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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日那天晚上，马克·鲍登(Mark Bowden)正在观看费城人队与大都会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电视台却突然切换到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东厅的画面。总统说，“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美国发起的一次行动已经击毙了基地组织(Al Qaeda)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位要对谋杀数千名无辜的男男女女和儿童负责的恐怖分子。”

总统结束他简短发言后五分钟左右，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聚集在白宫前和世贸大厦遗址处高呼“美-利-坚！美-利-坚！”时，鲍登的手机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麦克·斯坦森(Mike Stenson)，杰瑞·布鲁克海默电影公司(Jerry Bruckheimer Films)的总裁。鲍登曾与布鲁克海默合作将他1999年的畅销书《黑鹰坠落》改编为电影。

“麦克说，‘马克，杰瑞希望把本·拉登这件事拍成一部电影，而且他还要把拍《黑鹰坠落》的原班人马都拉回来，’”最近鲍登在午餐时告诉我。“‘他想知道：你愿意写剧本吗？’”

鲍登说当然，算他一个。

他连忙联系奥巴马总统当时的发言人杰伊·卡尼，要求与总统面谈。鲍登和卡尼是朋友，他们是在鲍登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写副总统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专访时认识的。不过，他对几乎立即收到回复仍感到很惊讶。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回应，尤其是考虑到鲍登知道总统现在一定收到了纷至沓来的申请。卡尼说他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他肯定会尽力推动。

第二天，斯坦森打电话回来：布鲁克海默改变了主意。

鲍登考虑了一会，他决定还是要写一本书。在某些方面，它是作者和主题的完美组合。鲍登专门记述秘密行动。除了讲述1993年美国陆军游骑兵(U.S. Army Rangers)和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 在索马里突袭惨败故事的《黑鹰坠落》外，他还写了关于1980年在伊朗解救美国人质的失败任务以及搜捕哥伦比亚大毒枭帕布罗·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长期行动的书。

他的那些书里使用的方法是将详尽的报告与生动的故事结合起来。鲍登倾向于在历史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去记述它们，这对此很有帮助。人们通常渴望与他坐在一起，他们一般也能够畅所欲言。一个访谈对象引出另一个人，另一个又再引出其他人，如此这般。这是一个可能需要数年的过程。

事实证明，这本关于本·拉登的书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项目。鲍登试图在故事发生仅仅几个月后就去讲述它。只有很少人对那天晚上的事情知情，他们包括少数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以及执行行动的海豹突击队(Navy SEAL)队员。而且几乎没有文件记录可供鲍登查询；政府已经将所有与此次突袭有关的文件，包括中情局(C.I.A.)寻找拉登的记录，归类为机密文件。鲍登不得不寄望于通过官方渠道获得访谈机会。

他的书《终点》(The Finish)在2012年秋天出版，讲述的是一个人们现在已耳熟能详的故事。长年展开秘密工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认出一名信使，其特工最终追踪他到了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型院落。特工通过远程卫星摄像头对这个院落研究了几个月，但不能确定拉登是否在里面。如果他在，总统不想让他溜走，奥巴马后来说这是一个55%比45%机会的计划。保险的办法是用炸弹或导弹将这个院落夷为平地，但是这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并且无法核实是否炸死了本·拉登。奥巴马转而派遣了两架黑鹰直升机和2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当一架直升机不得不在大院里畜栏处紧急降落时，整个任务差点失败。但海豹突击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改变，并很快发动了攻击，用C-4炸药破坏了大门和房间门，并最终击毙他们的目标。临走时，他们炸毁了受损的黑鹰直升机。当他们飞走时，院落里大火熊熊。直到突击队走了很长时间，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仍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讲述了这个令人着迷的故事。鲍登的书是几本书之一，此外还有无数的报纸文章、杂志专题、电视新闻节目，以及最终于2012年上映的电影《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片方将其标榜为对“史上最伟大追捕”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拉登之死不仅是美军的胜利，也是美国叙事机器的胜利。它基本上是在这位恐怖组织头目的尸体落在地板上那一刻，就开始高速运转。

