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三年之后,在最初对他抱有美好期望的人越来越失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开历史倒车。
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与许多人唱反调,大讲他认为习近平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带领中国加入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
然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何频解释说,他所说的习可以大有作为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习近平要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才成就符合人类文明准则的作为。
在何频看来,在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缺乏合法性必定导致权力的不稳定,导致接班机制的不稳定:
“权力的不稳定,接班机制的不稳定,这是独裁政权和独裁者最头痛的问题。独裁者的真实处境其实还不如监狱。监狱生活有可靠的规章,不那么容易发生意外。鲁迅就曾经开玩笑说,要想过上最保险的生活,最好是去监狱,那里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不用操心失火失盗。但独裁者随时可能发生涉及自己生死存亡的意外。”
不过,现在也有许多中国人指出,鲁迅有关监狱的看法已经不适用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监狱如今也很不安全了,而中国官方则报告说,在今天的中国监狱里,一个健康的人可以死于喝开水,死于躲猫猫,死于各种奇怪的意外。
不过,这些已经成为网络百科全书词条的监狱在押者的新奇死法,似乎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何频声言的现在说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说法。何频认为,实际上包括万人之上的习近平也不安全;但习近平假如率领中国走向民主,则不但可以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全,给全世界带来安全,也可以给他自己带来安全。
以下是何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二部分。
谁堪称伟大的领导人
问: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共实行一党独裁,是因为一党独裁对中共领导人、及其官员、及其家属和亲朋有巨大的好处。你说习近平可以放弃一党独裁。但也有人要问:他为什么要放弃一党独裁?放弃他自己和他所属的利益集团的好处?况且,他先前还严厉谴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放弃一党独裁,尽管苏联人唾弃了苏共独裁,到现在俄罗斯人也不要苏共掌权。
答:这个问题很尖锐,很具体,但也很大,很不容易说。无论往深处说还是往浅处说,都容易流于老生常谈。不过,我还是想再尝试一下。
简单地说,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传统体制的领导人,在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所做出的决策,才是唯一能真正确立他的历史地位的东西,才是他的领导能力的真正体现。他先前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忽略不计。后人记得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人,是一个没有干过错事或坏事的人,而主要是因为他在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所做出的决策顺应了历史潮流。
我这么说,你可能还是觉得我太抽象。我可以再进一步具体地说。
比如说,习近平在还没有被迫做出选择到底是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顺应公众呼声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在那样的决策来临之前,他说的话多半是官腔,多半是假话。或者说,即使说的是真话,但到后来都可能会改变。
我在三年前的一个讨论会上曾经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不一定是今后历史给予定论的习近平。很有可能他今天讲的话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讲的话,或者今天讲的话都是假话,都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或者就是他的真心话。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来临的时候他做出什么选择,是放下屠刀,还是举起屠刀?那是一种一念之间的决策。
但我不希望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一念之间的短暂瞬间让习近平做出那么重大的决策。你要立地成佛的时候,恐怕别人也不会给你成佛的机会了。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假如明智,就应当更多地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来一个华丽转身,而不是在重大危机发生之后再转身。那时候再转身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比主动实行民主要大得多。
当今中国神经搭错
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错乱。这个错乱的体制就像是中了病毒。你怎么修都修不好,你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因为整个体制全面错乱,整个社会心理,价值体系都是全面性的错乱。整个国家都中了病毒。你用病毒治病毒只能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我去年提出的“中国病毒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体制没有任何的希望。对这个体制进行修补,虽然可以让这个体制再运行一段时间,但最终它还是要垮。所以,就那些体制内主张修修补补的所谓改革派而言,我认为他们早就没有正面价值了——这样的一批人存在,反而是拖延了这个体制的真正转型。
假如习近平要修补这个体制,我认为习近平会非常非常累,而且吃力不讨好,最后也把自己的名声也搭进去了,而体制最后还是救不了,社会更乱。因为这个体制已经没办法救,已经救不了了,因为它整个神经搭错了。而且,这个体制也是不应该去救的。
我先前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文章明确地讲了这一点。我说,中国现行的体制没有未来,但习近平还有选择的机会。
我还可以再进一步这样说明。比如说,你中共的体制是党控制一切的独裁体制,你还怎么搞依法治国呢?这不是明显矛盾吗?你建立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国安局、司法局、民政局、武警这些政法部门,其实这都是你一党独裁的囊中物。但你居然还要律师,还要什么司法审判,还要什么检察官起诉,还学西方那一套。
本来检察官代表政府提出起诉,法院进行独立的审判,律师为被告提出辩护,这是正常的社会应有之体系和机制,是维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底线,但中国是一个党来控制这一切,这不是错乱吗?你搞什么搞啊,就成立一个保卫部就够了嘛!要抓人,保卫部抓;要判刑,保卫部判;要监禁,保卫部监禁。这样效率多高嘛,而且可以减少多少麻烦。
结果你现在要律师辩护。人家律师辩护了,你就把人家律师抓起来;抓律师,律师就反抗;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麻烦?何苦呢!
