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杰荣教授-中国处于过去60年来最大程度的独裁之中

年逾九旬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教授,一生三分之二时间专注于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与世界接轨的法律体系,也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他对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法治反而进入专制独裁痛心疾首,不过孔杰荣说,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他的种子,习独裁终会像毛独裁一样成为过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及其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使那些曾经为美中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专家面临不可避免的诘问:你们过去的所有努力是否在帮助中国摆脱困境、实现崛起,从而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面对这样的质疑,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也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创办人孔杰荣教授说,50年代美国一些右翼人士确实认为,美国不应该承认当时中国的共产政权,应该坚持跟蒋介石政府站在一起,继续领导反共事业。到60年代,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孔杰荣表示,这些观点是无知的。

“我认为这不会使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获益。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无论美国选择做什么,欧洲人会跟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加拿大一起,与中国合作。”孔杰荣说。

秘密建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1968年11月,孔杰荣与包括费正清、傅高义在内的其他7位哈佛大学教授,以及哥大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联名秘密建言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尼克松总统,派员到北京与中共密晤。

建言书说,毛泽东的共产中国作为一个孤立势力是地区最不稳定因素。经历了近20年美中敌对与僵局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

1971年7月9日,这一建议提出后不到3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代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而美国的北美盟邦加拿大,在1970年就已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因此,我不怀疑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孔杰荣说。“这并不意味我们认为它必然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中国当时的发展一直像钟摆,过几年就从激进变得更保守,我预计还会继续。”

孔杰荣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过去60年来最大程度的独裁之中。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也会像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一样成为过去。”

尽管在美中关系的低潮中,孔杰荣认为必须看到美中关系的发展“帮助了中国人民” 。

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为中国人民松绑, “如果拿中国人民今天的福祉跟毛独裁时,或1979年时的状况相比,毫无疑问,虽然他们还缺乏自由,但要好得多。他们对自由的憧憬由于经济、社会、教育和对世界了解的进展而得到提升,尽管习近平对他们自由的限制收紧了。所以我不后悔。”

习近平正播下反对其作为的种子

“习近平的镇压将激发反作用,诗人林赛说:‘没人会永生,死去的人不会复活’。” 孔杰荣说。他说,每个关心中国的人都应该看电影《斯大林之死》,“因为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其作为的种子。我也许看不到这一天,但你们会看到。”

但孔杰荣承认,没有想到中国的改革之路会走到今天的习近平独裁,”即使在1989年6月4日之后仍有许多充满希望的日子,” 他说。

“如果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没有在87年被免职,如果赵紫阳在1989年5月没有以导致他下台的方式处理事情,会怎么样?”,“如果后来担任总理并帮助中国加入WTO的朱鎔基升任一把手,会怎样?”孔杰荣问道。

“由于中共的本性,这是不可能想象的吗?我不知道。” 虽然孔杰荣说他并没有对中国失去乐观,但显然对中国走向的不可预测性显得无可奈何。

孔杰荣希望,习近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是温和的,“他们将尝试在执政中引入更多人性,更加文明的技术,并开放中国人民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

“我想以某种方式成为一名先锋”

1955年,孔杰荣教授25岁,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沃伦和弗兰克福特两位大法官的助理;28岁任华盛顿特区联邦助理检察官。

作为一名忠诚的民主党员,孔杰荣在即将上台的肯尼迪政府里可能会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但他志不在此。“我不想把时间花在华盛顿与名人的斛光交错之中,”他说。他要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想以某种方式成为一名先锋。”

1960年离开华盛顿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的孔杰荣,原本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寻找一位研究中国的人选。但几个月后,没有找到别人,却发现这正符合自己的理想。这就是他之后一生关注研究中国的开端。

孔杰荣教授可能是西方世界首位在60年代共产中国还未有一部刑事诉讼法时,就撰写了介绍其刑事司法专著的学者。通过采访从中国逃到香港的有法律背景的难民,以及他多年研究,1968年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1949-1963》问世。1972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他与费正清教授夫妇时,周恩来首先提到了他这本专著。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渴望学习法律,” 孔杰荣说。不过他也很清楚,”他们不是为了保护人权,而是因为想吸引外国投资、外国技术。”

“当时中国没有税收制度,没有投资法,没有公司法。邓小平治下的中国人知道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孔杰荣说。

孔杰荣不仅帮助中国政府培训税务干部,也参与了对普通法改革的活动。“我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讲授法律专业的重要性,恢复从1957年反右运动和文革高潮开始的毛统治下停止了20年的法律教育。”

现在,孔杰荣的大儿子彼得问父亲,你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对中国的好处作了有说服力的辩解,但这对美国是否也同样有利呢?

