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周二公布的人民币/美元中间价贬值1.9%,震惊了全球市场。该行还宣布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中间价决定了国内人民币市场的交易水平。目前每日中间价水平将由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前交易日的收盘水平确定,而非之前完全由央行决定。
从人民币的贬值中看到的更多是北京的政策意图,而非迅速提振经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可能会不及很多人的预期。
过去两年不乏呼吁人民币贬值的声音。不过中国央行予以了坚决抵制,而是青睐人民币升值作为提高家庭收入购买力、进而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手段。观察人士将之视为北京承诺推进改革的一个信号,反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克服来自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相关群体阻力的能力,长期以来这些群体一直受益于中国强有力的促增长政策。
不过,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
首先,中国在努力推动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降低经济对信贷的依赖,而这种再平衡的努力将令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因此人民币贬值带动出口业强劲增长可能会将中国就业状况遭受的任何负面冲击最小化。7月中国贸易数据显示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逾8%。这很可能引发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担忧,并促使其最终做出人民币贬值决定。
其次,中国迫切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将人民币纳入由四种储备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这种心态可能也影响了中国政府有关人民币的决定。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削减中国央行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过程中扮演的支配角色,来提高人民币的市场化程度,以符合 IMF预期。如果人民币在中国外汇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被纳入IMF储备货币篮子,那么篮子中美元已经过大的权重将继续增加,而这是IMF所不愿看到的。
虽然存在这些潜在利益,中国政府也面临重大风险。汇率机制的可靠改革不仅不会扭转资本净流出势头,反而可能加速这种流出。中国富人是这种资本大规模外流的重要动因,如果他们认为目前人民币贬值风险上升,则可能将更多财富转为外国资产。
虽然不少分析师认为人民币贬值可促进出口、提振中国经济,但这一外部因素能提供多大帮助完全值得怀疑。其一,如果人民币贬值举措不仅没有提振出口,反而引发新一轮货币战争,那么效果会适得其反。
更重要的是,尽管1950-2010年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经济产出增速的三倍,但之后增速已大幅放缓,今年甚至为负增长。而且欧洲试图通过紧缩措施和提升竞争力来解决国内经济失衡,这让情况愈发糟糕。
这两项举措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降低家庭收入来实现,这导致消费和服务于消费者的私人投资减少。换句话说,欧洲的决策者并没有解决需求疲软的问题,而仅仅是将这些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
日本同样不太可能提供很多帮助,原因是该国难以使经济增速提高到足以令债务可控的水平。日本的举措可能已经太晚了。日本如此高的债务水平对支出构成了刚性约束,也许只有外部需求大幅增长才可能帮助日本经济实现增长。
过去两年,欧洲和中国(程度较小)贸易顺差激增的影响被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所掩盖。而与欧洲和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不同,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大宗商品生产国不是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就是贸易逆差飙升。这种局面无法在不造成重大混乱的情况下持续更长时间。
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跌幅已超过50%,不少大宗商品生产国因外债问题而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可能继续为其他地方的高额贸易顺差买单。
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必须有其他地方来吸收这些顺差,否则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就会崩溃。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是美国。如果海外投资者不断增持美国资产,则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必然会随着资本净流入的增加而扩大。如果此类赤字令美国复苏有脱轨之虞,或者美国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市场,那么顺差国家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消化他们的顺差,这样他们的顺差就会萎缩。
最终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外决定会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何种影响。即使人民币可能进一步大幅贬值,中国依靠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大宗商品生产国无法再起到平衡世界其他地方需求疲软的作用,全球的竞争必然会变得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