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一个治学的人

1969年10月,因为一篇文章,杨曦光被判10年徒刑。可当时他自己都没想到,这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竟然成了他新生的起点。在被押至农场接受改造时,他遇到了一群特殊的人。

杨曦光的父母,都是解放前共产党中的干部。杨曦光降生之时,东北战事小捷,在东北工作的父母,给他乳名小凯。父亲杨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

母亲陈素曾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杨曦光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1962年,他考上长沙一中,正是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纪。

然而,还没等高中毕业,一次历史动荡席卷而来,父母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因此被身边人歧视,最终导致他加入敌对的阵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彼时,青年们的热情是高涨的,他们从小充满革命幻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运动,都奋不顾身进入漩涡中,一次次振臂而起,高呼口号,杨曦光也是一份子。

 

但过了没多久,杨曦光开始反思了。看着老师被拉出去毒打,人们的尊严被无情践踏,他在心理上有些无法接受,私下里他对自己妹妹说:“这太狠了,怎么下得去手?”这个19岁的青年人,开始对整个中国进行深入思考,他连续做了农民调查、知青调查,试图探求这场运动的本质,给施暴者寻找一个根本原因。

在走访了不同背景的农户后,他花去一个星期的时间,远离外界喧嚣,躲在被窝里,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多年后,回看此文,杨曦光自己也承认,其中的态度非常激进,大有否定、撇弃之意。但在当时,他将此文刻印80份,将自己的对整个社会的思考,秘密派发给了身边亲近的同学。当时的杨曦光,只是试图,用一个年轻人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狂躁地发泄内心热情。

但很快,杨曦光就付出了代价,其中最为沉重的一个,就是导致母亲自杀。母亲陈素在重点批判该文后,有人指出,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的,在他的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这顶帽子最终落在他父母头上。杨曦光回长沙后已被通缉,不得不逃窜到朋友家暂避。而他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在1968年1月23日自杀。母亲死后几天,杨曦光才得到消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抓捕候审。最终,杨曦光被判10年。一个人最有生命力的10年,他将在监狱中度过。

 

杨曦光与妹妹“我学会了江湖黑话,知道小叶子是粮票,大叶子指的是钞票。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能在雪地里赤身裸体,对方就替我值日一天,替犯人打饭、打开水。每次打这种赌都是我赢,因为没人知道我习惯冬泳。”在狱中,凭着装出来的不羁,杨曦光很快就跟牢友们混熟了。

这群犯人里,居然藏龙卧虎,甚至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师。次年,他到农场劳动改造,碰到了一群更厉害的“老师”。白天,大家天没亮就下地劳动,一直要到天黑才能回到监房,然后开思想会议,互相批判。他在狱友的点拨下偷偷学习,直到大家都睡下了还挑灯夜战,掌握了英语、高等数学和经济学,遇到不懂的就第二天向狱友求教。可以想见,当时的他,正是求知欲最强烈的年纪,以至于插秧时还在消化知识,蚂蟥都爬满脚脖子,他还在做笔记。

 

各类学科都涉及斗争,但数学就不会。他读《资本论》,用高等数学分析劳动价值论,无师自通的他,居然自行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等理论。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成了杨曦光当时最大的快乐。得出那些理论时,他兴奋无比,还以为自己有了惊天的发现,出狱才知道,别人早就提出了。有一次,妹妹来看他,他偷偷将一个包裹塞给妹妹,妹妹看了,全是对局势的思考。即便是在非人的劳动环境里,杨曦光依旧保持着独立精神。

1978年,杨曦光出狱,没有一个单位愿意录用他。同时,他弃用“杨曦光”,改用了自己的乳名杨小凯。从此,杨曦光如同那动荡的岁月,被滚滚向前的时间埋葬,不再提及,杨小凯则很快迎来了新的人生。不久后,他在印刷厂找到工作,像他这样的人,不甘于做校对工,决定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员职位,但没有一次能通过资格审核。

 

就在杨小凯彷徨之时,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方是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他被杨小凯的执着和才华打动,眼看国家用人之际,不愿意他就此被埋没掉,想办法让他参加了数量经济学考试。杨小凯果然没叫人失望,最终被录取为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原以为人生就此打开新篇章,可因为高中都没有毕业,社科院无法给他安排工作。

