”等。有人统计过，中共执政以来，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6000多万到一亿不等。
裴敏欣特别指出，并不是历史选择了中共。事实上是19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挽救了中共，否则，“中共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而已”。
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对香港的镇压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和不少国家认为习近平政府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是种族灭绝。在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包括法治、新闻和教育在内的香港公民自由状况在日益恶化。
近年来，中共对14亿人口的控制和有效统治，通过高科技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英国网路服务安全公司(Comparitech)2020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设置最多闭路电视(监视器)的20个城市里面，就有18个在中国。此外，中国安装的摄像头数目是全球总数的一半。
掩盖历史，控制信息，“证明”只有自己行
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说，掩盖自己的残暴历史，消除民众对中共残暴历史的集体记忆则是中共的另一政治遗产。因为中共的刻意隐瞒，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大屠杀，更不用说中共更久远的残暴历史。
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际，习近平更是不遗余力地向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开战，向那些批评党的错误，披露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真相的人开战。习近平还下令重新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简史》中，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运动，包括给中国全民带来劫难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艰辛探索”。
在掩盖历史真相的同时，共产党还对信息实施严格审查：监督社交媒体，封锁网上的敏感词，删除敏感贴以及限制进入外国网站等等。
哈佛大学的赛奇教授指出，在中共严格控制的宣传中，总是有一些不变的主题，以展示自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形象。
他说：“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这一点，我们从习近平7月1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仍然念念不忘受外国人欺辱的所谓‘百年国耻’。这是 1949 年之前就流行的一种叙事–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的屈辱，当然现在也超过了 100 年。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这视为宣扬民族主义的重要叙事。这对其统治以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于‘百年国耻’的叙述很重要。”
赛奇说，这样的叙事对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共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很重要。
他指出，利用特定叙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用这种叙事为未来的政策铺路是所有政党都会做的，但是中共的叙事有所不同，中共不会直面自己的错误，中共做的只是掩盖事实、扭曲真相。为了展示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赛奇说，即便中共承认出现挫折，但这种挫折通常是被归咎于共产党内的“邪恶”个人或是“外国势力”。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显着的特征，中共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以继续前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党犯了错误，要么是邪恶的阴谋家将人民和党引入歧途，或者是一些讨厌的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并试图歪曲他们想要推动的真实历史。”
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就很能反应这个倾向。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说：“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这“反革命集团”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然不顾在文革中所有人都听从毛泽东的事实。
另外，中共还通过诋毁对手来展示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以及中国“极权主义”制度相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性。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共对于初期隐瞒疫情殃及全国乃至全球不仅毫无歉意，反而把通过极端手段实现的疫情控制当作自己“伟光正”和领导能力的体现，不去悼念无数冤魂反而高调庆祝胜利。
调整适应追求“绩效合法”
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刚刚出版了一本《从叛逆者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一书。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中共长久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适应性，加上中共组织的强大力量。我所说的适应性是什么意思呢？正如你所说，很多时候我们预测中国共产党垮台。1989年，苏联解体，文化大革命，但每一次它都具备足够的适应能力来重建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赛奇认为中共在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最能体现中共的适应性。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所有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会迅速崩溃，但是，这一切没有发生。邓小平迅速决定将中共政权的使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希望通过经济建设“让自己涅槃重生”。
从那以后，中共的政治精英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这种通过经济成就，尤其是以执政党能提高个人财富及人民生活水准来衡量的执政合法性在政治学中通常被称为“绩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
2001年，江泽民提出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主张。赛奇认为，从将私营经济拒之门外，到张开怀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这是共产党面对现实作出的又一次重要的适应。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日益强大，日渐富裕。赛奇说，共产党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而不是成为反对的力量。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2016年在自己的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中也说，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等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策略之一。这个策略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的联系，使得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拥有9514.8万名党员，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52.0%。而中共建政时，中共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1%，69%的党员是文盲半文盲。在这些党员中，有一些资本家，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马云。
赛奇在自己的书中指出，因为成员复杂，尤其是其中不少人纯粹因为私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中共已经无法再精准定义自己的性质。中共曾自诩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党。
短期内中共政权稳定
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罗杰·盖思德（Roger Garside）前不久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在书中，盖思德大胆虚构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常委汪洋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联手发动政变，将习近平赶下总书记的位置，带领中国进入民主未来的故事。
盖思德4月30日在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撰文在说，中共政权更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
他说，很多证据表明，中共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外强中干”，“其最根本的弱点就是依赖于控制，而不是信任。”他说，中国很多精英阶层人士现在都强烈反对习近平的路线，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已经对中国造成损害，并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维护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恰恰在于激进的政治改革。
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有点牵强，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对政变有充分的准备。从发动革命推翻中共的领导来说，他觉得目前更不可能。
他解释说：“据我们所知，中共现行的制度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该党在防止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方面非常有效。在这个国家里，现在还没有哪个个人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以取代中共。没有好的组织就很难进行革命。中共从自己的历史中知道，秘密组织对于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非常有效的利用监控并将之消除在萌芽的状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有关中共百年的研讨会上也表示，中共目前在中国民众中的支持度确实比较高。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他说：“一个原因是政权对信息的控制相当有效，人们真的不知道新疆和香港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1989年的‘六四’事件。支持率高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共政权表现得不错。经济增长、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他们感觉现在比以前更好，虽然不一定正确，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城市公园、更好的退休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