去年春天，鲍登又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当时他参加在纽约的一个会议后，正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州家中的路上。会议上，他和自己下一部作品的出版商讨论了这本关于越战顺化战役的书籍。电话的另一端是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赫什打电话来是询问拉登海葬照片的事。美国政府表示，安葬是按照伊斯兰习俗进行的，对此鲍登在《终点》结尾处以及《名利场》上一篇此书的改编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一幅照片显示了裹在加重裹尸布中的尸体，”鲍登写到。“下一幅显示它躺在斜槽上，脚在舷外。下一幅中，尸体触碰水面。再下一幅里，它在水面上若隐若现，涟漪向外扩散。最后一幅里，水面上只有圆形的波纹。奥萨马·本·拉登的遗体就此彻底消失。”

赫什想知道：鲍登真正看到过这些照片吗？

鲍登告诉赫什他没有。他解释说，这些是看过照片的人描述给他的。

赫什说这些照片并不存在。事实上，他继续说，美国追杀击毙本·拉登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他告诉鲍登，他正准备公布在阿伯塔巴德发生的真实情况。

鲍登说，他觉得赫什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赫什试图表示同情。“没人喜欢被玩弄，”他说，并补充说他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

“我说，‘我没有受到冒犯，’“鲍登回忆道。“我告诉他，他毕竟是西摩·赫什，他应该做一切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担心是他错了。”

#2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死对美国政治的改变，可能怎样形容也不为过。从纯粹现实的角度来看，它使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前将自己重铸为一名无畏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过度谨慎的总统。这对那次选举的结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奥萨马·本·拉登死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活了，”乔•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很喜欢这样自夸。）在战略上，本·拉登之死让奥巴马可以宣称战胜了基地组织，并给了他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撤军的借口。而且这件事几乎一举救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将10年之久的失败情报工作转变为该机构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是，本·拉登之死对美国人的心理作用更大。对于这场被道德妥协、乃至有时为集体耻辱所定义的不明不白的战争，它象征性地带来了人们迫切需要的道德清晰度以及明确的美国式勇武。它为9·11袭击的历史轨迹画上终结的那一笔。定格在我们脑海多年的大楼倒塌的可怕画面，已被奥巴马和他手下的高官们紧紧挤在白宫局势研究室一张桌子旁，密切关注作恶者终被正义惩罚的画面所代替。

第一篇生动描述那次突袭行动的的文章是《击毙本·拉登实录——阿伯塔巴德之夜》(Getting bin Laden: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in Abbottabad)，这是由自由撰稿人尼古拉斯·施米德(Nicholas Schmidle)在那次行动仅仅三个月后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施米德是一位海军将军的儿子，他在巴基斯坦待过两三年，并为包括这本杂志在内的许多出版物撰写过反恐题材的文章。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故事用电影般的手法叙述了突袭行动的英勇无畏，其叙事非常全面，且包含诸多细节，从海豹突击队(SEAL)接近院落时两架黑鹰直升机里“子弹上膛的机械声响”，到他们降到地面上时被泥泞“吸住了战靴”。马特·比索内特(Matt Bissonnette)是射杀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员之一，他在一年后的一本畅销书《艰难一日》(No Easy Day)中为这个故事添加了更为个人化的描述。鲍登则将关注重心放在华盛顿，将读者带进白宫来见证总统做出其任期内最重大抉择的那一刻。然后就是《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它记载了中情局的许多残暴审问，该机构曾表示正是这些审问帮助美国找到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

