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债务助推的基建项目支出并没有减少。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轰然倒下，随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充当了危机中的救援者。
感谢中国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建造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机场、地铁以及城际高速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多亏了中国这种狂热的投资，全球经济才得以避免陷入衰退。
当年中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刺激举措留下了巨额债务和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这种状况常常被认为是投资盛宴的后遗症。但这场盛宴并未谢幕。事实上它的热度有增无减。
目前，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从低于160%大幅升至近260%。与投资热潮开始之初相比，过去12个月间，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变得更高了。只是现在，中国已无法吸收所有新增投资。大部分新增投资都将被浪费，企业则在举新债偿旧债。
然而这种势头却并未减弱，因为中国领导层为维持经济增长已是不惜一切代价；尽管中国经济正成功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型，但却无法弥补制造业和投资下滑所流失的经济增幅。
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中国能负担得起这种挥霍的成本。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的总体负债规模还算适中，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而且中国的债务基本上都是本币债务，因此也不存在海外债权人撤资并引发兑付危机的风险。
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说法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市场已经确信中国的“最后清算日”越来越近。
这话没错。但会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投资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近在咫尺，那他们就错了。没有理由立刻恐慌。根据一些估算，按照现有的债务扩张速度，中国将在大约五年后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届时，中国的经济失衡可能会跟印尼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金融系统崩溃之前的状况相似。
然后，这种推算国家金融系统崩溃的科学并不可靠。日本就是一个例子，该国极其庞大的债务规模几乎无限扩张，然而却并未引发危机。但中国的情况有一点很明确： 与过去经历的债务狂潮不同，这一次中国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其GDP的增长速度。
这些债务中的大部分来自钢铁、造船、煤炭、玻璃、水泥等传统行业的国有企业，这些行业的利润一直在下滑，出厂价已经持续下跌了将近四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七年前稳定世界经济的中国，现在是即将来临的动荡的根源，不管动荡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出现。
正是这一不确定性让从巴西到印尼的投资者感到紧张。能够把资金撤出中国的有钱人都在这么做。不光是看衰中国的人士，连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调整他们的预测，认为中国有可能永远不会放松信贷，而债务将持续增加直至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门主任（即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y Obstfeld)在他近期对2016年世界经济的调查中表示，他认为中国从被耗尽的工业机器中挤出增长的努力蕴含内在风险。他写道，中国长期以来设定并 达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可能只会加剧经济失衡，埋下祸根。
这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占全球GDP增幅的30%左右，石油消费量的12%，钢铁、铜和水泥需求的一半左右。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亚洲经济部门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问到，会出现危机吗？这取决于对危机如何定义。他预计未来几年政府将会出手救助银行业，不过他认为情况可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至少在口头上承认了这个令世界其他地区感到担忧的问题。党刊《求是》杂志援引习近平的话称，如果中国走到过度刺激的老路上去，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
然而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建议。两年前，为解决银行系统的坏账问题，财政部门引入了一个新的计划，将地方政府控制实体的银行贷款（大多与下滑的房地产市场有 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这一安排应当降低了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但银行只是以新的贷款填补了窟窿。实际上，政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贷流。
债务问题目前失去控制的一个确切迹象是：除了用最隐晦的术语略有提及外，政坛人士已不再谈论这个问题。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规格最高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个问题几乎只字未提。
不愿面对令人不悦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原因。习近平自身的信誉正在受到考验。习近平在三年前上台时承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强劲，达不到目标是不能容忍的。
习近平也在追求其他目标：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中国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要跻身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之列。
不幸的是，万有引力定律不可违。在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重压之下，中国经济在持续几十年高增长之后将回归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