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真正的红色家庭。1948年我父母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南下工作大队就是往南方所谓“新解放区”派干部。每攻下一座城市，就留下一批干部。我父母就是这样被留在了江西。
我们是在一个大院子里长大的，南昌是怎么回事，南昌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家里甚至是不能说当地话的，我们必须说普通话。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父母这代人提及别人就是圈外的人，统统称为“老百姓”。这是他们在军队养成的习惯。一辈子都是这样，至今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干部，其他人都是老百姓。我们交往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会给你过滤一下。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是跟他们没有交往的。
我三岁的时候，进了我们当地最好的保育园，全托的。当然我们天然就是革命接班人。大饥荒的时候我是没有挨饿的，因为要确保我们这些孩子不挨饿，全都是省委高干的那些孩子们。小学也上的是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最好的，其他人都是按照街道分，但是我去的学校是另外的。
我从小不是被妈妈带大的，是被保姆带大的，这是这一代共和国长子和长女们的共同点。父母们每天都在开会，每天都在学习。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他们虽然没有离开，但是他们一直缺席”。 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也看不到我父亲，早上我起床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晚上还要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他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我父亲的职务其实并不算特别高，在当地勉强达到高干级别吧。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194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他是在反右期间有一点抗上，拒绝在他们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这个有关，最后他就一直没有提上去。这是我很多年后听说的。我父亲从来没有讲过。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他内在有一种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只有10岁。我对文革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说：“你爸被揪出来了，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完全不能理解划清界限是什么意思。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不再准我回家。我想我上哪儿去呢？
当时确实是太年幼了，就觉得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我的保姆，我从出生就被她养大的，被强行赶走。造反派认为这是剥削贫下中农，必须离开。再加上我父亲的工资被扣了，负担不起她的工资。我从10岁开始就承担了我们家全部的家务。后来我自己也经常被革命干部、其他造反派的孩子们打。学校很快就关了，所以我小学从来没有毕业过，我只读到四年级。
68年第一批下乡，我们就下乡了，我12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我哥哥。我爸作为反党分子被送到一个劳改农场。我16岁的哥哥跟着其他知青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三块儿。
我下乡公社的那个贫穷让我是非常震惊的。我根本是没有想到是这样。后来辗转去了好几个地方，我都是被批斗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子女围成一圈，还有人专门监视我。那种反差特别大。我天生很张扬的个性在那时候被压制得非常厉害，动不动就被全校批斗，都成常事儿了。
让我产生真正怀疑的是林彪事件。这个事情让我如此震惊，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和理解。 那件事给我带来很深的恐惧感，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宣传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后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直接冲击，一下把我冲醒了的一个事情呢，是我父母的一个好朋友的自杀。这个叔叔是个东北人，时不时会到我们家来。 他的性格也是有一点抗上，每次运动都挨整。他们自称是“老运动员”。后来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我那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革命是为什么呢？这些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也这么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们当年是怎么预想的，这个结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么这次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对中国个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的。你说谁得益了，对不对？这是我这样一个来自红色家庭的人，在经历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荡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难会避免这种比较。其实我当年也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这种反差让你不得不去思考。
【1988年，李江琳来到美国留学，从打餐馆做起，她要离开家庭的祖荫，一步步走向自己。1999年，她在纽约中央公园聆听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也结识了当地的一些流亡藏人。她说，可能是某种缘分带领她进入西藏历史的研究。研究得越深，她对这场革命的否定就越彻底。】
首先我们要搞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个人，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 】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沈志华教授有几本书《中苏关系史纲》、《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完全是一个宣传口径。它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的选择，是共产国际和那么一小部分人投靠了一个国外组织，对中国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次军事上的颠覆。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造成了无数的生灵涂炭。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我妈妈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你想想看，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之后，被系统地洗脑，洗得极其彻底。然后她发现，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质来源，也是精神来源。当组织不给你一个指导、一个命令、一个纲领，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她现在已经90岁了，她一生没有任何其它思维的可能性。
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过，在我这里待了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她会对有些东西有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是不能离开她这个格局的，后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你在你的时代里面，做出了对你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我在我的时代，我有权利，也应该做出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讲述者：李江琳 ｜作家、历史学者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生长在红色家庭，父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作团成员，从东北南下至江西，中共建政后成为当地高级干部。童年时享受着革命家庭的特权，认为革命就是天经地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10岁的她被老师逼着和家庭划清界限。1968年她和二哥随母亲到农村，大哥上山下乡， “反党分子”的父亲发配劳改农场。一家人天各一方，再聚首已是70年代中期。
李江琳1982年获得复旦大学英文系学士，1988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赴美留学，研读犹太人历史，2004年开始独立研究西藏历史，多次赴印度采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藏人流亡社区，在海外出版《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藏区秘行》等多部作品，后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
李江琳在采访中说，正是由于她成长的红色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反差和震荡，让她这个曾经也是“傻乎乎的小姑娘”不得不去思考父辈打江山的意义所在。多年来的痛苦思考、文献收集，与历史见证者的对谈，不断冲刷着那个红色家庭在她身上的烙印，一步步使她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她曾说过，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越彻底，她对这场所谓革命的否定也就越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