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5日，在哈尔滨的一个军队医院，病人们在毛主席肖像前进行“早请示”。
1949年前，我父亲在上海有一家小香精厂；解放后，按照 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他就成了资本家，他的厂子也给“公私合营”了。文革开始，他因此在已“国营“了的上海香精厂里接受群众的革命大批判。起初，我并不 太清楚他在那里遭受的磨难。只是有一天晚上，他回家走路瘸了，又过了两天，脸上出现好几道伤痕，肿得像烂柿子。夜里，家里其他人都上床时，他还忙着写认罪 书，在破台灯下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星期要有三四次熬夜。
认罪书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中新发展起来的斗争形式。象我父 亲这样的阶级敌人，必须连篇累牍地写检讨认罪。他尤其要写他在解放前怎样残酷剥削、欺压劳动人民。这写起来理应不难，我琢磨，对他来说，其中的内容毕竟是 太熟悉了。说来说去，他剥削起家，都靠着付工人的工资远比付他自己的要少，也就是所谓的“剩余价值”——我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了这个词。
文革第三个年头初，父亲患视网膜剥离，工厂革委会告诉他不要再来上班。他踏出厂门，不无松了一口气。不用再在那儿挨批斗了。
但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福利只能由工人享受。父亲生病领不到工资，更不要提医疗保险。也是依据同样的理论，母亲的“编外工资”只是象征性的，远不够全家的开销。他还未回到家，就已做出决定，他得尽快手术，然后回厂上班。
他想办法住进了上海五官科医院。动手术估计一两天时间，接着一两个星期在家休息——视力恢复了，工厂革委会没理由不让他回去工作。
但那些日子，医院的情形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一大批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成了“黑帮”，失去医治病人的资格，余下的忙着闹革命或写检讨，都顾不上等着做手术的病人。父亲看来要等上一段时间。
父亲住进医院的第三天，里弄公用电话亭传来了一个通知：“十七床家属立刻来医院参加革命大批判。”“十七床”是父亲医院病房中的床位。通知下署名的是“驱虎豹——红卫兵”，顿时将全家投入了恐慌。
父亲怎么在医院里遭到了麻烦？而且，为什么家属也要去呢？
母亲最近刚精神崩溃了一次，哥哥晓伟长年瘫痪在床，妹妹小 虹年龄还小。家属代表显然不可能有其他人选。我头痛欲裂，想起那些有关家属在大批判中陪斗的故事。由于父亲“黑九类”的阶级成分，我早习惯被人叫做“黑崽 子”，也不再梦想参加红卫兵、上大学，或找个好工作。不过，这些都是将来的忧虑，五官科医院的革命大批判近在眼前。
母亲给我端了一碗薄荷绿豆汤，这是我夏天最爱喝的，但喝下去对头痛毫无帮助。我极其不情愿地起身去医院。
一路上，挤在闷热的公交车中，仿佛挤在小笼包蒸笼中，我汗 流浃背，不停地在猜医院中麻烦的根源。却百思不得其解。按说，父亲厂里的红卫兵不知道他要动手术，不可能给医院里的人汇报。他也不至于这么笨，会在那里自 报阶级成分。到医院下车时，我已蔫了，还真有点像破掉皮、汤汁流尽的小笼包。
我没有去病房，而是直接去了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
原来，“驱虎豹”这一红卫兵组织，不是由医院的职工，而是 由医院的病人组成的。那些日子里，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医生们大多象泥菩萨过江，时刻在没顶的危险中，无暇旁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驱虎豹”于是 宣告成立，满怀革命激情地带领整个医院，要在每一个可能的角落里，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推向深入。“驱虎豹”的司令姓黄，在隔壁病房三十五床。我赶紧过 去，看到他斜躺在病床上，紫色短袖汗衫带红卫兵袖章，脖子围白纱布。据说，他患晚期食道癌，刚做了气管切割手术。
“我们党的政策是，对患病的阶级敌人也要给予人道救治，但 对一个不思悔改的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黄司令神情激昂地说，嘶嘶的嗓音中带有一种金属的尖锐。“他一定要在认罪书中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他别想 得到任何治疗。在我们“驱虎豹”的眼皮底下，他做梦都不要想蒙混过关。”
“你说得绝对正确，黄司令，”我匆忙说。在通常的情形中，一份认罪书写了再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在这里，如果黄司令不让通过，就意味着没有医生可以为父亲动手术。这样，他就得在医院中住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家里已陷入经济危机，医院的费用更是雪上加霜。
我不停点头，仿佛上紧发条的机器人。这是个羞耻得要命的角色。我毕竟不是机器人，依然有自己的感觉。
“他非但没有忏悔他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要吹嘘。”黄司令嗓音又变了，象从一根破钢管中吹出哨声。“他必须得写一份全新的认罪书。”
“是的，我一定督促他狠狠触及灵魂。再让我知道一些具体细节，黄司令，我要让他挖进黑暗的内心，充分认识到罪恶的根源。”