这样一个搭错神经的体制,你怎么梳理?你怎么梳理得清楚?只要有一党独裁,你怎么会有法治呢?依法治国前面是依党治法——这不是明摆着水火不容嘛。
既然有中共这种体制存在,社会怎么会有公平存在?我们且不说现在的中共官员如何受贿,如何贪污,我们就说官员的工资如何确定好了。你一个处长工资是多少,局长是多少,你这个局长配多少房子,部长配多少房子,怎么配车,怎么配秘书,请问哪一样不是贪污?还有公务员、高官退休、医疗待遇问题,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败——因为这都是未经授权,未经公开程序的分赃。这种贪污更可怕。这种所谓合法的、制度性的分赃比偷偷摸摸行贿受贿难道不更可耻吗?
所以,我说从一种意义上说,中国官员都是贪官,就是这个道理。关键问题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制度是强权制度,他们的强权政权不合法。他们从纳税人哪里拿多少给自己,根本就不跟纳税人商量,就跟土匪抢钱不跟被抢的人商量一样。通过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体制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这怎么可能?
习近平下重手要阻止腐败、修改退休制度,当然是正确的,但得益者会反弹的。
在中国沒有人是安全的
不错,你让这样的人放弃这么多的利益选择民主,这些人不是很亏吗?他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所以,我不相信这个体制有主动走向民主的动力,也不相信党内民主会是民主。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实行民主,你表面上放弃了特权,但你有这样的特权意味着你永远不安全。这里的得失计算值得考虑。
我们可以环顾世界,看看有几个国家的官员像中国官员一样缺乏安全感?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官员被抓?你辛辛苦苦捞了个一官半职,行贿受贿、吹牛拍马,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扔监狱了,结果还不如老百姓。这种不安全感弥漫整个中国官场。
商人也是一样不安全。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华裔商人,不少人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商人不一样,他们在欧洲、在美国、澳大利亚,在香港,在台湾,他们大多很安全。因为政府不容易动辄就敲诈起诉他们。你很难想象美国的一个州长可以随便把一个大商人抓起来。即使你被捕了,可以请律师,大多可以保释,家人至少知道你的下落。
但是,在中国,一个省长,一个市长,甚至一个县长看哪个商人不顺眼,就可以操纵公安把他抓起来,一切易如反掌。而且很长时间,你是“失联”,家人不可能见到你,律师不可能见到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当局给你定罪了,才让你找律师走个过场。
在中国沒有人是安全的,习近平也不安全。现在的警卫部队那么庞大,那么厉害,那么神秘,就显示了习近平的处境危险。因为习近平反贪得罪了那么多官员和商人,即使不说官员和商人,他的权位也是中共党内不知多少人觊觎的。政治局开会,表面上都说是习总书记指示都英明,但这些人心里却可能另有暗想,政变也就随时在酝酿中。
权力的不稳定,接班机制的不稳定,这是独裁政权和独裁者最头痛的问题。独裁者的真实处境其实还不如监狱。监狱生活有可靠的规章,不那么容易发生意外。鲁迅就曾经开玩笑说,要想过上最保险的生活,最好是去监狱,那里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不用操心失火失盗。但独裁者随时可能发生涉及自己生死存亡的意外。
独裁者接受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吹捧,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自由,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自己的安全随时可能被什么人拿掉。勾心斗角、政变甚至是暗杀的危险防不胜防,而你维持这个不公平的体制所采取的手法手段必然不公平,必然暴虐。这就让大家不服气,怀恨在心。
但政治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某件大事发生才能真正清明呢?习近平是否需要时机成熟了才做出选择?我觉得,习近平应当更明智,现在至少可以柔性一些:假如一下子让法官完全独立审判有困难,至少可以让律师不受打压;假如一下子开放新闻自由有困难,至少是可以不去抓捕报道真新闻的记者
这样做至少不会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刚性、更对立,更暴戾,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过渡到和谐社会,才能接近实现中国人的梦。
中国梦是什么?不仅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是长期的政治稳定,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人人感到安全的生存环境。这种安全环境高于一切,比经济重要,比权力重要,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这种安全包括老百姓的安全,官员的安全,商人的安全,知识分子的安全,媒体的安全,还包括习近平本人的安全。全世界也会因此而更安全。
一个人拥有巨额财富,但没有安全;一个人拥有巨大权力,但没有安全;假如放弃财富,放弃权力可以换取安全,我想,明智的人都会选择安全,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他们没有能力走出丛林政治,但有人带领他们走,他们会跟上来的。
如果胆小,至少不能成为帮凶
问:有人认为习近平能做大事,做大好事,因为他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他大权在握,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从你刚才说的来看,你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另一些评论家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你认为习近平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普遍规律的例外吗?
