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短期经济信号让人心存不安。
政策制定者今年夏天在A股救市行动中表现拙劣。央行突然让货币贬值。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到了自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这些状况在全球市场引发了躁动，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有变化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新兴市场领域的一些专家研究了中国的增长率下滑，认为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出现更深层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则态度从容，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以为意。他们认为，要转换到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自然而必要的过程。
“过去几十年的主题是，中国的一切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而未来几十年的主题是，几乎一切增长都在放 缓，”旧金山铭基亚洲(Matthews Asia)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铭基亚洲是美国最大的专注于亚洲市场的投资公司之一。
“我们需要习惯这种情况，”他说。“共产党就很泰然自若，而我们在这边惊慌失措。”
事实上，中国工业和制造业产出虽然曾经有过高速增长，但最近几年已经降温，滑落到了7%以下。中国领导人刚刚为持续到2020年的下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了6.5%的年增长目标，但中国几十年来都是用债务推动投资，经济学家们正在尝试估算中国是否可以转型到一个新的模式，让消费者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
鲍勃·布朗(Bob Browne)是芝加哥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的首席投资官，他说中国消费者的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投资者必须做出的一项根本性的长远决策”。
“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会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多继续前进，即使有颠簸也无法阻挡呢，还是不会？对于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在乎，也不能模棱两可。”
由于短期前景不稳定，近几个月来，投资者纷纷套现中国概念股，而更加广泛的抛售已经对大多数新兴市场造成了冲击。
最近几周，卖压似乎已经逐步稳定，但花旗集团(Citigroup)援引追踪基金动向的EPFR Global提供的数据称，到10月末，新兴市场股市一年来流出的资金预计达到将近70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和香港基金市场流出的资金超过了300亿美元。
短期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担心。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最近对基金经理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中国的潜在衰退被列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外部风险。该银行10月的调查显示，39%的被调查者表示，中国是最 大的外部风险，尽管这一比率已经低于9月的54%。
一些人将中国经济的放缓视作短期威胁，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有能力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过渡的信心没有改变。
“很明显，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经济模式，但韩国和日本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他说。“从依靠制造及投资的经济模式向服务及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是相当稳固的。”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多年来过度强调投资，致使发展愈发不平衡。结果导致个人消费如今只占 GDP的38%。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的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个人消费平均占到GDP的60%多。
应对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给中国带来了紧迫的风险。由于依赖国家投资——通常是浪费资金的工程或亏损企业——中国累积了创纪录的债务，相当于GDP的300%。
随着经济的放缓，这种债务负担似乎愈发危险，加剧了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公司削减投资，个人减少开支。通货紧缩还致使债务相对增加——尽管与此同时很多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在骤减。
“鉴于经济发展放缓，通货紧缩带来重大风险，如果政府无法推动必要的改革，中国可能会步日本后尘，产生资产负债 表衰退，”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大中华区驻香港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说。在他所指的这种衰退中，偿债在支出中将优先于新的购买或投资。
刘利刚预测，未来五年，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达到44%，这是一个缓慢但重要的转变，因为消费将超越经济的总体增长率，代替投资成为关键引擎。
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与他们一样，这种预测部分基于普通公民管理资金的方式的变化。
中国家庭平均会把大致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来，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大国都高。相比之下，美国的净储蓄率差不多是6%，欧洲是7%，日本略高于2%。
但有迹象表明，城市化了的年轻一代没经历过以前的贫困，对花钱的态度也不像其父母或祖父母那么保守。
22岁的于颖（音）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把头发染成黄色的她给企业聚会及其他活动当服务员和迎宾员，每个月最多能挣6000元。
前不久被问及存钱和花钱习惯时，于颖说：“我不存钱，一分钱都存不下。”当时，她正在三里屯购物。那里是北京一个备受欢迎的地区，遍布着咖啡馆和店铺。
三年前，于颖从吉林来到北京。她说自己大约一半的收入花在了化妆品和衣服上。她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公寓，每月的房租又要花去1800元。
“和朋友出去玩、吃饭也要花钱，”她接着说。
但分析人士称，虽然中国的年轻一代花钱更随意，但让大部分中国人增加消费需要进行金融和其他监管改革。不过迄今为止，中央政府一直回避相关改革。首当其冲的包括放宽或废除全国性的户口制度。
现实情况是，户口制度通常会妨碍来自乡下的新一代民工入读城里的学校，享受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只有官方居住地才提供这些服务。分析人士称，放开户口制度会极大地刺激劳动力的流动性，还有助于降低农民工为考虑医疗保健和其他花销而存钱的需求。
“中国需要允许人们在赚钱最多的地方生活，他们目前显然不能这样，”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驻所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他说，不实行这些和其他改革的风险是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在国家实现总体富裕，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增长和收入出现停滞。
“我说的停滞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不继续变得更加繁荣，而是陷入停顿，”他说。
“当然，中国有能力重振经济，”他接着说。“但他们不是在实行这类改革，你不可能既是一个严重负债、人口日渐老龄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又要继续表现优秀。”
中国领导人否认经济可能会停滞的说法，承诺通过降息、基础设施开支和面向扶持项目的定向贷款，来预防经济更快下滑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总理李克强9月在大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对与会者说。
“一旦出现滑出合理区间的迹象，我们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他接着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