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40周年之际，BBC中文从过去40年的《人民日报》中整理出那些曾红极一时的“口头禅”，从词语出现频率变化带您回顾中国40年来的政策摆动。
走向“一尊”
当你打开一份党报，先映入眼帘的很可能是粗体的领导人姓名，他们可能出席了某次会议，或发表某些讲话。显然，领导人姓名出现的顺序、频率与他的权力和地位息息相关。
1983年，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出现次数首次超越毛泽东。那一年，他开始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990年卸任后，他很快输给了继任者江泽民，但两年后，当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南下考察”后，他重新成为党报上的“一号人物”。
这一切，在习近平上台后显得小巫见大巫。2012年，较为“低调”的胡锦涛将权力交给习近平，后者姓名出现频率便几乎直线上升。五年后，习近平获得“党的核心”称号，同一年他被提及的次数已超过江泽和胡锦涛二人峰值之年总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无小事。今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头条标题是短短七个字：“习近平回到北京”，内容仅是讲述他参加完金砖国家峰会后回国。
《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已成为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而《福布斯》杂志也将其评选为2018年世界最具权力人物。
左右摇摆
除了领导人的姓名，“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如同指南针探寻着中国政局左右变化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们放下《毛主席语录》，“解放思想”成为主流。这段时间，《巴黎圣母院》等西方影片引入中国，思想界空前开放。
但到1987年，在党内保守派反攻下，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展开，“党的领导”被重新重视起来。两年后的六四事件或许更加让领导人认定，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面对“姓资姓社”之争，说了四个字——“不搞争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明显放松。
直到习近平上台后，这两个词语出现频率再次抬头猛增。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党是领导一切的”被写入党章，“党的领导”出现频率自此达到40年来最高点。
政治改革昙花一现
改革开放后摇摆不定的政治氛围，让很多人认为一场彻底的政治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有关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然而，突然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却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带来了阻碍政改的借口，邓的领导制度改革设想还未展开便偃旗息鼓。
政治改革重新进入中国领导层视线是在1986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正是这样的基调下，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就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进行研究。1987年10月，《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一年，“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日报》上的出现次数达到巅峰。
历史仿佛与中国开了一个玩笑，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彻底终止。
在随后的20余年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虽仍时不时出现在党代会等重要场合，但再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样引起强烈反响。
意识形态的纠结
政改夭折，经济改革也并不轻松。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引发相当一批保守人士质疑，中国是否已偏离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
直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尽管如此，“市场经济”并未立刻在《人民日报》上崭露头角，而是被用“商品经济”这一更委婉的提法替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会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由此在党报中大幅出现。
与火热的“市场经济”形成对比的，是日渐冷落的“共产主义”一词。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社会主义写入《宪法》的国家。根据俄国政治家列宁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想再考虑过于遥远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使命”。
早在80年代中期，围绕是否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写入党的决议，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与党内保守派曾发生争议。
1986年8月，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此后，中国当局对共产主义的提法越来越少，在需要强调意识形态时，很多时候只提社会主义。
公共舆论场的博弈
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是中国民众要求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监督权，但批评人士认为，现实中履行这一权利异常艰难。
中国对媒体长期实行严格监管，禁止民间开办新闻媒体。但官媒的主要身份是“党的喉舌”，批评同级甚至上级的工作成为大忌。
在这种情况下，巧妙避开“媒体”字眼的“舆论监督”一词被提了出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会议报告说，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90年代后期，官方媒体也走向市场化改革，很多党媒开始办起了都市报。尽管报禁犹在，但遍地开花的都市报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针砭时弊。
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说，“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
21世纪到来，互联网成为中国新的舆论场。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兴起后，公民意识表达有了新高地，“公民社会”也在党报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也引发效仿，多个中国城市爆发集会，要求开启政改，开放新闻自由。
或许感到威胁的中国领导人，自此对“公民社会”嗤之以鼻。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甚至撰文批“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设计的陷阱”。
今年前11个月，与中国有关的“公民社会”仅在《人民日报》出现一次，达到历史低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