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网络图片)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自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专案“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最近他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这部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史书。
他认为，“学者官僚”司马光带着极为实用的目的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帝王教科书”，而诞生了这部书的十一世纪，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为文明丶理性的时期。另外，他觉得宋朝有些事有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必要。
澎湃新闻：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为什么它在历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鹏：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这非常准确。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对内容选择有严格的门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像屈原丶李白这样文化史上着名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他认为对政治没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写。
还要注意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虽然很早就有，但作为很强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这部书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书很多，像《史记》丶《汉书》都是，但皇帝日理万机，很难自己去总结治国经验。所以司马光就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历史上所有围绕政治成败的事情缵成一根绳子，用编年体写出来，以后皇帝要借鉴历史，唯读一部书就行。
尽管后来有很多模仿丶续写的作品，在学术史上有意义，但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治通鉴》那样的皇帝教科书。因为纯粹地了解历史和抱着政治实践的目的去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历史事实是不一样的，对作者和编者的要求也不同。
澎湃新闻：具体到《资治通鉴》成书的背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唐宋之际政治思想的变化，为何指导政治的历史书写在这时出现？
姜鹏：汉唐时期尤其是汉朝，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然而到了宋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长足的进步。例如，日食曾经一直被用来批评皇帝，但到了宋代人们都知道它是自然现象，和皇帝做不做错事没关系。这样君和神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君权神授的基础发生动摇，那么皇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于是整个宋代的政治哲学基调变成道德哲学，道学兴起也是这个背景。
那如何确定政治决策对不对？汉朝以前靠占卜问神，宋代不能这样，就到历史中寻求解决之道，在历史学习中培养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思考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这就是以后做出政治决定的依据。所以，要在唐宋政治变革的背景下理解《资治通鉴》的出现。
澎湃新闻：旨在为政治提供借鉴的史书不只有《资治通鉴》，其他如《册府元龟》丶《贞观政要》与它的差别主要是什么？
姜鹏：首先是写作体例，编年体能描绘一个大的历史图景，适合追寻前因后果。
《资治通鉴》中唐太宗的部分对话体特别多，绝大部分是从《贞观政要》里来的。但《贞观政要》首先局限于一个时代，其次没有一个整体的大历史图景。《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在正式定名之前都叫《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是类书，严格地从正史中挑选题材，分门别类，起到一种工具性的作用，但是也不利于观察大的历史走向。
第二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写史的过程中，往往越客观丶越尊重史实，作者本身越是没有位置。要让作者思想从历史中展现，很多学者采取的做法是牺牲史实。《资治通鉴》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史料严谨，一方面又能明确体现司马光的思想。比如他对汉武帝的看法前后有变化，但他并没有去曲解史料。《贞观政要》只知道唐太宗说了什么，那个唐太宗和历史上不同，是塑造出来的。《册府元龟》也体现时代思潮，但很难说是成体系丶有特色丶直接针对现实政治的政治思想集成。它更多是将材料编在一起。
所以总体而言，《资治通鉴》是最为成功的丶不可取代的“帝王教科书”。
澎湃新闻：对同一事件丶人物的记载，《资治通鉴》和过去的史书如《史记》丶《汉书》大有不同，对史源的比对和考证似乎也是一种常用的解读方法。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鹏：越是经典着作，作者往往越是思想复杂丶立场独特，讲出来的故事就不一样。
举个例子。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里把商山四皓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刘邦要废太子，太子把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请下山，刘邦认为连这样的四位老人都愿意来辅佐儿子，说明儿子的翅膀硬得不得了，就没敢废这个太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给了一个评价，说“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现实的政治运作会这样传奇吗？废立太子这么大的政治斗争，岂是四个隐居的老人在刘邦面前出现一下就能改变的？刘邦是个流氓啊！
司马光批判它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吕雉何许人也？她的两个兄弟是和刘邦一起打进咸阳封了侯的，樊哙的老婆吕媭也是吕雉的妹妹。而戚夫人虽得刘邦宠爱，但原来是乐妓，出身卑微。她希望刘盈被废黜就是想让儿子赵王如意上位。一方面吕氏家族的势力如此庞大，同时刘邦在不断地试探以后发现朝廷大臣也都不愿意倒向赵王如意。那么将来一旦他死了，赵王如意一个人杵在皇位上，即便叔孙通丶张良这些大臣都中立，光吕家的力量就不是戚夫人母子俩能扛得住的——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
所以，两个“司马”，就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至于《汉书》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班固的整个家族对于西汉王朝充满感情，加上班固的祖姑是班婕妤，她得汉成帝专宠，给成帝守灵的也是她。所以《汉书》对西汉尽管有批判，但非常温和。比如在《汉书•武帝本纪》里的“班固赞曰”中，他拼命在讲汉武帝罢黜百家丶独尊儒术丶表彰文化丶制礼作乐，但是汉武帝做的最重要的事——攻打匈奴丶对外扩张——他只字未提。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他对汉武帝这种行为不认可。但是他没有直接说这不对，而是把另外一件事情拿出来说，即使是批判也是善意的。
所以历史认识既有客体存在也有主体的参与，同一件事，这几个作者的叙述区别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