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话，把在北京一家国有报纸当记者的李秀萍变成了一名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妇女维护经济权益的活动人士。在那通简短生硬的电话中，李秀萍的前夫告诉她，她错过了一场由追讨这对夫妇未偿还贷款的债权人提起的法庭听证会。李秀萍说，她不知道有这些债务。李秀萍急忙去了法庭，之后她说，她这才知道她的前夫借了280万元的贷款。
此案引发了有关离婚女性对前夫债务责任的一系列问题，迫使李秀萍参与了一场改变中国婚姻法的斗争。三年来，这位温文尔雅的记者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游说立法者和法官，甚至为此疏远了一些曾经的朋友。
“这个事真的不对，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人生被毁掉，”49岁的李秀萍说。“我不想事情没有走到最后就放弃。”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的“#我也是”运动激发了中国女性站出来反对性骚扰。李秀萍想把这场辩论扩大到女性的经济权益上。
她和其他数百名女性，以及一些离婚的男性说，法院裁定他们对前配偶的未偿贷款负有连带责任时，中国的法律不公平地让他们陷入了困境。“不应该因为婚姻让我被拖入不可控的风险中，”她在自己位于北京西北的公寓里接受采访时说。“这不仅是为了改判我们自己的案子，而是为了改变更多中国女性的命运。”
李秀萍及其他女性现在正在为改变中国法律如何处理离婚后债务纠纷进行她所说的“最后的努力”。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直在讨论婚姻法的修订工作，李秀萍和许多其他女性已多次请求全国人大，要求解决离婚后的债务问题。
在中共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压制了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声音。但李秀萍和其他人避免了政治上的对抗，她们练就了一种更灵活的行动方式，用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来动员、协调和分享应对纠葛不清的离婚的建议。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的债务纠纷中。离婚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离婚除了子女、宠物和住房，也涉及债务的分割问题。
中国现行的婚姻法是1981年开始的，离婚和贷款纠纷那时都非常罕见。尽管婚姻法历年来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在债务分割上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2003年，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这个问题，认定离婚的夫妻双方对个人债务负有共同责任。这一规定有助于防止利用假离婚来逃避债务。但把举证的负担留给了有债务争端的离婚夫妻，他们需要证明贷款协议明确地将一方排除在债务之外。
对于李秀萍和许多其他离婚女性来说，这种试图澄清法律的尝试只会造成更多困惑，不知道要如何证明自己没有债务责任。“只要债务产生于婚姻期间，就推定为共同债务， ”位于中国东南的厦门大学法学教授蒋月说。她说，前夫或前妻必须证明债务不由双方共同承担。“但是如果他们一开始就不知道这笔债务，他们怎么能够去证明呢？”
李秀萍的维权之旅始于2014年，那年，她与丈夫李向华离了婚。她说，由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汽车零部件生意上，而她在官方的农业新闻媒体《农民日报》当记者也很忙，他们的婚姻变得难以维持。
2014年拿到离婚判决书后，李秀萍说，她曾向往能过上“书虫”的平静生活。记者未能联系到李向华请其置评。但北京一家法院在2016年就他们的债务纠纷做出的判决称，李向华声称前妻曾用公司的资金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
他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说，“公司的经营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李秀萍否认用过前夫的贷款来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李秀萍出生于安徽农村，父母都是地方干部。20世纪80年代，她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学习新闻专业。
那时，女权主义思想已渗透到校园里的智士活跃气氛之中，包括通过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一个中文译本。但对她每天为《农民日报》报道村政、农民工和土地政策的日常工作来说，在第一线为女权而战似乎很遥远。
但随着前夫的贷款到期，她卷入了几起与她被迫承担的债务份额有关的官司。她的生活被上门的债主以及到法院出庭所占据，她多次去法庭提交文件，乞求法院赋予她更多的时间。
她的最低谷出现在2015年，在她指责一名法官没收了她的文件后，她被拘留了九天。李秀萍在挤满了数十名犯人的拘留所里进行了一场绝食抗议。她说，只喝了几瓶加了糖的茶。“这太可笑了，他们甚至都没有通知我的律师 ，”她提起那次拘留时说。“等我出去之后我一定要维权。”
中国的互联网为李秀萍提供了一个解救途径。尽管网站在中国可能受到严格审查，但仍有讨论社会争议的空间。2016年，李秀萍在网上浏览时，遇到了一个女性讨论群，她们的抱怨听起来与她自己的十分相似：这些女性在离婚后深受前夫欠下的债务之累，心烦意乱。
微博上一篇题为《婚姻有风险，领证需谨慎》的网文引起李秀萍的注意，微博是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群可以在上面分享信息和链接。文章写道，“一旦你嫁错了人，婚姻就能埋葬你的一生。”
在网上，李秀萍读到了不少女性讲述债权人如何突然出现，要求她们偿还前夫债务的故事。有些前夫还躲了起来，让前妻独自应对讨债人的还款要求。讨债者通过法庭把一些“被负债”的女性列入失信黑名单，她们被限制旅行，或收入被扣减；有些人为了还债，失去了她们的住房。
李秀萍说，她在抗争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个人的考虑：害怕公开谈论婚姻出了问题的，害怕承受随之而来的公众关注。“没有人想告诉别人她遇到了一个渣男，”她说。“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很多人不是羞辱施暴者，而是受害者。”
李秀萍克服了顾忌后，成为了一名越来越坚定的组织者。她敦促其他女性公开发声，还贴出了一张自己举着呼吁改变离婚债务法规的标语的照片。2017年，她组织进行了一项收到约1500份反馈的调查，应答者几乎都是女性，她们描述了自己在离婚和债务上的苦恼。
李秀萍说，那时，这个松散的网络群体已有大约1300名成员，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分享自己案件的信息，为在法庭上维护自己权益的姐妹们互相打气，并开始游说法官和立法者。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喜欢李秀萍和她坚定的做法。这个网络群体也因成员之间的个性冲突，以及在如何坚持她们的要求上有分歧而有所削弱。
“我觉得她太正派了，”该群成员、教育学教授谢秀英提到李秀萍时说。“她直来直去，如果她看不惯一些 事，她就直接说出来，甚至有时候开骂。所以有些人觉得不舒服。”
不过，这些女性去年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项新的司法解释，缩小了离婚夫妻对前配偶债务承担责任的条件范围。这项修正对一些女性来说已经足够了，她们退出了这场运动。
但李秀萍仍坚持要求全国人大修订婚姻法，让离婚配偶从立法上得到更公平的待遇，而不是依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的一名官员说，截止上周五，网上已收到近25万条关于婚姻法的评论，“被负债”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法治进步，”李秀萍说。“我发现了人生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