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官员写道，这本篇幅不大的专著是为了试图解释“他反对条约的理由，或者说是对巴黎和会所提出的关于欧洲经济问题全部政策的反对理由”。出版社很谨慎，首刷只有5000册，对一位技术官僚的不同意见来说，似乎倒也合适，书中有一些段落详细描述了诸如德国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市场等事务的历史与前景。结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印刷了六次，并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销量超过了10万册，这也让书的作者、36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举世闻名。
凯恩斯才华横溢、不知疲倦，他既是学者，也是公共知识分子、记者、政府顾问和捍卫艺术的人。在成名后的余生里，凯恩斯一直处于许多事情的中心。凯恩斯革命在20世纪30年重塑了经济学，并在今天继续塑造着这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成为英国财政部代表的凯恩斯，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知识分子。但他的事业始于发表不同意见。
凯恩斯的书在其最重要的论点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本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而且现在仍然如此。《经济后果》一书的笔法很壮观——凯恩斯与布卢姆斯伯里派关系密切，那是一群打破传统的艺术家和作家。他对和平缔造者（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入木三分的、坦率的刻画，反映了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不久前广受关注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不加约束写法的影响。该书也因评估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能力而广受争议。
凯恩斯的书在其最重要的论点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本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而且现在仍然如此。这本书的不朽贡献不在于凯恩斯的第一个反对（他“对条约的反对”），而在于第二个反对，既关于“欧洲经济问题”政策的反对。凯恩斯是在对欧洲秩序的脆弱性发出警告。
凯恩斯认为，尽管许多欧洲人都在庆祝欧洲大陆经济的新纪元，但战后出现的东西中有太多是建立在存在已久、未得到充分认识、精心编织的网络和基础之上的。他写道，“战争爆发时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已被多年的全面战争摧毁，但在战后并没有被更稳定的东西取代。重建广义的经济秩序，而不是短视地施加报复，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他认为，这是“条约”的重大失败——不仅是《凡尔赛和约》本身，而且是缔结条约的整个政治和经济框架。
因此，当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那时的和那以后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凯恩斯是否低估了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能力等问题上时，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凯恩斯有可能肯定是错的。但他对欧洲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该条约未及之事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凯恩斯认识到，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动摇了这个体系，以至于整个危及到欧洲的生存”。但是，条约“没有包括复兴欧洲经济的任何措施——没有任何东西使战败的中欧帝国成为好邻国，没有任何东西让欧洲的新国家稳定下来”，没有任何东西来恢复“法国和意大利混乱的财政”。他认为，迫使德国陷入本质上的奴役状态，“将播下欧洲整个文明生活走向衰落的种子”。
凯恩斯对把握住这场最危险的宏观经济乱局的严重性有充分的准备。战争期间，他在英国财政部的任务是金融筹款，以将战争维持下去。在巴黎和会上，他是英国财政部的官方代表；此外，由于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职责要求他留在英国，凯恩斯被任命为其代理人参加了最高经济委员会。
他于1919年1月10日抵达巴黎后，很快就陷入到漩涡中。被派去与德国金融家会晤时，这位年轻的财政部官员谈妥了向德国紧急运送粮食的条款，当时德国已处于大规模饥荒的边缘。
凯恩斯后来在他最好的长篇散文之一《梅尔基奥博士：一个被击败的敌人》(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中描述了这些事件，他分两次在剑桥自传俱乐部和布卢姆斯伯里派密友的会上私下宣读了这篇散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从第二次聚会回家后，写了热情洋溢的笔记，对其文学价值大加赞扬。这是凯恩斯要求死后方可出版的两篇杰作之一（另一篇是《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
他的场景设置具有电影般的质感：靠一些借助于灵感的幕后即兴发挥，凯恩斯圆满地结束了这些不太大的、导言性的谈判。然而，更广泛的和平进程是一场灾难，凯恩斯从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切。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所描述的那样，德国代表们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条款“感到难以置信”；当这些细节在德国国内公之于众时，人们的反应是震惊和愤怒。双方在战争中互相残杀，陷入僵持局面，直到遥远的美国后来的介入才决定性地打破了力量的平衡。并没有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德国，本以为在达成的和约中争取到输家的份额，未曾料想接受的是相当于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殖民地被剥夺，领土丧失，海军沉没，军队解散，被强制缴纳赔款。