刚开始时猎杀本·拉登的官方叙述似乎很清晰，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来自五角大楼、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的多角度复合素描。而当你稍微仔细研究一下这幅素描，你就会发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没过多长时间，政府就纠正了突袭行动的一些显著细节。不像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最初告诉记者的那样，本·拉登一直没“卷入交火”，他手里没有武器。他也没有将他的一位妻子当做人肉盾牌。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在白宫局势研究室内不是在观看突袭行动的“现场直播”；行动也并没有被头盔摄像机拍摄下来。但在整个故事的构建上，还是有些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施米德在自己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和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交谈过。而比索内特对于突袭行动的一些细节描述，也和另一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有矛盾之处——奥尼尔在《时尚先生》(Esquire)上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都说是他开了那致命的一枪。拥有相应机密权限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猎杀本·拉登》里逼真的拷问场面事实上没有在帮助他们寻找本·拉登方面起到任何作用。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最令人难以相信的部分：在没有任何空中或者地面掩护的情况下，奥巴马派了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去执行一场看似自杀的任务——侵入巴基斯坦领空并快速索降到一处院落里。如果本·拉登真的在这个院落里，这里一定有着严密的防御措施。而且按照官方说法，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任何巴基斯坦军方或者情报部门的协助和保障。这怎么可能？阿伯塔巴德基本上是一个大军营；本·拉登藏身的大型院落非常显眼——三层楼，环绕 着18 英尺（约合5.5米）高的水泥墙，墙顶还拉着带刺铁丝网，而且它距离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只有两英里。当地的警察部门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没有注意到一架庞大的美国直升机在附近紧急降落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为什么我们能知道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在暗中进行的突袭行动的那么多情况？

美国历史充斥着最终被揭穿的战争故事。想想布什(Bush)政府当年谎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对北部湾里美国船只的攻击。猪湾事件中，政府先是夸大了派去古巴的士兵人数，希望这能鼓励当地人能站出来加入他们。当行动失败时，政府又迅速降低人数，声称这根本就不是入侵行动，只是给当地游击队输送物资的一次小型行动而已。《军队》(Army)杂志最近报道称，前美国橄榄球联盟(NFL)安全卫帕特·提尔曼(Pat Tillman)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而不去承认实际上他是被自己部队的机枪意外击中头部而死亡。

没有媒体的帮助，这些虚假故事不可能传到公众耳里。记者不仅寻找事实，也在追求故事。好的故事可以施加巨大的引力，扭曲事实，并最终将之带入自己的轨道。伊拉克战争期间，记者告诉我们，一群伊拉克民众欢呼着推倒了位于天堂广场的萨达姆·侯赛因雕像。但却绝口不提当地尝试推倒雕像的民众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在美军起重机的帮助之下才能完成。记者还将二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塑造为一名战争英雄，形容她在伊拉克的一次伏击战中对其俘虏者展开抵抗，而事实却是她的武器卡住了，不得不留在悍马车里。 在《纽约时报》2003 年一篇讲述林奇故事的评论文章中，鲍登自己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将我们所知甚少的事情编织成熟悉形状的倾向——经常和电影的叙事弧相似。”

奥萨马·本·拉登之死的故事是不是美国所编造神话的另一个例子？就此而言，鲍登和我们所有人是不是都被特意为我们所制造的故事诱导了？或者这些问题本身显示我们太多疑了？

#3

“这故事从一开始就很可疑，”赫什(Hersh)告诉我。那是一个无比炎热的夏日，我们坐在他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内，这是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附近一座普通办公楼里的一套两室套房，赫什独自在这里工作。门上没有门牌；候客室的墙上挂完满了各种新闻奖项。“我在这儿挺开心的，”他站在杂乱的纸箱和摇摇欲坠的书堆中说道。“可以随心所欲。”

突袭本·拉登的行动发生不过几天，赫什就告诉我，“我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他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努力搞清楚这件事，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他最终于5月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文章，可不是在美国政府的讲述中找出几个疑点，而是以1万字的篇幅反驳了整个官方叙述，其信源主要来自一位已经退休的美国资深情报官员，并且其信息得到了两位“特种作战司令部(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长期顾问”的佐证。赫什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信心十足地讲述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那些我们熟悉的情节点都有，但它却从一个耐心坚持、仔细策划和大胆行动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有关运气（有好有坏）、损失控制和机会主义的故事。

一开始我对78岁的赫什说，想对他的这篇文章进行报道，他并不愿配合（“我觉得你的请求是有着很多问题的，”他给我的第一封邮件开头这样写道）。他想让我继续跟进他的报道，建议我从调查巴基斯坦的雷达系统入手，他说这套系统十分精密，美国直升机不可能进入该国领空而不被察觉。（“这些第三世界的蠢货什么事也做不好，”他以反讽的语调写道，意指巴基斯坦肯定会知道有两架军用直升机飞到了本国中心地带。）赫什1970年代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七年，他不认为本报会容我认真对待他的主张。“如果你当真，”他写道。“接下来几个月，你最好别让你妻子发动汽车。”但我稍微做了争取之后，他就缓和了态度，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讲述他的报道，他想尽可能地做到既完整讲述又不暴露自己的信源。

