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省份全沦陷意味着中共反腐已经从权斗猜想转轨到法治思维?

在题为《京沪“首虎”落马 透视反腐背后的心态变化》一文中,虽然提到了三大变化,从疑虑走向坚信、从“杂声”变为“清音”、从权斗猜想转轨法治思维,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最后一项。“过去一谈高官落马,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说什么派把什么派打下去了,某些外媒更会习惯性臆断,将法律问题政治化,模糊人们的判断。”而今次的反腐零容忍、全覆盖,“有力回击了外媒猜测的权斗猜想。”

不得不说,喉舌对于情势的判断还是过于乐观。也可能这样仓促的结论只是为了灭掉权斗论的威风和市场,属于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任务。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终结”权斗论,首先要厘清其何以产生并不断壮大、蔓延的缘由上。中国特殊的密室政治和小圈子政治决定了即便反腐真的“零容忍”、“全覆盖”,即便真如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言“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权斗论仍很难扬汤止沸。

这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当红墙内的是是非非未能通过正常渠道诉诸公众,江湖之远自然会有很多小道消息大行其道。早在十八届五中召开之前,防火墙外便卷起了一阵又一阵权斗论浪潮。有声音从历史的视角,谓今次五中全会为中共权斗的分水岭。更早之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浪潮中,每每有高级别官员落马,比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等,总免不了一场与权斗论有关的血雨腥风。更有甚者,习近平与王岐山各司其职的搭档反腐,也延伸出了很多权斗传言,比如王岐山如何遭遇削权、习王在反腐问题上如何意见不合等等,演绎尺度之大令观者目不暇接。

所谓谣言止于公开,权斗论不论任何缘由的大行其道无不是对政治透明度的暗讽和敲打。在冷战时期,东西方情报争夺的客观形势养成了信息保密的习惯思维,导致实现政治透明要么存在制度性的障碍,要么是表面没障碍但具体推动起来就是不顺畅。在很多威权国家,政治信息乃是稀缺资源,统治者凭借对信息的严格审查和守护获得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优势,即信息霸权。而各国虽然都标榜“民主”,但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政治透明度,不仅取决于其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式,更涉及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状况;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政治透明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就中国而论,由于自身保密意识强,加上种种“左倾”理论及观念的影响,政治透明问题要么被搁置,要么严禁讨论。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在政治透明方面的规定和地方立法的历史还比较短,而行政不透明的做法又根深蒂固,目前应当说还缺乏一个迅速建立透明政府的成熟的法治环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距离现代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中共不妨“师夷长技以自强”。而不是动辄将“妄议中央”者入罪,此法虽然短期内可能有所收效,但长期来看只能是高压锅模式,噤若寒蝉一番过后或迎来更大的民意反弹,权斗论借势汹涌而至也不是不可能。

中共密室政治成“权斗论”土壤

追溯历史,中国并非没有过政治相对透明的年代。在《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看来,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如果选取一个时期做最好的历史平台,那便是春秋战国秦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大创造、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分治时代进入到统一时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达到了高峰。比如说政治领域,那个时代是阳光政治最典型的时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韩非子》里说“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说话,要让满屋子的人听见,在厅堂里说话,也要让所有人听见,越公开越好,不要私下叽里咕噜。那时也是阳谋政治最充分的时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对国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国大臣,你不接受,我就到别国去了,很自由。

在政情分析人士杨照看来,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人天生是好人。如果不被监督、不被看管,人的本能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政治,如孙中山定义的,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必然牵涉众人公共的资源,还有众人公共的权力。在没有天生好人的前提下,政治具备巨大的诱惑,让从事政治的人,利用众人公共的权力,将众人公共的资源挪为私人所有,满足私人欲望。要防堵这样的诱惑,民主的首要前提,就是“透明”,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只能在透明、大家看得到的情况下,运用公共权力和资源。

只可惜,民众所追求的政治透明,以及当局可接受和实现的透明,永远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透明度与现实之间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些可见的所谓的透明,究竟是真的透明还只是多次公关的结果?人们究竟看到了多少?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又有多少当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东西?人们没看到的,有多少只是单纯不需要看,不值得看,又有多少是故意不准人们看的呢? 所以,以31省份全虎图来断言“权斗论”的终结,只能是官方喉舌的一厢情愿。只要政治还在密室中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即便政治以某种姿态走出了密室,权斗猜想也很难就此终结。如欲擒之,必先远之。与其对此不可豁免之事忧心忡忡,不如自信地以更大的透明度和民主实践,来增强民众的判断力以及对于政治的理解。如是,方才是应对“权斗论”的有效路径和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