孔杰荣回答,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使美中之间以及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实质性合作成为可能,“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好处,而且对鼓励交流、了解企业获利能力也有好处,美国的消费者也从中国的经济实力中获益。”

虽然孔杰荣承认,“这并不完美”,但他认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法律制度,跟1976年毛泽东死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可怕的混乱状况相比,还是好的。”

2020年,作为赠与孔杰荣教授90岁生日的礼物,他在两岸三地和美国的学生和朋友编辑了一本回顾两岸法律40年变迁的文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前副总统吕秀莲为文集作序。主编虞平称孔杰荣教授为“中国法律研究之‘教父’”。

关注中国人权

孔杰荣教授出身犹太家庭。在希特勒大屠杀中他的家族失去了40多位亲人。也许这与他一生关注人权有关。

他帮助过许多中国受迫害的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2003年,他亲自前往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探访受迫害的盲人律师陈光诚。2012年,陈光诚逃离中共监视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讨论到美国学习法律时,他点名要孔杰荣教授帮助他。

多年来,孔杰荣教授对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与人权、法律相关的事件发声。尤其是对中共在新疆建再教育营迫害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事件,他是最早提出制裁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学者之一。

孔杰荣教授在对中国人权、法律相关议题发表言论时的一个特点是,严厉批评中不失理性,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不会忘记点出问题的要害。

他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既要合作,也要竞争、批评,甚至围堵。“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保护……我们必须确保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任何扩张主义本能。”

乐见台湾高官访问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他赞赏拜登政府与台湾政府官员继续保持较高层次的联系的做法。“即使我们不能让台湾完全参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的外交体系中,但确保台湾日益活跃的创新政策是很重要的。”

他表示,很高兴看到拜登没有从特朗普后来提升对台湾联系水平的政策上退却。“我特别乐见国务院取消了不允许台湾总统、副总统和外交部长来美国,在纽约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协会,或任何公共论坛发言的传统规定。”

但他也指出,“我从未说过他们应该让台湾最高官员去白宫,甚至到国会讲话。”

有关习近平当局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孔杰荣表示,最初他认为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有意义的,但后来他知道可能不现实,而且拜登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一可能。于是他提出,可以利用参会的机会揭露北京的人权侵犯行为,“提醒世界什么是中国政府的本质,以及它在新疆、西藏,和对人权的普遍压制上所犯下的暴行。”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孔杰荣认为,虽然根据《海洋法》美国有权在中国近海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监视。但鉴于实际操作的危险性,他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通过谈判,以接受“中国关于和平进入中国领海的所谓无害通过立场”,交换“我们从专属经济区对中国进行监督,”

但他认为,这可能要由习近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来做,他们“可以为缓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紧张关系做出很多贡献。”

孔杰荣教授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遍布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台湾就是个杰出的例子,无论好坏,台湾的律师在领导政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他们继续如此。”

“在香港,看到那里的杰出学者,看到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就给我一种自豪感,感觉就像中共常说的有了‘革命接班人’,感到当我离开这个舞台时会有很多人继续这个事业。”

虽然对中共在香港、新疆的人权侵犯进行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孔杰荣教授似乎比较客气。最近驻美大使崔天凯仍在公开场合称孔杰荣“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中国的老朋友”称谓让人颤抖

对此孔杰荣说,他不是听到这种称谓会颤抖的唯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当然,这是中共的魅力所在,他把你拉进去,试图软化你的批评”。

孔杰荣承认,他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不是中国政府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称谓是用来形容一些我认为——借用共产主义术语——是这个政权的走狗的人,而这些人只是在按照中共的口径鹦鹉学舌。”

但是,孔杰荣教授对中国的未来并没有失去信心,“我感到自己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没有理由感到绝望或失望。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颠簸,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巨大的进步,即使这进步本身已经成为对我们的挑战。”

对自己的一生孔杰荣教授没有任何遗憾,“要知道我已经90岁了。我每天起床,对互联网会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兴奋。而且我想写太多博客胜过撰写我的回忆录。能活到90岁,能对自己选择的终生职业仍兴趣盎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律师有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