 

转折出现在1981年,湖南省召开全省招生会议,武汉大学校长,教育家刘道玉,早就看中了杨小凯的才华,希望他能到武大经济管理系教书。

开会期间,省书记毛致用回到长沙,刘道玉见到毛书记,赶紧说:“毛书记,我想问你要一个人。”听了杨小凯的名字,毛书记点点头:“我知道,他受过委屈,坐了10年牢,如果是刘老要的人,当然同意。”就这样,杨小凯进入了武汉大学,开设了当时颇有争议的课程,《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

 

刘道玉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此前中国,讲授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马克思系统的,对西方经济学略有提及,但全部都是当做反面教材。杨小凯开设的这两门课程,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冲击。好在刘道玉坚决支持他:“当时在武大,这两门课,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上,只有杨小凯的才华能做到。”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凭借出色的教学科研成果,他被破格提拔为讲师。

 

1982年7月,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来到武汉大学讲学,杨小凯顺理成章担任助手。杨小凯以数理分析研究经济学,这种前卫做法令邹至庄十分赞赏,立马推荐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

就这样,这个高中都没有毕业,在监狱里学习英语、数理的男人,跨过远洋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不过,因未曾接受系统高等教育,他读书时比别人吃力十倍,当时他的同学,北大高材于大海,轻松就能通过资格考试,他一开始却连课都听不懂,只能去抄阅同学的笔记,一直抄到夜里三、四点。

 

他曾写信对父亲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我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

为了适应英文教学,他几乎每天都在苦练,半学期后,才勉强听得懂课。1988年,以超人的毅力不断努力后,杨小凯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开始着手分析一个,被现代经济学忽视的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事实证明,无论是天分还是努力,杨小凯都远高于一般人。在被莫纳什大学聘为讲师后,他开始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在台湾、香港、德国四处讲学,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

1993年,《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横空出世,被经济学界评为“盖世杰作”,他因此被选为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当时他与澳洲教授黄有光合著此书,杨小凯希望按照字母顺序署名,黄有光坚决反对:“如果贡献相等,你要用这种方式排名我没意见,但是我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这本杰作是属于你的。”

 

拼命工作中,杨小凯又出版三本著作,分别是《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新型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这意味着他经济学体系的日渐成熟。

特别是《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赞赏杨小凯对分工的分析,“这是全世界的最重要的研究,杨小凯是这里面的佼佼者。”

2002和2003年,布坎南先后两次,将杨小凯提名为诺奖候选人。他因此被视为华人里面,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

虽然几经沉浮,先成了狱中犯人,又成了学界先锋,但杨小凯的思想、精神,其实还是和十几岁时一样。在国际上获得名誉之后,他还是把目光落在了中国。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等等,全部都引起了他的关注。许多人都在高唱“后发优势”,他却指出了“后发劣势”。

 

杨小凯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起步后,利用资源和别国经验,获得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它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盲目乐观,拒绝有效变革,长期这样下去,就走不远。”几十年过去了,不管是杨曦光,还是杨小凯,都没有放弃思考。他从不愿听任外界的欢呼,而是用自己的智慧调查、研究,不配合任何一方去高唱口号,关上门窗,用理性的灯光,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而这,是一个学者,最最基本的修养。

 

可惜造化弄人,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肺癌晚期。当时他在国际上名声越来越大,极有可能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死亡已经来到他跟前,这一次,任有多么超人的毅力,也没办法走出命运的阴霾了。

在历经了人生的起伏后,杨小凯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身体饱受痛苦的时刻,他依然没有放弃思考。因为一个人独立思考,是上帝给的最好的礼物。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与世长辞,年仅56岁。虽然只有短短20年的学术生涯,他却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感叹说:“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很早就接受系统的教育,以他的成就,拿个诺奖不难吧…”但也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十年,他也许不会在非人的劳改中,奇迹般遇到自己的启蒙者。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狱中人到学界翘楚。杨先生之所以能一路走来,不断地冲破层层阻碍,在短短20年里获得巨大成就,当然离不开他的天赋与勤奋。

#文章不代表本社区立场!如有版权问题请与support@cisocial.net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