“哼，他跟人吹牛，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怎样冲奶粉——还多亏他在旧社会的奢侈生活。他算什么东西？居然敢看不起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警报声掠过脑海深处。在家里，父亲恰恰因为担心“宣扬资产 阶级生活方式”，很少与我们谈他1949年以前的经历。对于他的“黑色”阶级成分，以及我们随后的“黑色”家庭背景，我和妹妹私底下都是很抱怨的，他更不 愿意多说了，大多数时间把自己裹在不出声的茧子里。只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有一次饿糊涂了，情不自禁地说起四十年代中的一段经历。他那时在一家 俄国餐馆包饭：一星期七天，丰盛的主食之外，还可以随时、随意喝牛奶。倒并不都是新鲜牛奶，偶尔也会见到一个金发女侍者在柜台后冲奶粉，但这听上去更有诱 惑力。我直觉得是走进了天方夜谭——我一年都喝不上一瓶牛奶。
只是，当我走到“十七床”前，吃惊地看到父亲眼睛上裹着白纱布——手术前已用了药。他摸索着，摸索着，没抓住我的手，更不用说一支笔。我硬不起心去责备他什么了。
这许是黄司令为什么要家属来医院参与大批判，我视线扫过隔壁病床床头柜，上面放着半罐奶粉。
我倒吸一口气，向父亲问医院中麻烦的细节。那些革命的日 子，奶粉成了罕见的奢侈，“十八床”运气好，搞到了一罐，但不知道怎样冲，结果一团糟。父亲说起他在俄国餐馆中学的一个窍门：先用一点点冷水搅，再加开 水。果然，这一窍门有用。“十八床”捧着调好的奶粉，与其他病友高谈阔论难得的滋味。消息很快传出病房。当天晚上，黄司令即以他阶级斗争的高度觉悟着手调 查。
但对我来说，更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重写一份认罪书，可以让黄 司令接受。在被退回来的那份中，父亲书生气十足地从头说起。中学毕业，他就得去找份工作来帮助养家，在一家荷兰洋行做会计。可到了四十年代末，洋行突然倒 闭，没付遣散费，只给了一箱仓库里所剩下的香精。失业的父亲坐在石库门天井里发愁，百无聊赖地折腾着那箱香精原料。他找来一堆旧瓶子，加水、加酒精、加他 所能想像的各种试剂，最后还真鼓捣出了一小瓶香水。母亲蹲在青苔覆盖的水槽旁，满头大汗地给瓶子贴上一张“花露水”的标签。就这样，一家香精厂家宣告成 立，在上海推出了一支“国人自创”的香水。
父亲1949年前的这段经历，以前在家里从未和我们讲过。在病房里的那个下午，我是第一次听说。笔在手心中出汗，我领悟到认罪书中的问题——从黄司令的角度看的问题。在这份叙述中，父亲仿佛成了境遇的牺牲品，换句话说，一个身不由己、偶然而成的资本家。
在十七床上，“资本家”开始口述一份新的认罪书。我听着， 却无意逐字逐句抄录。按他这样说法，肯定还通不过。我想起学校里一个语文老师——同样也是在接受批判的“牛鬼蛇神”——在他的认罪大字报中，为了表示彻底 悔悟，给自己加上红卫兵高呼口号中的各种各样罪行，像个四川厨师在菜肴上大把大把地撒花椒：“我是黑心黑肺的黑帮，从头彻底烂到脚。我罪孽深重，只配让无 产阶级踩在脚下，一辈子不得翻身。我嘲笑攻击劳动人民，真该千刀万剐 ……”
如一句老话中所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再怎么烫也不会重新死一次。依样画葫芦，在医院的认罪书中如此这般堆砌一番，或许也可以置父亲于死地而后生呢？
自然，我在认罪书中也提到了奶粉这一段，“这是我年轻时就暴露出邪恶、不可救药的倾向，一心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从一滴水看世界，我最后成为罪不可赦的资本家，决不是件偶然的事。”
一小时后，我终于写出结论，打下最后的惊叹号，像激动中的一跺脚，抬头却听到医院喇叭中传出的通知：“十七床和家属去医院大厅。”
在空荡荡大厅里，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刚拉起的红布横幅：医院革命群众大批判。
果不其然，黄司令趁我在医院，不仅仅让父亲写了新的认罪 书，还安排了一场批斗会，让我手牵着眼蒙纱布得父亲，从病房到大厅来接受批判。我把认罪书交给黄司令，他没看一眼就塞进裤子口袋，一边作手势让我站在父亲 旁，不要走开。一块黑板挂上他胸前，上面写着他打了红叉的名字，份量相当重，把脖子压得都快断了。他身旁还站着另外两个病人，低着头，也各自挂着黑板。
“低头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罪！”黄司令嘶嘶地发出命令。
站在父亲旁，我也不由自主地低了下来，纵然脖子上没刮黑板——父子间唯一的区别。他虚弱的身子经不住羞辱的重压，很快就站不住了，把手撑在我肩上。
我试图把自己想像成人肉拐杖，直挺挺的，一动不动，压不垮，没有任何思想或情感。但这一试图不那么成功。
在最初一阵口号后，黄司令起身搬来一张椅子，身子有些僵硬地坐下，神情充满高度革命警惕，专注地听被批斗者自我检讨认罪，自己却始终再没有吭声。也许，他喉咙有些不舒服。
在经历了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半小时后，我终于盼到黄司令一挥手，让我们走了。
我决定在父亲身边再留一会儿，估计认罪书还得改写，没必要回家去再赶回医院，太累。可那天晚上，一直到九点半左右，我依然未得到黄司令任何新指示。我忐忑地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依然没有消息。中午时候，我又去里弄公用电话亭问，奇怪，医院里还是没有任何电话来。
第三天，来了个电话留言：父亲正送入手术室，明天一早就可以出院回家。
不可思议，但显然，黄司令已认可了认罪书，否则那里的医生是不可能给父亲动手术的。
那么，这归功于我，归功于那份充满创意的认罪书，其中满是“文化大革命词汇”，把父亲批得体无完肤，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接着也想到其他一些可能性。或许，黄司令看到一个十岁刚出头的孩子哆嗦、颤抖在挨斗的父亲旁，象快折断的芦苇，多少动了恻隐之心；或许，他自己的病情意外恶化。不管什么样的解释，在吞噬了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杯奶粉的风波毕竟算不上太大的事。
“你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母亲说，这是一个把一切荣誉都给我的假设。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自信心——怎样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