赫什最重要的主张是有关本·拉登最初如何被发现的。他在文中表示，并不是多年细心的情报收集工作让美国找到了那名信使，并最终找到本·拉登。其实，那个地点是由一个“不请自来”的人所透露。这个人是一名巴基斯坦退休情报官员，为的是领取美国承诺给任何帮助锁定本·拉登的人提供的2500万美元赏金。就此而言，本·拉登压根就没有“藏着”；他当时所在的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实际上是一个由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维护的安全屋。赫什还写道，当美国拿这个信息向巴基斯坦的一些情报官员对证时，他们最终承认这是事实，甚至还进一步提供了DNA样本以证明这一点。

在赫什的描述中，那场勇猛的突袭行动并没有那么惊险。巴基斯坦允许美国直升机进入其领空，在海豹突击队达到之前撤走了院落里的警卫人员。赫什的信源告诉他，美国和巴基斯坦情报官员之前达成一致，奥巴马会等一周后再宣布本·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山区某处进行的一次无人机打击行动”中被击毙。但奥巴马被迫立刻宣布了这一消息，因为其中一架黑鹰直升机迫降后被炸毁——这是少有的赫什没有否定的官方说法之一——使得美国不可能掩盖这次行动。

就好像嫌这些言论还不够重大似的，赫什继续作出了更大胆的论断。比如，他写道，本·拉登没有得到体面的伊斯兰海上葬礼；海豹突击队将他的遗骸扔出了直升机。他还称，巴基斯坦在2006年就抓到了本·拉登，沙特阿拉伯为他之后几年的生活费买单，美国则指使巴基斯坦逮捕了一名无辜男子，此人曾经有时为CIA做事，他成了收集本·拉登DNA样本的巴基斯坦军少校的替罪羊。

不过，其中最让人吃惊的可能是，正在拆解这一详尽繁复的官方讲述的，不是某个没有背景的非专业人士，而是美国最好的调查记者之一，这名记者曾曝光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屠杀数百名越南平民的事件（1969年），曾揭露中央情报局(CIA)秘密监视反战异见分子的行动（1974年），还曾详细揭露惊人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 )监狱虐囚事件。这篇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会成为另一篇重要的赫什独家新闻吗？

“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鲍登告诉我。“但考虑到我曾与那么多分属不同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交谈过，说他们如此精心策划和维持一个谎言，在我看来，简直无异于阿波罗登月造假说。”不过，其他记者就没这么客气。“在这篇报道里，真实的信息没什么新鲜，新的信息并不真实，”CNN的彼得·贝尔根(Peter Bergen)说，他著有关追捕和猎杀本·拉登的畅销书《搜捕》(Manhunt)。在所有人中，政府官员是最不买账的人。当时的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说赫什讲述的“故事充满差错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Col. Steve Warren)表示，它“基本上是杜撰”（里面有“太多不准确之处，让人懒得逐一指出。”）。美国政府基本上对此置之不理，不过一些赫什的批评者指出，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公布的机密文件中可以看出，CIA曾长期监视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那个院落，可以证明这个地点并非简单地来自一个“不请自来的人”。

这类反应对赫什来说一点也不新鲜。阿布格莱布事件曝光时，五角大楼发言人劳伦斯·迪里塔(Lawrence Di Rita)曾将他为《纽约客》撰写的多篇（现在已无人质疑）有关这一丑闻的文章中的一篇描述为，“我看到过的最不可理喻的一篇失职新闻报道。”但是在这篇本·拉登报道出炉后接受的多次参访中，赫什有时还是出现了大为光火的情况。“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喜欢我的报道！”在一次接受“盘问”时，他这样对一名公共电台主持人讲。“不在乎！”但是时间久了，他冷静下来，不再发脾气，还从中找到了一种乐趣。他会用“装腔作势”一词描述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讲述。

