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示中国经济火车头已从投资转为消费。不少外资企业也推进瞄准中国市场的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真正变为“消费主导”，进行了调查。
“这显示过去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去年12月14日的记者会上这样强调。这是因为2017年1～9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一般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而在经济成熟后，则将接力棒交给消费。此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高质量发展”来看，消费主导也是一个关键。
过度增长的投资反而显示出消费的贡献
查了一下中国过去30年投资和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1987～2016年，消费超过投资竟然达到20次。3分之2时间属于“消费主导”。在上世纪80、90年代，投资超过消费的只有2次，但2000～2010年达到7次。2014年以后，均为消费超过投资。从贡献率来看，准确的说法是，原本属于消费主导的经济陷入严重的投资依赖，目前正在重返消费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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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GDP的构成比如何呢？投资的构成比自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2008年起，持续高居40％以上。除中国以外，这是只有小国才会出现的异常的高水平。日本曾在公共投资膨胀的1996年超过30％，但目前仅为逾20％。发达国家均在20％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个人消费的构成比自2005年起持续低于40％。80年代曾超过50％，但1990年以后一次也没有超过。可见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依然严重。
以天津市的响螺湾地区为例，在略微大于东京丸之内的1.1平方公里土地上，有约40栋高层大楼林立。作为金融街，力争成为“中国曼哈顿”，但11月下旬实际造访，发现门庭冷落。很多大楼仍在施工，已完工的大楼也没有入驻者。没有发现共享单车，是这里没有人的证据。
天津是象征中国对投资依赖的典型城市。由于当地出身的前总理温家宝的推动等影响，虽然属于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但2000年代投资出现激增。2010年的投资额达到2000年的10.3倍。北京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同一期间增至3.6倍。天津市职员回顾称，“当时国家项目接连不断，到处都在投资。醒过来后发现，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已被其他城市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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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6年政府和民间合计进行了59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日本GDP的2倍。由于投资过度导致经济难以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结果反而显出“消费主导”。“双11”等中国消费看起来火爆，但包括实体店在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7年11月实际仅增长8.8％。相对于2012年增长12％，减速倾向显而易见。一个原因是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乏力。
贫富差距扩大
观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2017年1～9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9.1％。增幅超过2015、2016年，但这里存在统计上的“陷阱”。如果不看平均值，而是观察中间值，则增幅仅为7.4％，持续减速。2014、2015年中间值增幅超过平均值，但2016年平均值反超中间值，2017年进一步拉开差距。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间值指的是将100个人按收入高低排列时的第50个人。相当于中产阶层。在财富集中的中国，收入的平均值没有意义。假设99人的收入全部为100万日元，然后再加上1个收入1亿日元的人。平均收入将从100万日元猛增至199万日元，但中间值仍然是100万日元。虽然并非如此极端，但2016年出现通过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而轻易发财的富豪，推高了平均值，另一方面，中间值则增长乏力。富有者逐渐变得更富，与中产阶层的收入差随之扩大。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来看，截至2015年连续7年缩小的贫富差距在2016年反而出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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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趋火爆的消费只是富裕阶层的消费。▼高档白酒——贵州茅台酒因销售强劲而迎来股价暴涨，但普通白酒并不畅销；▼老百姓作为食物的方便面连续3年低于上年；▼啤酒市场连续3年萎缩，但海外的“Premium Beer(顶级啤酒)”非常畅销，这些都是证明中国贫富差距再次开始扩大的趋势。
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家庭负债正在激增。截至2017年6月底，与GDP之比达到47％，虽然低于美国（78％）和日本（57％），但在过去10年里提高28个百分点。快速上升的局面类似于雷曼危机前的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敲响了警钟。这是因为众多中产阶层取得住房贷款，勉为其难地购买了暴涨的房地产。最近在北京市郊外购买350万元住房的公务员林某抱怨：“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现在不分房了，公务员职工住房也只能住3年。养老金、医疗和孩子的教育费也令人担忧。因为害怕而不敢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