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可能改变全球供应链

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媒体聚焦两国政府互相对对方的产品施加关税带来的近期影响。虽然两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商近期都将受到影响,但破坏性更大的远期影响的阴影可能正在逼近,那就是:两个在过去数十年来互相依存的庞大经济体的“脱钩”。

争端的核心在于美国希望中国将其贸易政策向其它主要工业化国家靠拢。美国希望中国停止为国内企业进行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并允许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美国还对华为这样的中国通讯企业施压,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企业来监控竞争对手。

最近几天,美中两国都开始对对方增加压力。上周美中贸易磋商陷于停滞,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价值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增至25%。他说,最终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五千四百亿美元产品全都施加关税。中国政府周一对价值六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施加报复性关税,并表示如果必要,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很多专家都认为,在消费者真的能够感受到新关税冲击之前,两国将会达成协议,然而外界的顾虑仍在上升,那就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纷争如果持续,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迫使全球供应链进行重大调整。

实际上,证据显示有公司已经开始就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定位。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域技术业务负责人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认为,目前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公司已经开始大量脱钩,这种情况在家具、服饰和农业产品行业中也已存在。

“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开始截留对中国境内制造设施的新投资,并将供应链迁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国家,”他在采访中说,“他们有一系列选择,目前‘容易’的部分都被移走了。然而在先进电子产品等方面情形要复杂得多。”

要弄明白为什么这可能具有破坏性,需要人们挖掘美中贸易表面下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贸易的政治说辞往往把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而且很多时候没有弄清全球贸易流的现实。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就是这样。根据这种说法,两国的货物交换被称为零和游戏,美国消费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选择:是买在中国制造产品,还是买美国生产的产品。

双边贸易与中间产品

然而事实比这要复杂得多。根据美国政府的数字,2018年两国的进出口货物总额达到六千五百亿美元。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占2/3,而其组成也不再是上一代的那些便宜衣服和玩具。智能手机、家电产品、电脑和其他货物不断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市场。

不过重要的是,这些产品中的关键要素,比如说芯片,经常是在美国制造之后出口到中国。这些“中间产品”是美国科技公司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入美国完工,被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总的来说,中间产品占全球贸易流的60%到65%,这进一步显示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

重组供应链

过去数十年来,这个复杂的制造业关系不断发展,并融入了两国公司的运营方式。现在随着贸易战的升级,这些公司面临非常切实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冲突将迫使这些公司重新打造全球供应链,以便为未来发展提供确定性及稳定性。

然而专家们警告说,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这些价值链和供应网络高度专业化,而且有自己的特性,”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的高级顾问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这样说,“A公司和B公司可能在同一个领域,但是他们供应链的组织方式可能相当不同。”

“至于‘脱钩’的想法,如果你的公司需要大规模组装工作,那取代中国是很难的,”米勒说,“不是不可能,但是需要很多工作。”如果一个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合格的供应商网络,那就是难上加难。取代这个网络可不是拨一下开关,他说,“建立供应商网络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

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经济层面上,对美中两国的影响都会是巨大的。

关税的代价

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经济师伊恩·谢泼德森(Ian Shepherdson)说,仅在美国境内,提议加征的关税就将造成巨大损害。他对投资者说,“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相当于至少0.6%的GDP,而随着公司重建整个供应链这个数字可能更大。这对盈利增长有10%左右的负面影响。”

另一点是,脱钩带来的益处可能并不会回流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贸易政策将使得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多数制造商开始离开中国,并将工厂搬到像越南或墨西哥这样的低工资国家。

这些预测使得情况已经足够严峻,然而另一个思想流派指出,美中两国的分歧及其全球影响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中警告说,如果美中两国真做到了彼此隔绝,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结果将是一个两极分岔的全球体系,给经济关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真正的威胁在于,两国都将采取行动铸造一座经济铁壁,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脱钩,” 目前任投资银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说, “我们将面对拥有不兼容的标准和政策的两个体系,在我看来,美国的强大在于创新,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科技,保护我们的创新。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他创新经济和创业者关上大门,我们将让我们在全球范围的领军地位至于险境,我们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最可怕的前景

欧亚集团的特里奥洛则谈及了很少有分析人士愿意谈及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徘徊在很多商界领袖的脑海里。“很多公司现在是头一次开始把贸易与科技争端演变成真枪实弹冲突的可能性考虑进来,这种冲突可能是出于事故,或是误判,或是刻意,”他说,“在未来三到五年间出现真正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而跨国公司在审视全球供应链威胁时会将此纳入考量。”

“最好的情况就是与中国贸易停火,中国做一些有限让步,然而这也不一定会改善这种趋势,”他说,“美国现在聚焦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本性、党对信息的控制、习不愿更多放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助长着‘文明冲突’的论调,这种论调正在双方的极端派系中抬头,削弱了重建信任的空间,而双方的信任可以说已经就处于历史最低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