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老子是战国时候的周太史儋。司马迁对这三个老子是有所取舍的，他把第一个老子重点写，后面两个则一笔带过，这说明司马迁认为老聃是正宗的老子。老子的生平和《老子》这本书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两个大学者打擂台，一是胡适，另外一个是梁启超。胡适说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老子》一书也诞生于春秋时代。梁启超说太史儋才是老子。双方都拥有大批的粉丝。支持胡适观点的有任继愈、郭沫若等；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有范文澜、冯友兰等。当时要是有电视，他们肯定比现在的易中天、余秋雨还要火。
老子究竟是谁？《史记·老子列传》没敢下结论。司马迁只是一一列出了老聃、太史儋、老莱子三人。对于后者，几笔带过，而着笔较多的是老聃与太史儋。对老聃的姓氏、乡里、孔子的几次问礼，详加记述，看来这位老子颇为真确。而太史儋也应有其人，《老子列传》、《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都提到他。他与老聃并非一人，这在《史记》里说得也是清楚的。但老子到底是谁，司马迁只是说：“或曰儋即是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个“莫知”，就成了千古之谜，后人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尹振环著的《楚简老子辨析》一书，在比较了简、帛两本《老子》相同相异的文句，简、帛、今本各自的时代印记，以及道论、德论、绝智论的不同之后，认为：应该有两位老子，老子与太史儋；应该有两类《老子》，二千言的《老子》与五千言的《老子》。
两千年来行世的今本《老子》都是汉晋唐宋本。1973年，在长沙出土了帛书《老子》，是战国后期本。尽管它证明今本有许多讹误，但却都是“五千余言”类。1994年荆门市又出土了楚简《老子》，它只有二千言，而且起码是战国前期本。此事惊动了学界，不少人说这是摘抄本，即从五千言中节选出来的。真是节选吗？比如帛、今本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怎么会被摘抄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呢？简本还看不出老、孔的抵牾，帛本已直指孔孟之仁义圣智了。它是思想的深化发展，还是改写？
有人又说，这是儒家改造后的摘选。但是像“以百姓之心为心”、“上善如水”、“慈俭”、“自知、自胜”等与儒家思想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又一点不见选呢？再深入一步，像“万乘之主”这样的话，就不见于简本，而见于帛本。为什么？因为春秋末战国初，战争规模小，还不可能有万乘，只有到了战国中后期才能说出这种话。再从帛本比简本多兵家言、权术言、愚民言与不尚贤，更可以看出简、帛两本不同的时代标记。此外，从两本的异同之间，也可以分辨出其思想脉络的演变和一步步的深化，即它是如何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显然，摘抄本之说很难成立。于是，《老子》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的认识在学界又渐趋一致。
不过老子是谁，依然疑云密布。这个不得不再回到《史记》那里寻找答案。首先，老聃、太史儋不是一个人，而是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老聃比孔子年长也是定论，一般认为年长20岁左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聃可能生于570年左右。《史记》所说的老子出关，“强为关令尹喜著书”，时在《秦本纪》所说的献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如果这位老子是老聃，那么他已经快200岁了，还能骑着青牛，西出入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这著书的老子岂不只能是太史儋？其三，司马迁列出了老子之七世族谱。“老子之子宗，宗为魏将”。这“魏将”看来只能产生于李悝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后，即公元前406年后。此时老聃如果还活着，已年近170岁了，其子当在百岁以上，还能领兵为将？也不可能。老子之六世孙仕于汉文帝，时在公元前175年左右。如果真是老聃之六世孙，那么六世居然经历四百年，又是不可能的，否则“前辈之六代孙与后辈孔子十三代孙同朝为官”，就不太近情理了。因此，司马迁所列的老子族人谱系，只能是太史儋这位老子的，而不是老聃那位老子的。其四，“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说明司马迁只见过五千言类《老子》，而没有见过二千言类《老子》。如果他也有幸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同时看到五千言与二千言《老子》，他还会举笔不定吗？所以，不妨推断，应该有两位老子，老聃与太史儋；应该有两类《老子》，二千言与五千言《老子》。二千言类《老子》出自老聃，五千言类《老子》乃太史儋之改写扩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