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就在今年2月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时，东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牺牲品。订单数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这家为主要国际鞋履品牌代工了13年的公司面临关张，旗下2000名员工也即将失业。
鉴于这几年中国劳工权益活动和冲突的增加，有人大概会以为，兴昂在1月宣布工厂歇业的时候，员工会罢工或者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事实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多数员工看来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裁员方案感到比较满意，平静地离开了。
不过，兴昂的员工并非不声不响地听从命运的安排。过去十年里，他们组织过多次罢工，要求得到更好的薪资与福利。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权益活动，才令兴昂的管理层确保工厂停业之前员工拿到了应得的报酬。
可是，中国各地还有其他成千上万个例子，工厂关张，老板却远没有那么遵守劳工法规。中国宣称要依法治国，但政府本身经常无法保证雇主在劳工合法权益方面履行义务——结果导致了更多的抗议。避免冲突增多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执行法律。
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罢工与劳工抗议事件数量稳步上升。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记录，2014年的此类事件有1379起。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翻番，达2774起，而2016年的第一季度就有877起。这些 抗议活动最大的诱因是欠薪，其他原因被远远甩在后面。在多数案例里，雇主直接决定不付工资、砍掉加班费，总的来说是让员工难以忍受，继而自行决定离开。假如员工拒绝辞职并要求得到报酬，老板往往就会消失，让员工承受损失，无处可去。
面对越来越多的劳工权益活动，政府的反应是加以打压。政府 官员受上级警告，如果自己任内爆发骚动，他们就会丢掉饭碗。于是，他们的应对办法是威胁罢工人员、骚扰他们的家人，还动用防暴警察来驱散抗议活动。去年 12月初，广东当局更进一步，带走了十多名劳工权益专业人士。他们全都在地方组织工作，曾在化解多起劳工纠纷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迄今为止，还有两位著 名的活动人士拘押在广州，等待审判。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未能执行那些本该用以保护劳工的法规，如 今它在因此付出代价。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地方政府急于吸引投资，特别乐意对无视法规的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还积极参与他们的不法活动。比方说，规模巨大的东莞裕元鞋厂多年来一直克扣员工福利，而当地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直到2014年，4万名员工组织了为期两周的罢工，他们才拿到了应得的全部报酬。
经济繁荣时期从未受到支付员工福利压力的那些雇主，如今生 意不顺的时候自然不会突然遵纪守法。而面对无所作为的政府，劳工要想保障无视法规的老板掏出钱来，唯一的办法往往是采取集体行动，通常需要当地劳工活动人 士的协助。这些活动人士是集体协商的专家，可以将劳动者组织起来，让雇主与他们谈判。比如，去年的时候，广州利得鞋业的大约2000名员工进行了长达九个 月的维权活动，在经过多轮集体谈判之后，最终说服了管理层履行法律义务。
通过说服雇主与员工谈判，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在帮助化解 数十起劳工纠纷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利得鞋厂罢工事件。这家组织与中国劳工通讯存在合作关系。不过，成功解决利得纠纷仅仅六个月后，服务部的总干 事曾飞洋及两名员工在去年12月对活动人士的打压运动中被带走。曾飞洋和一名员工目前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遭刑事拘留，而服务部处于实际关停的 状态。广东当局还让本地的其他劳工组织越来越难以为继，警告它们远离纠纷，否则就有遭到拘捕的危险。
广东的这些劳工权益专业人士探索出了一套化解纠纷的成功办法，方式是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总结自己的要求，选出能与资方进行直接谈判的人选。没有这些能起缓冲作用的集体谈判专家的影响，愤怒不满的劳工也许 会诉诸更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恰好是中国政府急于避免的后果。
比起如今似乎铁了心要让曾飞洋及其同事停止工作的政府官 员，他们在保障中国的劳动法规得以执行方面的作为要多得多。中国政府不应惩罚抹黑这类活动人士，而是需要向他们学习，保证纸面的法律能真正得到执行。让雇主遵循劳动法规将提高劳动力的满意度——这样做符合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