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存钱?

    中国长期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需要一些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储蓄和消费结构,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来维护社会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企业的合理负担水平,维护企业的创新能力。

怎么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存钱?怎么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存钱?

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但实际上不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能完全替代,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持续用刺激政策扩大投资,结果将会造成产能不断扩张,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趋势,就是资本存量的增长在加速,同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有明显下降,产能利用率在不断下降,产能过 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也在减速,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突出。根据国内外几个不同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相同的趋势。如果 我们计算资本边际生产率,就会发现现在的边际生产率大约只相当于2000年的1/3,呈急剧下降趋势。

这些问题说明目前的经济疲软主要是结构性的。首先不是供给方面的障碍,而基本上是需求制约的,表现为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其次,靠政府扩大 投资和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扩大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传统模式看来基本上走到了尽头,基本原因是结构失衡,是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相对不 足。

研究过去GDP中储蓄和消费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大致从2000年到现在,消费率急剧下行,在此之前我国的消费率大体上保持在 60%以上,而在最近十几年中降到了50%左右,也就是说十多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同一个时期储蓄率从30%多上升到大约50%,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率也有大体上同等幅度的上升。总体来说,出现了一个急剧的结构变化,即消费少了,储蓄和投资多了。

以这样的结构变化为背景,再来考虑我们当前的政策,也即持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来应付需求不足,用投资刺激投资,拉动总需求,将面临什么样的问 题呢?恐怕需要反思。首先凯恩斯主义认为,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包括社会和政府直接刺激扩大投资可以有效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但是这个论断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凯恩斯理论研究的主要是短期问题,短期的高投资确实可以拉动需求,但是高投资在中长期也会扩大供给,于是就有 可能造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扩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是不是可以避免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的情况?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好于产业投资?

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现在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存量房卖不掉的现象。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 饱和与过剩,有些地方修建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由此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但实际上不然,消费需求 和投资需求不能完全替代,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持续用刺激政策扩大投资,结果将会造成产能不断扩张,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 的比例失调。

有些人认为投资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经济增长理论早就有过证明,存在一个长期稳态的黄金储蓄率或者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按照这个理论,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投资率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恶化,导致效率降低,影响社会福利的总水平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我们用中国过去60多年的数据做过一些实证分析,初步证明大概65%左右的消费率对长期增长是最有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消费率只有50%左右。我们需要适度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怎么样才能把储蓄率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事情要做:

第一,产业投资的功能应该回归市场。产业投资应该主要由企业来进行,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第二,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实现社会保障的应保尽保。

第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还很缺欠,而且人力资本投资相比物质资本投资而言长期回报更高。第四,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促进社保的全覆盖。现在企业社保缴费大约是工资总额的40%—50%,对企业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改变这种情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这一点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首先这种充实的力度要大,另外在这样做的同时要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如果说现在是40%的话,那么至少降低10个百分点,才能起到作用。

第五,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目前过高的储蓄实际上和过大的收入差距有直接关系,收入两极分化导致了高储蓄低消费。第六,减少垄断,维护 公平的市场竞争。最后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2亿多没有户口、没有被社保覆盖的新城镇居民与其他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

概而言之,中国长期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需要一些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储蓄和消费结构,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来维护 社会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企业的合理负担水平,维护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城市化协调和健康的发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专栏作家 王小鲁: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