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

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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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网络图片)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自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专案“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最近他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这部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史书。

他认为,“学者官僚”司马光带着极为实用的目的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帝王教科书”,而诞生了这部书的十一世纪,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为文明丶理性的时期。另外,他觉得宋朝有些事有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必要。

澎湃新闻: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为什么它在历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鹏: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这非常准确。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对内容选择有严格的门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像屈原丶李白这样文化史上着名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他认为对政治没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写。

还要注意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虽然很早就有,但作为很强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这部书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书很多,像《史记》丶《汉书》都是,但皇帝日理万机,很难自己去总结治国经验。所以司马光就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历史上所有围绕政治成败的事情缵成一根绳子,用编年体写出来,以后皇帝要借鉴历史,唯读一部书就行。

尽管后来有很多模仿丶续写的作品,在学术史上有意义,但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治通鉴》那样的皇帝教科书。因为纯粹地了解历史和抱着政治实践的目的去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历史事实是不一样的,对作者和编者的要求也不同。

澎湃新闻:具体到《资治通鉴》成书的背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唐宋之际政治思想的变化,为何指导政治的历史书写在这时出现?

姜鹏:汉唐时期尤其是汉朝,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然而到了宋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长足的进步。例如,日食曾经一直被用来批评皇帝,但到了宋代人们都知道它是自然现象,和皇帝做不做错事没关系。这样君和神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君权神授的基础发生动摇,那么皇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于是整个宋代的政治哲学基调变成道德哲学,道学兴起也是这个背景。

那如何确定政治决策对不对?汉朝以前靠占卜问神,宋代不能这样,就到历史中寻求解决之道,在历史学习中培养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思考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这就是以后做出政治决定的依据。所以,要在唐宋政治变革的背景下理解《资治通鉴》的出现。

澎湃新闻:旨在为政治提供借鉴的史书不只有《资治通鉴》,其他如《册府元龟》丶《贞观政要》与它的差别主要是什么?

姜鹏:首先是写作体例,编年体能描绘一个大的历史图景,适合追寻前因后果。

《资治通鉴》中唐太宗的部分对话体特别多,绝大部分是从《贞观政要》里来的。但《贞观政要》首先局限于一个时代,其次没有一个整体的大历史图景。《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在正式定名之前都叫《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是类书,严格地从正史中挑选题材,分门别类,起到一种工具性的作用,但是也不利于观察大的历史走向。

第二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写史的过程中,往往越客观丶越尊重史实,作者本身越是没有位置。要让作者思想从历史中展现,很多学者采取的做法是牺牲史实。《资治通鉴》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史料严谨,一方面又能明确体现司马光的思想。比如他对汉武帝的看法前后有变化,但他并没有去曲解史料。《贞观政要》只知道唐太宗说了什么,那个唐太宗和历史上不同,是塑造出来的。《册府元龟》也体现时代思潮,但很难说是成体系丶有特色丶直接针对现实政治的政治思想集成。它更多是将材料编在一起。

所以总体而言,《资治通鉴》是最为成功的丶不可取代的“帝王教科书”。

澎湃新闻:对同一事件丶人物的记载,《资治通鉴》和过去的史书如《史记》丶《汉书》大有不同,对史源的比对和考证似乎也是一种常用的解读方法。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鹏:越是经典着作,作者往往越是思想复杂丶立场独特,讲出来的故事就不一样。

举个例子。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里把商山四皓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刘邦要废太子,太子把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请下山,刘邦认为连这样的四位老人都愿意来辅佐儿子,说明儿子的翅膀硬得不得了,就没敢废这个太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给了一个评价,说“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现实的政治运作会这样传奇吗?废立太子这么大的政治斗争,岂是四个隐居的老人在刘邦面前出现一下就能改变的?刘邦是个流氓啊!

司马光批判它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吕雉何许人也?她的两个兄弟是和刘邦一起打进咸阳封了侯的,樊哙的老婆吕媭也是吕雉的妹妹。而戚夫人虽得刘邦宠爱,但原来是乐妓,出身卑微。她希望刘盈被废黜就是想让儿子赵王如意上位。一方面吕氏家族的势力如此庞大,同时刘邦在不断地试探以后发现朝廷大臣也都不愿意倒向赵王如意。那么将来一旦他死了,赵王如意一个人杵在皇位上,即便叔孙通丶张良这些大臣都中立,光吕家的力量就不是戚夫人母子俩能扛得住的——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

所以,两个“司马”,就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至于《汉书》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班固的整个家族对于西汉王朝充满感情,加上班固的祖姑是班婕妤,她得汉成帝专宠,给成帝守灵的也是她。所以《汉书》对西汉尽管有批判,但非常温和。比如在《汉书•武帝本纪》里的“班固赞曰”中,他拼命在讲汉武帝罢黜百家丶独尊儒术丶表彰文化丶制礼作乐,但是汉武帝做的最重要的事——攻打匈奴丶对外扩张——他只字未提。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他对汉武帝这种行为不认可。但是他没有直接说这不对,而是把另外一件事情拿出来说,即使是批判也是善意的。

所以历史认识既有客体存在也有主体的参与,同一件事,这几个作者的叙述区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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