在交谈过程中，我曾提醒赫什，我不会对此事做出最终判断。我不想再去采访一遍已经跟其他记者谈过这些事的政府官员。我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媒体故事，一个有关精心建构的讲述变成公认的事实的案例分析。对赫什来说，这有点像是逃避，就像他在第二天写给我的长邮件中所解释的。他说我在回避真正的议题，说我是在“把这件事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题，而不是就两种讲述哪个正确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安的想法：要是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呢？

“当然，你或者任何其他记者都没理由轻信匿名信源跟我讲的东西，”赫什写道。“但我觉得，记者们也没理由把白宫或政府机构发言人在危机期间或之后，公开或私下讲的话当真。

#4

在新闻及周边从业人员看来，赫什(Hersh)这篇报道出现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而非他通常发表文章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这里面本身就很有文章，是一个不曾向外界完整讲述的故事（编辑和记者可能不像情报官员那么保密，但他们也喜欢对自己的业务细节严格保密）。

针对本·拉登的突袭行动过去大概一周以后，赫什拨通了《纽约客》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电话。2009年，赫什曾为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称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巴基斯坦的大规模核武器储备有可能会落入该国军方内部的极端分子手中。而现在他想让雷姆尼克知道，自己的两个信源——一个在巴基斯坦，另一个在华盛顿——正向他透露一些别的东西：在猎杀本·拉登的行动上，政府正在欺骗美国民众。

当时《纽约客》记者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正计划前往巴基斯坦做另外一篇报道。双人署名文章在《纽约客》很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所以杂志决定这次就这么做，让费尔金斯和赫什合作完成一篇报道。费尔金斯负责巴基斯坦方面，尤其是调查巴基斯坦是否曾暗中与美国合作，而赫什则继续追踪华盛顿方面的线索。加入《纽约客》之前，费尔金斯曾在《纽约时报》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方面的报道。但当时他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追查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的内部信源提供的那个线索，结果几无所获。

“我所得到的反馈，连愤怒的否认都没有，”费尔金斯告诉我。“只有茫然困惑的表情。”费尔金斯说，他在当地感受到的情绪，和赫什所声称的完全不同；巴基斯坦军方似乎为被美国蒙在鼓里而感到羞辱。雷姆尼克告诉他放下这个调查去做别的。在理清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军方的各种关系之后，他最终写了一篇有关一名巴基斯坦记者有可能被该国情报机构三方情报局(ISI)谋杀的文章。

与此同时，《纽约客》刊登了施米德(Schmidle)讲述突袭本·拉登行动的文章，不久后他正式成为《纽约客》的一名记者（施米德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他的后续报道也只是再次印证了他之前的描述。至于巴基斯坦军方或情报机构内部是否有人知道本·拉登住在那座房子里，“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不过我没看到过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他写道）。

赫什一个人继续调查，搜集资料，竭力让自己的这种与官方口径相左的叙述显得更充实。三年后，他给《纽约客》发了一份草稿。在反复阅读了草稿之后，雷姆尼克告诉赫什，他觉得这篇报道做得还不够到位，建议赫什继续调查，看看还能发现些什么。赫什没有这么做，而是把文章给了《伦敦书评》。

赫什从来没有正式加入《纽约客》，他宁愿一直当个自由撰稿人。但他和这本杂志渊源很深。1971年，他在《纽约客》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为它先后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其中包括最近一篇有关他和家人探访美莱村的文章，时间就在他在《伦敦书评》发表那篇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之前几周（他的儿子、现任Buzzfeed记者的乔舒亚[Joshua]，曾在《纽约客》做过多年的事实核查员）。雷姆尼克负责发表过赫什最具争议性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他很多美国政府不会想要看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报道。

雷姆尼克因为觉得信源可信度较小而退回了赫什的一些文章，有关本·拉登的报道并非第一篇。在2013及2014年，他放弃了赫什写的两篇有关叙利亚沙林毒气致命袭击的文章，每一篇报道都声称此次袭击不是由阿萨德政权——假定的元凶——发动的，而是由叙利亚叛乱分子与土耳其政府联手开展的。《伦敦书评》也获得了这两篇文章。就像有关本·拉登的报道一样，这些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广泛质疑，批评人士辩称，曾经的传奇记者愈发喜欢挑衅多过保持严谨（赫什至今认为这两篇报道没有问题）。

