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一篇关于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离职女员工的帖子在中国的网上疯传。虽然话题的主要内容是“在离职前发现患癌，请求公司延长保险但被拒绝，结果自费做了手术”，但文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位27岁女员工，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加班，几乎每天都是夜里12点才下班，加班到半夜一两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4点，早上9点上班还被要求不能迟到，而且没有加班工资或加班调休。”
根据这一内容来计算，假设平均凌晨1点下班，则每天加班7小时，一个月按20天计算，每月加班140小时。在日本，被视为“过劳死认定标准”的时间外劳动时间为80小时（每天4小时）。2016年，日本最大广告代理商“电通”的一名东京大学毕业的新员工过劳死问题成为话题，但被认定的加班时间仅为105小时。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的女员工明显超过了这个时间。虽然癌症和加班的因果关系不明确，但如果持续这样的生活，出现过劳死也不足为奇。
“过劳死”一词源自日语，指的是因长时间劳动和职场的过度压力引发的猝死和自杀。曾经在日本以外几乎没有类似案例，因此英语名也是“Karoshi”，直接采用了日语的读音。
“过劳死”是诞生于1978年的新词汇，但实际在社会上被广泛熟知是在1988年以后。查阅《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数据库“日经telecon21”可知，1988年10月以前的早报版只有1篇报道使用过“过劳死”一词。1988年，律师受理过劳死、过劳自杀和工伤等咨询的“过劳死110”电话设置后，这一问题开始在社会上受到关注，报纸上的相关报道也出现激增。在1988年10月至1990年底的短短2年里，日经早报版刊登的“过劳死”相关报道超过50篇。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期，某保健饮料的广告词“你能不能24小时连续战斗？”开始流行也正是在此时期。
过劳死从最初就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日本政府迟迟未采取具体的对策。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10月刚刚发布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显示，“心脑血管疾患相关工伤保险的理赔次数”从2000年的85起增加至2016年的260起，达到3倍。此外，“精神障碍相关工伤保险的理赔次数”在同一期间从36起增至498起，增加了14倍。这些数据归根到底只是实际被认定的人数，仅为冰山一角。单从自杀人数来看，工作问题成为原因和动机之一的自杀者人数2016年达到1978人，相当于每天就有5、6个人因工作原因而自杀。
直到最近，面对持续增加的过劳死案例，日本政府才终于行动起来。2014年6月，日本通过了《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防止过劳死成为“国家责任”。自1988年过劳死被视为问题以来，竟然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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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著名广告公司电通的大楼经常灯火通明 |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媒体报道称，每年有约60万人过劳死。虽然不清楚该数据的准确性，但过劳死无疑在中国也开始成为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压力”就是引发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有不少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倾向于给自己施加过度压力。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浮沉》的经典台词生动体现了现代工薪族的现状。
“我们这些小白领，用力过猛会过劳死，用力不足连蜗居都住不起。”
结婚需要房子，结婚之后还要赚孩子的教育费和父母的生活费等。适龄劳动者的压力非常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以过劳死的形式失去优秀人才无疑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日本应对过劳死问题动作迟缓导致的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尽可能迅速地采取过劳死防范举措，努力保护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优秀人才。
中国现在每年有超过60万人因过劳而死亡。很多专家指出，大部分死者是为了中国飞速成长付出的代价。武汉大学教授吕尚彬对此分析指出：“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社会成员面临的各种社会环境的压力加重。”同时，他还表示导致过劳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形式下人们都不想错失良机，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人们想要得到幸福时，身体却已经承受不了过重的负担了。可见不仅社会给人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人们给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中国的劳动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一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4小时。然而当前的劳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没能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经济趋势，与劳动合同和就业相关的很多法律解释模糊不清，每年的劳资纠纷（游行和罢工）超过3000起，并还在进一步增加。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减缓，若继续对此类问题坐视不管，劳资纠纷将会加剧社会不安定局面，给中国社会种下危险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