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习近平上任已历3年，他的施政方向大体上已经明确显现。那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今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还是原地踏步，或者步步后撤，这是中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美国之音主持人宁馨就此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程博士长期以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对中国、俄国和东欧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多次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分析相关问题。下面是宁馨就中国未来走向采访程晓农博士的详细内容：
宁馨：作为一个转型问题学者，您在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个问题上，从哪种视角看问题？
程晓农：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好是不光懂政治，也要懂经济、社会问题；不只了解一个国家，而且要了解几种类型不同的国家。过去20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所以我的视角比较宽。一方面，我不仅从政治层面分析，也研究经济状况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不只观察中国，也研究俄国的转型，可以把中国的转型道路与俄国、东欧国家的道路作系统的比较。许多问题，在中国这个轨道上看，似乎具有偶然性，但如果把苏联的同一问题拉进来比较，就会发现不少明显的规律。
宁馨：最近，国内媒体围绕着各地党政负责人向“习核心”表示效忠，作了大量报道。1月29日，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又提到一个新提法，即“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同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些新提法深意何在?
程晓农：党政官员有关服从“习核心”的表态，不是单纯的宣传手法，而是自上而下正在推动一种新领导模式的建立，即终结集体领导，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
宁馨：在胡锦涛时代中共高层具有典型的集体领导特征，您认为现在正变为个人威权，这是个人领导风格的改变，还是中共领导模式的变化？ 程晓农：这不是一个个人领导风格问题，因为，无论是采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方，个人专断的前题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而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中共今天重回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有它内在的逻辑，它将成为一种新统治模式。
宁馨：为什么您认为，中国领导人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威权，体现了一种规律?这是什么样的规律？
程晓农：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而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宁馨：如果当年苏中两国先后恢复集体领导是必然的，那么，怎么解释现在中国重建个人威权也有其必然性？
程晓农：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又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 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我把它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因为当局可以用低工资、低福利去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顺从。但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这样的低成本统治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个人崇拜不能转移到接班人身上，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宁馨：您好像认为，广泛的腐败有某种必然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非要作出重大改变不可呢，他延续江泽民、胡锦涛的统治模式，不是皆大欢喜吗？
程晓农：如果单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用腐败换政治稳定，局面好像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决定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也包括对老百姓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因此我把它称作“高成本统治模式”，它的致命弱点是，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就倒逼改革。苏联解体与此有关，中国90年代以“改制”为名推行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也是为当时的金融困难所迫。
宁馨：您在以前的“焦点对话”节目中谈到过中国的私有化与中国未来走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
程晓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刚才我讲到，倒逼可能导致改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倒逼也可能导致倒退，而进还是退，与私有化的时间点有直接关系。如果私有化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或与民主化同步，共产党的红色精英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就是如此。可是，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的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我研究了中、俄两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发现中国国企的大部分落到了红色精英的手里，他们几乎都是盗用公款完成了私有化。我最近提出了“共产党式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这个概念，来描绘中国改革30年以后形成的独特经济体制（见吴国光和Helen Lansdowne合编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当共产党的干部们成为新资本家，掌管中国的经济命脉之后，他们不可能象西方一些学者期待的那样，从拥抱市场化走向拥抱民主化，因为他们害怕民主化会清算他们的财产来源和致富手段，而红色政权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
宁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很严峻？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程晓农：对。中国90年代推行私有化时经济已经相当困难；但后来通过加入WTO和大规模吸引外资，中国迎来了将近十年的出口景气，即大规模出口支撑全面经济繁荣。很多西方国家的观察者以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从此就不会终止；其实，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无法长期靠无限度占领外国市场来保持经济繁荣的，因为，当全世界只剩中国一国出口产品，其他国家只买不卖，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中国的出口业景气也就终结了。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景气就走下坡路；中国政府改用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几年经济繁荣；现在土木工程景气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已经把今后几十年所需要的房子全盖完了，住宅多到再也卖不掉的程度。习近平恰恰就是在这个关口上任的，江、胡时代延续20年的“高成本统治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困境逼得习近平必须改变；既然在“共产党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民主化不是他的选项，他便选择了从“高成本统治模式”重回“低成本统治模式”，也就是通过建立个人威权，设法减少统治成本。
宁馨：您说的“建立个人威权”，与降低统治成本有什么关系？
程晓农：当局唯有降低统治成本，才能在经济困境中尽量延长统治。所以习近平首先推行反腐败，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捞钱的门道。有人以为，反腐败只是一时的风头，避一段就过去了。这种想法错估了形势。对习近平而言，很难再找到开源生财的路子，唯有节流省钱，因此当局不得不收回过去给政治精英的部分好处；这样，反腐败就将成为新常态，既可以借此降低统治成本，也可以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以造成恐惧气氛。既然要把以往对精英们的慷慨变成斤斤计较，最高领导人只能把统治模式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威压为主，通过重建个人威权，用个人专断逼迫精英们让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困境逼出来的不再是改革，而是统治模式的倒退；建立个人威权，并非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问题的出路，而只是延续统治的手段；今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将越收越紧，中国不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会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中国的走向表明，转型不见得是一味前进的单行道；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走向，更像在封闭的环形道上移动，现在进入了往回拐的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