如果赫什有关本·拉登的报道最初由《纽约客》发表，媒体对待该报道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同，《纽约客》因为严谨的审核过程而享有较高声誉。但赫什坚称《伦敦书评》的审核至少是同样严谨。他的编辑克里斯蒂安·洛伦森(Christian Lorentzen)告诉我，有三名事实核查员负责审核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他还直接与赫什的重要信源交谈，包括那名美国退休情报官员——文章中提到的“主要的美国信源”。

即便《伦敦书评》的事实核查过程确实像赫什及该杂志所说的那么严谨，我们还是得信得过他的匿名信源才行。我们应该相信吗？赫什第一篇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报道，是根据军队内部的一份报告撰写的，但其报道中很多重要内幕都来自中层官员、大使、CIA驻站站长及四星上将，只有编辑和事实核查员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做出匿名承诺对记者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改变了历史进程（最著名的案例是水门事件），帮助赫什创出赫赫声名。但也一直让人对信源的动机及可信度产生怀疑。

赫什的本能——对他来说，所有故事都是从一开始就可疑的——对他有所帮助。但挖掘政府最深秘密的工作本身具有风险。国家安全记者几乎从不曾出现在事件现场，他们通常也没有照片或文件佐证。他们最确凿的事实几乎全是（匿名）人说的话。记者一定不能搞错事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价值观，但忠实地重现人们所说的话只是一个开始。你还需要判定选用哪些事实和声音，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这些材料组合成准确、连贯的叙述：一个故事。在做出判定时，即便最佳叙述可能也会弄不清一个微小差别或选择强调一个或多个错误事实。就像《纽约客》专职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院长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对我说的那样，“一名调查记者的声誉不会是始终百分之百正确，而是在多数时候正确，在方向上正确。”

#5

是一名秘密线人提供的线索将美国引至本·拉登所在院落这种说法，可能是由赫什(Hersh)第一个报道，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听到过这一传言的人。科尔(Coll)也听说过。“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向我形容了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一个有名有姓的官员，”一天下午科尔在他位于哥伦比亚市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他曾以一本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阿富汗的著作获得普利策奖。“我甚至还花了四年时间调查这个人。”

从直觉上讲，由线人提供消息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对美国而言，来自巴基斯坦的影响比较大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是依据线人提供的消息找到的，这包括第一个在世贸中心制造炸弹恐怖袭击事件的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以及1993年袭击CIA总部造成两名CIA员工死亡的米尔·艾马尔·坎斯(Mir Aimal Kansi)。“一种说法是，CIA拼凑起了所有线索，其严刑拷问起了作用，他们找到了那辆车，找到那位信使，之后找到那个车牌，由此找到那座房子。但这种说法对我们这些每天接触这类信息的人来说，好像太过精细复杂，”科尔说。

但科尔一直没能找到证据确认前一种说法。最为接近的佐证是和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谈话，这位官员曾与那位传言中的线人一起共事。“我问，‘你认识这个人吗？’”科尔回忆。“他说：‘对，我认识他。过去跟他密切合作过。’我说，‘我拿到的这个简介上的信息准确吗？’他说，‘是，上面写的没错。’我说，‘有人告诉我，他拿了那2500万美元的赏金，现在处于证人保护计划之下。’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嗯，那像是他会做的事。’”

从一开始，有些人似乎很难相信巴基斯坦高层官员会不知道本·拉登就在自己国家境内；好几位美国官员甚至在突袭事件发生之后公开表达了这种疑问。巴基斯坦也就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调查结果在2013 年被泄漏给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份名为阿伯塔巴德委员会报告(Abbottabad Commission Report)的文件显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巴基斯坦当时在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相反，它还得出如下结论，即由于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广泛失职，这名全球头号通缉犯在过去九年里一直得以在巴基斯坦境内自由活动。