正如凯恩斯在《经济后果》一书中所写，并在该书出版后多次强调的，他关心的“不是条约的公正性”，而是条约“是否明智及其后果”。他曾在暗地里为争取一个更有远见的方案而努力。
他曾在1919年4月一个一闪而过的时刻，看到了自己“宏伟计划”可能被采纳的希望：不太多的赔款（英国的份额转让给受德国侵略的其他受害者），取消所有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美国将首当其冲地承担这个负担），建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以避免东欧新国家五花八门的拼合可能导致的国际贸易混乱），以及新的国际贷款，让处于经济失衡困难时期的欧洲大陆恢复健康。
这个计划在政治上近乎天真：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钱，法国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复仇。在1918年的选举中，英国政客们曾出名地（虽然也愚蠢地）承诺，要让德国为战争的全部代价负责，一名政客打保票说，要把德国像挤柠檬那样“直到榨干为止”。
但对凯恩斯来说，所涉及的利益如此之重大，必须为之努力。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他较轻的赔款提议，但当时更让他烦恼的是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他在财政部的一份内部简报中写道，这些债务“威胁到所有国家的金融稳定”，把“摧毁性的负担”强加于它们，并将成为“国际摩擦的持续来源”。一个比债务和赔款的乱摊子好不了多少的国际金融秩序很难“维持一天”。
1919年5月14日，他给母亲写了一封痛苦不堪的信，把辞职的计划告诉了母亲，不过，尽管“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厌倦”，他仍坚持了三周多。6月5日，他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递交了正式辞呈，回家重整旗鼓，不久后就把激情倾注到撰写《经济后果》一书中。
凯恩斯在写书的同时发起了一场智识运动，尽管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有关大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甚微。他在《大众月刊》(Everybody’s Monthly)上写给美国读者的文章中，重复了他书中第一页的观点：“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普遍性和毁灭性特点负有特殊且不寻常的责任。”但是，《凡尔赛和约》“让欧洲变得比条约出来之前更不稳定”，指导政策的必须是利益，而不是复仇。“如果美国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那将是世界的灾难，”他补充道。
在该书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反问道，“法国会因为她的哨兵站在莱茵河畔而安全吗？”然而，“流血、痛苦和狂热却从莱茵河向东穿过两大洲普遍存在。”
没有几个人听到了这些话。美国人对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的一时之兴，很快让位于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复苏。美国将国内的要求置于全球忧虑之上，在战争债务问题上顽固而短视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
法国寻求严格按照条约的文字强制执行，甚至在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谷地区，作为对德国未能履行其赔偿义务的回应。持续了两年半的占领遭遇了消极抵抗和恶性通货胀涨，似乎证明了凯恩斯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的均衡状态艰难地维持着，偶尔的进步和合作的曙光对克服凯恩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大问题——脆弱的财政以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政治焦虑——作用甚微。一个强大的推力将会使均衡瓦解，而1931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起了这个作用，这场危机由于法国在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摇摇欲坠时寻求政治优势而恶化。
正如凯恩斯当时指出的那样，“令人痛苦不堪的1931年德国危机，本质上是一场银行业危机，但无疑是由政治事件和政治担忧引发的，这场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惊诧出乎应有的程度。”这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意味着危机没有得到控制。危机失控，把世界经济送进了大萧条的深渊，并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兴起。
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警告，“人们不总会毫不挣扎地死去”，而“他们在痛苦中可能颠覆机构的残余部分，并湮灭文明本身”。一代人后，美国外交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会提出理由说，20世纪30年代外交政策悲惨结局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失去的机会”。凯恩斯肯定会同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