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ore Inc.加一联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谢冠宏说，中国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生产的旧商业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陈伟杰失去了大部分为美国市场制作模型飞机和直升机部件的合同。当他计划关闭东莞的工厂时，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SZ DJI Technology, 简称：DJI大疆创新)的订单却开始找上门来。
大疆的竞争对手随后也来了。陈伟杰说，和三年前相比他公司的收入增长了一倍，利润率也上升了。他说，如果还做原来的业务，现在肯定已经完蛋了。
距离陈伟杰工厂20分钟车程的地方，邵春友的金属铸造厂也是一片红火景象。他也曾经差点关闭了这间有300名工人的厂子，后来加一联创(1More)找到了他。加一联创是一家生产耳机的初创公司，其产品由小米销售。后来小米的一些竞争对手也来找邵春友合作。
但是，让陈伟杰和邵春友生意起死回生的并不仅仅是订单。中国的硬件初创公司正在创造性地把生产系统和他们所需要的制造方式结合起来。新硬件公司和传统制造商希望能一起缔造一种基于创新而非廉价劳动力的新商业模式。
加一联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谢冠宏(Gary Xie)说，这一趋势还没有普及开来，但这应该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中国制造业活动已经持续降温超过40个月。而且，新的跨太平洋口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可能令东南亚的竞争对手们获得成本优势。
今年早些时候，渴望升级中国制造业的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政策，提倡创新并承诺补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说，如果中国想让5.5%-6.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速维持到2025年，那么其增速的35%-50%必须来自于生产力的提升──关键途径就是创新。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莞。东莞坐落于深圳往北50公里，后者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简称：腾讯控股)以及许多初创企业的大本营。自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城镇成长为拥有大量工厂、居民达8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且产能过剩，许多工厂已经关门或是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东莞近年的不景气使力量平衡朝著有利于深圳初创企业的方向倾斜，之前深圳初创企业在与工厂主洽谈协议时屡屡碰壁。机械臂生产商uArm遭到了数个工厂的拒绝之后才找到了陈伟杰。业内人士称，如今，厂主们更愿意接受规模更小的订单，或主动寻求与初创企业合作。
谢冠宏说，为外国品牌代工生产以及通过压榨工人和供应商以节约成本的旧模式肯定不可能持续下去。谢冠宏于2013年创立了加一联创，之前他发现中国的耳机市场主要有两种产品：昂贵的外国品牌和售价仅2美元的山寨货。他决定做位于二者之间的中端产品。谢冠宏曾在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组装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担任高管。
加一联创以售价不到人民币100元（16美元）的高质量耳机知名。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已向中国新兴消费阶层销售了逾1,700万个小米耳机和加一联创自己品牌的耳机。谢冠宏还创建了一个基于微信的平台，其供应商和制造商可以在上面分享想法、反馈和顾客投诉。他说，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的想法都得到重视。他说，由于成本和销售数据都是透明的，所有合作伙伴可以联手取得更高的效率，而不是在价格方面相互挤压。
这与原来那种为西方企业代工的旧商业模式完全不同了。陈伟杰说，他过去从没见过代工零部件的美国公司的人，那些订单都高度标准化。而他现在与一些初创企业密切合作，从设计、制造的可能性等各方面给他们建议，反过来，这种合作也帮助提高他的工厂的制造水平。
有多少生产商能够成功转型，又有多少初创公司得以在资本市场降温后生存下来，这些都是未知数。陈伟杰说，他认识的大部份工厂老板要么不愿冒险与初创企业合作，要么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
对于谢冠宏来说，资本市场的降温可能会导致一些积极因素的出现。他说，近两年来，太多的年轻人选择创业，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考虑为生产商工作。
而这恰恰是陈伟杰努力的目标。现在他正和一名牛津大学、一名清华大学的工程类研究生一同改进他生产的舵机的性能。
他说，我想做出一个领先市场、不会被轻易替代的产品。
（本文作者袁莉是《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