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左）是去年失踪的五名香港书商之一。在6月的抗议中，他在涉事书店的外面。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铁门被锁了起来，自从五名香港书商去年失踪后，这个门就一直锁着。他们五个人曾经营着这家书店，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他们出版的有关中国政治的八卦书刊。
五名书商都被大陆当局拘留了好几个月，其中有四名已经返回香港。还有一名仍被大陆当局拘留着，他是一名出版商，也是瑞典公民，一年多以前，他在自己泰国的家中被抓到了大陆。
这五名男子的戏剧性失踪曾在世界各地成为头条新闻，并在香港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心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已受到严重损害，这种自治权曾受一份条约保障，正是该条约在1997年使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
总部设在纽约的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发布了一篇有关这五名书商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失踪的情况，并对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过于温和的反应做出批评，在报告的描述中，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越来越愿意将其专制司法制度的影响扩大到自己的边界以外。
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北京在香港和国际上受到 了谴责，但中国的做法可能已经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出版这种禁书的最大书商现已停业，这家书店曾发行过大量消息来源不明的、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阴谋和私生 活的书籍。其他书商，包括那些发行过资料翔实、有关中国政治的权威书籍的出版商，则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经营。
缺乏有关失踪的信息，以及一位返回香港的书商所说的遭受逼供的 情况，在香港一度兴旺发达的出版界播下了恐惧的种子。在众多出版商之中，为何仅对这家采取了这种特别的措施？对此中国政府从未给出过解释。美国笔会的报告 问道，这是为了阻止某本书的出版？还是为了迫使这些书商披露他们的信息来源？也许是为了得到书店的客户名单？或者也许是要让这家最大的禁书出版商关门？
“这些假定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没有任何一个假定得到了确认，这造成了不确定的气氛。”报告说：“要发行关于中国统治者的书，独立出版商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不越界，不变成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不清楚界限在哪里。唯一确定的反应是不要有任何举动。”
有几家售卖这些“政治禁书”的商店，在前来香港旅游的大陆人中人气很高，但它们从那时起就关门停业了。香港国际机场据说是这些书籍最大的市场，但那里很多去年还在卖这些书的书店已经关闭，一些已经换成了间接由中国政府所有的书店。
该报告说，很多发行以中国为重点的政治书籍的香港出版商发现，要找到印刷商比较困难。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人鲍朴说，印刷商告诉他，“不管是什么内容，都不会再印刷他的书。”
“在香港书籍出版和发行的整个周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任何公司，要让它们同意接受仅仅四五年前还大受欢迎的那种类型的项目，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一封电邮中写道。“这并不奇怪，这些变化和这里的出版社所有权的变化是对应的，那些接手的公司，就这样说吧，它们和北京很友好。”
美国笔会还把失踪案与香港和大陆关系的广泛辩论联系了起来。当英国公民李波去年12月下旬在香港的一条街道上失踪，几周后在中国大陆出现，很多香港人都感到震惊。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很多方面认为，这似乎是对“一国两制”原则最严重的背离，自1997年以来，这个原则一直是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础。
现在这里有了新的恐惧——甚至警报——香港的自主权再次受到威胁。这源于北京对两个新当选的支持港独议员的愤怒，他们在上个月的誓言中插入了一个被视为对中国有贬损的词语。但是，这些所谓“本土派”在9月选举中取得了成功，美国笔会的报告认为，他们成功当选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公众对书商案的反应。
“虽然铜锣湾书商案引发了香港文学和出版界的恐惧，但更广泛地说，它可能还导致一定程度的不满，鼓励更坚定的政治行动主义，”美国笔会的报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