答:坦率地说,很难。他很难例外。权力诱惑对习近平的腐蚀力很大,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腐蚀力都很大。即使例外又如何?反对独裁,其实包括反对圣君,就是不相信不受监督的圣君可以持续。
但我们要看到,很多国家的转型,很多英明君主的出现,很多历史重要人物的出现,无非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候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和思考的。缅甸就是一个最近的现成例子。虽然我们还不敢说缅甸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了,但是,民主选举举行了。那无非是缅甸领导人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台湾也是例子。台湾执政党无论是哪个党,都不会改变台湾的民主政治大局。台湾有今天首先是因为台湾民众强烈的民主要求,为争取民主奋力打拼,也是因为蒋经国当年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对习近平来说,我们不能幻想集权之后的他有一天会突然大发善心说,“好了,权力我不要了,给你们吧,你们拿去搞民主吧。”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媒体人、知识分子、教授、普通公民都要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只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批评,这样的压力才会推动习近平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你胆子小,至少不能成为帮凶,历史肯定会清算现在这些帮凶。
暴君往往都做过好事
问:关于习近平究竟要做什么,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议论和争论。有人认为,他上台以来政绩乏善可陈,就跟他在地方任职期间一样;但他很能打击批评者,抓捕律师,大权独揽,大搞个人崇拜,等等等等。但也有人认为,他做这一切坏事都是为了自保,为了免遭保守派的攻击,以便为今后做大好事、大改革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用作坏事的方式来谋求做好事,这是自欺欺人。你要怎么评价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见解?
答:做好事和做坏事,要是评价起来,可以说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未必能从一种事情上推断出另一种事情。
从历史上看,任何的独裁者干的事情都不可能全部是坏事情。有些独裁者之所以能大权独揽,除了霸道、压制、暴力以外,还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能讨好老百姓,如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给民众什么好处。
我们要知道,暴君往往都做过好事。我们在历史上很少能看到一个独裁者百分之百做坏事。大部分统治者或领袖都是有时候干好事,有时候干坏事。到了今天,我觉得他们所干的具体的、并非关键性的好事和坏事,不是我们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地位的标准。
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应当有我们的一个基本标准,这就是,权力是要经过合法途径授予的。也就是说,你要有权力的基本合法性。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很显然,习近平领导的政党是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择自行夺权的政党,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谁不服就打死谁,是强迫人民选择的一个政党。但共产党媒体还造谣欺骗,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历史从来没有选择过中国共产党。你就是用枪杆子打进城,把一批人抓了,把一批人毙了,把一批人镇压了。
这里哪有人民的选择?人民没选择你共产党,你习近平怎么就登上了大位呢?只要这个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不解决,你干什么都没有意义。你干好事干坏事意义都不大,因为你的权力是没有授权的。
有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选举也有问题。有的选出来的领导人到后来也干了坏事。人民怎么办?就是过几年之后就不选他了,或者中途弹劾他。民主制度未必能选出一个好的领导人,也未必能保证好的领导人一定总是干好事。但民主制度可以保证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保证权力的监督,以及权力有时限,不能没完没了。这都是对权力腐败很好的制约。
现在,习近平的权力不受制约,他的权力来源不合法。所以,习近平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用权力完成权力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基本的文明制度。如果没有基本的文明制度,你一时的声望是没有长久价值的。你今天给这个群体一些好处,那些人会赞扬你,明天你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马上就骂你。民意如流水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制度,一个可持续的历史声望必须是建立在基本的政治规则之上。这不只是西方的价值观,这是基本的人类文明,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前标榜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权力一定要来自人民基于自愿的授予,而不是用枪杆子逼着人民授予。人民要有自由投票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这种选择,这种授予,必须定期进行,不能“一榜定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能选择了一次、授予了一次,就再也不得更改。
所以,我更关注是习近平有没有胆识开启一个进程,让中国建立文明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