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从日本福岛核电站运出的污染物排成长路。
中国湖滨村——这个位于一座水坝旁边的安静、绿茵小村庄很难让人想像为中国努力减少雾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下一个试验场。但是，在这里的玉米田以及被柿子树环绕的破旧石头房子之间，政府正打算建造一座核电站。
“他们要在这里建，就在这里，”退休村官王九星（音）在一个破旧的百货商店外，一边用脚踏着地面，一边说。这里是中国河南省中部，位于上海以西870公里。“他们说，所有的前期工作已经完成。”
湖滨村是全国各地计划在未来十年中修建核反应堆的几十个地点之一。当地官员已准备就绪，在等待下一步的批准。北京认为，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雄心勃勃地扩大核电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燃煤发电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
然而，问这里的村民他们对计划中的核电站怎么看时，话题很快转移到共产党政府糟糕的工业事故记录、以及日本福岛2011年的核灾难上。虽然湖滨村的居民将被搬迁到几公里外的新家园重新安置，但许多人表示，住在离核电站这么近的地方，他们仍会有危险的感觉。
“就是不安全，”20多岁的村民刘世敏（音）说，她正在离鸭河不远的家里给小孩喂奶。“我们总会担心，‘如果发生了像日本那样的重大事故，会怎么样呢？’”
随着中国跨入核电建设的新阶段，这种担心正在国内增长。计划中的核电项目会让中国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核能生产国。分析人士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未来十年内，每年新建六到八个反应堆机组，一个核电站通常有几个反应堆机组。这很可能包括在比如河 南及邻省湖北等内陆省份首次修建核电站。
中国的威权政府善于左右公共舆论以达到其目的，可以不顾像刘女士那样的人的反对，让计划得到实施。但是，反对者 说，中国封闭的隐秘政治体制缺乏管理核电快速扩建的能力。他们指出，政府在防止工业灾害方面困难重重，一个例子是今年8月天津发生的、造成173人死亡的 化学品爆炸事故。
“中国人已经开始面临西方国家一直需要对付的问题，那就是对核技术的恐惧、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对当局的信任 问题，”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核问题专家马克·希布斯(Mark Hibbs)说，他关注中国。
对政府和许多能源专家来说，中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不顾公众的反对和安全隐患、修建更多的核电站，要么继续依靠煤炭、接受与之相伴的污染和温室气体。
他们说，不扩大核电建设，会使履行习近平让中国的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的承诺变得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是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在去年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中作的承诺。习近平还承诺，到那时，“清洁能源”将在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中占20%。
“这里有许多利害关系，”希布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方面没做好的话，他们把发电系统向非碳源转移的整个计划将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中国已经运营30个核电反应堆，主要是在东海沿岸，核电的使用占全国用电量的2.4%。另外有21个正在建设中 的核电站，据世界核能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统计，还有135个正在得到认真考虑的反应堆计划。到2030年，官员希望中国电力的10%来自核电。
截至目前，中国一直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修建反应堆，那里有冷却系统所需的充足供水，而且附近就是电力需求极大的大城市。但下一个阶段几乎肯定会向内陆推进，这已经成为核计划反对者的首要重点。
反对者认为，有限的水资源供应、以及辐射发生时疏散不利的问题，使拟议中的内陆核电站的危险性更高，与美国等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修建了核电站的国家不同，中国内陆核电站选址地点的人口稠密度要高得多。反对者尤其担心辐射泄漏到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风险。
“如果有事故发生的话，内陆核电站的环境影响将远远超过沿海核电站，”退休的著名物理学家何祚庥说。他是中国反对核电声音最大的人。“试想一下，如果福岛事故发生在长江沿岸。那会让多少人的食物和饮水受到污染？”
中国的核电支持者表示，拟议的内陆核电站与濒海核电站没有太大不同，而新型反应堆比以前的安全许多。他们还认为，中国的核安全管理机构比该国的其他监管部门更加严格，尤其是在福岛灾难发生后，北京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资源。
“福岛核事件之后，他们总结过经验教训，”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 Co.)亚洲区总裁刘信刚(Gavin Liu)说。这家公司的AP1000反应堆是中国核电规划的基石。他还说，“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这里的核电建设计划会更加活跃、更加可靠。”
中国的核电反对者则坚持认为，中国无需掀起核电建设热潮，就能实现清洁能源目标，方法是大量投资于改进太阳能、风能，以及升级现有电网，让它可以更高效地长距离输电。
他们指出，在天津发生的致多人死亡的爆炸事件中，危险化学品似乎被不恰当地存储在一座过分接近居民区的设施中。他们以此为例，说明虽然中国政府承诺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松懈的监管、渎职行为和官方的故意混淆防不胜防。
“这些惨痛教训绝不能再出现在核电站事故上，那将是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难以承受之重，”一家政府智库的研究员、核规划领域的知名评论人士王亦楠上个月在财新网上撰文指出。
研究表明，很多中国人反对在自家附近修建核电站，但原则上支持核能。不过，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环境政策教授阿瑟·摩尔(Arthur Mol)认为，这种支持反映的是政府控制信息、阻止辩论的能力。
对于修建更多核电站的规划，尤其是在内陆修建，环境政策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张雪华提出了质疑，“是否修建核电站，在哪里修建，公众参与这个决策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在中国东部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支持更大规模地利用原子能，他说，“邻避运动”正呈上升趋势。“虽然尚未达到阻止核能的地步，不过在一些地方，它在减缓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