在巴基斯坦是否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这个问题上，最为详细的调查，出现在2014年3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这篇文章摘自时报记者卡洛塔·加尔(Carlotta Gall)写的一本书，文中她讲道，一名来自三军情报局(ISI)内部的信源告诉她，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设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有关本·拉登的事务。“ISI里几乎所有人都不清楚有这样一个部门——绝密情报部门就是这么运作的——但有人跟我说，军方高层领导知道它的存在，”加尔写道。

更具争议性的是，赫什称巴基斯坦事先知道海豹突击队的突袭行动，而且允许它继续进行，甚至帮助它促成此事。这与之前报道的标准故事版本相差甚远。从逻辑上讲，这需要我们接受如下信息，即美国政府足够信任巴基斯坦，同意让它帮助猎杀本·拉登，而传闻中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在袭击行动发生后感到羞辱，这要么是一种策略，要么就是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更深层的阴谋带来了这种反应。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或者存在任何赫什的匿名信源之外的真的能让人取信的东西？

猎杀行动过去11天后，专门做国外新闻报道的美国网站《环球邮报》(GlobalPost)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它来自阿伯塔巴德；标题为：《邻居称巴基斯坦提前就知道》(Bin Laden Raid: Neighbors Say Pakistan Knew)。居住在本·拉登所在院落附近的6个人告诉这名记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几个小时，有便衣安全人员——“要么来自巴基斯坦情报机构，要么来自军方”——上门要求他们把灯关掉，并且要他们在得到下一步通知前一直待在室内。一些当地人也告诉记者，他们被嘱咐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尤其是外国媒体。

联系到《环球邮报》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巴尔博尼(Philip Balboni)后，他告诉我，一开始推出那篇文章时，他考虑过对这种说法进行大肆宣传。“但那需要有素材支撑，而我们当时没有，与之相悖的信息反倒占绝对上风，所以连我们自己都得思忖一下，手上的东西是不是靠谱，”他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巴尔博尼帮我联系上了那篇文章的作者、41岁的巴基斯坦记者阿米尔·拉蒂夫(Aamir Latif)，他之前曾担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驻外记者。拉蒂夫告诉我，他在本·拉登被猎杀的第二天就去了阿伯塔巴德，并在那里做了好几天的报道。我问他，是否依然觉得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知道那场突袭行动。“不是知晓的问题，”他马上回答。“是协调与合作。”

考虑到这个话题在巴基斯坦的敏感性，拉蒂夫在最初发表文章时并没有署名。他说当地人告诉他，当时他们听到了美国直升机的声音，巴基斯坦军方肯定也听到了，“整个国家都醒着，只有巴基斯坦军方睡着了？你觉得这说明什么？”加尔也写道，住在本·拉登所在院落附近的人听到那里传来爆炸声，便联系了当地警方，但军队指挥官告诉警方退后，由军方来处理这件事。海豹突击队的地面行动进行了40分钟，但巴基斯坦军队直到他们离开后才到达。

加尔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她强调这只是一种猜测），美国在开始行动的前一刻通知了巴基斯坦，“我没有证据，但是想得越多，和巴基斯坦朋友交流得越多，就越觉得卡亚尼(Kayani)和帕沙(Pasha)可能真的知道此事，”加尔告诉我，她指的是当时的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阿什法克·帕尔韦兹·卡亚尼上将(Gen. Ashfaq Parvez Kayani)和三军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舒亚·帕沙上将(Gen. Ahmed Shuja Pasha)。她说：“我的猜测是，美国监视和跟踪他，但从来没有告诉过巴基斯坦，因为不信任他们，但当他们觉得要开始行动时，有可能联系了卡亚尼和帕沙，对他们说，‘我们要进去了，要是敢击落我们的直升机或采取别的什么行动，有你们好看。’”（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报道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包括一些供职于《纽约时报》的，都认同加尔的这种猜测，即巴基斯坦高层可能与此事有关，他们要么包庇了本·拉登，要么帮助美国猎杀了他。）

如果按照加尔推测的剧情往下推演，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袭击结束后，巴基斯坦将面临不太好的选择：要么承认自己配合了这次行动，这有可能会惹怒强硬派，因为这算是背叛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配合美军行动；要么声称自己对此事不知情，而这等于承认自己无能。

“巴基斯坦经常拿‘我们无能’当挡箭牌，”加尔说。“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国民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担心会引来激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