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在中共外交部门口守候的女性

这是法广的一篇旧文-我们那里回顾一下今天变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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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8日起,有一个女性为主的群体在中国外交部大门口昼夜轮流守候。她们守候在这里不是为了上访,而是申请参与编写中国将要于7月 22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其中两位:曹顺利和刘晓峰女士。她们为了圆一个普通的“人权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房屋,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遭受过非人待遇。

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作为利益攸关者一方,有资格参与,听取所在国国家人权报告的编写过程,这就是这群人静坐等候答覆的理由和依据。她们要求参与的动机之所以如此强烈,那是她们认为上次提交联合国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远离真相。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和沟通,使得这个人权报告更符合事实,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半年多来,她们要求外交部给一个答覆,但是始终得不到答覆,距离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了,她们断然来到外交部对面,昼夜等待,24小时轮替。7月1号,当局以建党节为名强行清场,北京的被送到五个派出所,外地的送到马家楼。第二天,以北京人为主体的维权 者们又“和平而坚定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她们是谁?大家把她们叫做曹顺利团队。

曹顺利,80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后来获得北大法律硕士学位,到中国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但因坚持揭露人事部的腐败现象与领导发生了冲突,在随后的过程中,人们可能发现曹顺利是一个不屈不饶的人,揭露部里不公的事情,不停地揭露,结果被人事部辞退。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一批访民, 曹顺利知道中国将要向联合国提交人权报告,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与人权报告编写委员会沟通,与他们讨论典型的人权个案和大家的遭遇。曹顺利觉得,或许这是一个改变访民悲惨遭遇的有效途径。曹顺利懂外语,懂法律,经历丰富,自然就成了带头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曹顺利团队原本没有打算昼夜在外交部大门前守候。2008年,她们知道当局正在起草人权报告,就向外交部提出要求参与的申请。外交部答覆时间已经过了,报告已经提交到联合国。这次为了不要错过时机,曹顺利团队去年12月就按照中国“信息透明法”的要求提交申请,外交部给了一个复函,说她们申请的内容 是国家机密。她们提出复议,外交部复议的结果仍然是国家机密。4月10号,她们依法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告诉她们这件事涉及中国的外交和人权,他们不能按照法律定时受理,本来按规定七天受理,拖到现在都已经九十天了,法院还没有给她们一个答覆。

五月份,曹顺利,刘晓芳,肖娟,韦淑英带头,一共十几个人,“很理智,很平和地去找外交部交涉”。她们说还有三个月,7月22号,起草报告的工作就结束了。她们希望在报告完成之前的三个月期间给一个答覆。她们去了三次,外交部闭门谢客。眼看眼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曹顺利和大家做出决定,昼夜24小 时,在外交部门口等候答覆。

曹顺利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她们的行动:“我们主要就是要求外交部写人权报告的时候,依照联合国51号协议,吸收我们参加。因为我们是国家人权报告的利益攸关方。 按照联合国决议,在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时候,要广泛征求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跟他们进行广泛的沟通和磋商。从零八年外交部做第一次人权报告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提出来了。是在08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提的。他们给我们一个答覆,说报告已经写完了,已经在11月3号交给联合国了。所以这一次从去年10月18 号我们就提交了申请。申请有两部份的内容:第一部份就是根据联合国人权决议的精神,要求参加人权报告的编写,要求他们定期收一些上访人员的人权状况调查表。请他们在编写国家的人权报告时参考一下我们的人权状况。我们同时提出希望跟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编写的代表定期见面,以便告诉他们访民的处境和诉求。第二部份内容就是按照国内的法律‘信息公开条例’提的要求,让外交部公开上一次起草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组的人员名单和他们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上一次在联合国做的人权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过分地粉饰和美化了中国的人权。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上访人权团体在社会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说被剥夺就被剥夺。说得通俗一点,一些地方的官员想打就打想抓就抓”。

刘晓芳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89年以后到莫斯科“下海”,几年后回到北京个人谋生。她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行动,原因也是同样的。她觉得上一次的报告让她觉得在撒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由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太恶劣。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成员国。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各国要把本国的人权状 况每隔四年向联合国汇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有几点关键的要求,一个是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如实地反映上去。另一个就是弱势人群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和他的话语权。但中国不是这么做。人权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执笔,发言人是王晨。零八年王晨在国际上讲,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如期完成。如期完成了?你看看中国这些受伤害的人,都是无辜的。房子让你烧了,财产让你夺走了。你如期完成了什么?这不是对国际撒谎吗。政府这样讲,那么国内那些腐败分子,那些打压我们的人就更加壮胆,打压我们的手段就更加卑鄙。更加肆无忌惮。这不就形成更加可怕的局面了吗?”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妇女,居然想到要参与国家人权的编写,这和她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有重大关系。曹顺利可以说本来一路平顺,80年19岁考上中国政法大学,8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懂外语,懂法律。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这时就亲眼看到部里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给自己分好 几套房子,可一些普通的员工无栖身之地。曹顺利向上反映没人理睬,后来就到处揭露。99年和00年国庆期间,当局认为她在这样的敏感期还在不停地揭露,就拘留了十五天。之后被原单位辞退了。出来后失去了社会保障,一直靠做一些资料编辑来维持生活。

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这个堂堂北大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原来一些没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现在都很成功了”,自己有一天会因为维权与警方发生冲突,并且两次被劳教,被残忍地鼻饲。“零八年认识了北京的一些访民。我知道中国要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还要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给大家说,能不能向外交部提一个申请,能不能把这作为一个途径,作为解决上访问题的方式。后来我们就去了,外地的访民闻讯也赶去了。当时情绪失控了,好多外媒在采访,访民们又喊冤又哭。外媒也报导了,那一天正是发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的日子,各国都有庆祝活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结果,当时政府很不宽容,抓了50个人。我就跟他们交涉,让他们放了。我说我跟这些访民都没有关系,我来提这个要求很偶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上访问题,但交涉的结局是他们拘留了29个人。就这么随便地让一个人失去了自由,我当时很震撼也很感慨。我想,你们这么不通融,我接着做这件事情。就继续申请参加另一个人权行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他们最后找茬,老非法拘禁我。因为他们非法拘禁,我和警察之间产生了冲突,我把派出所给砸了,就在09年4月12号,他们把我劳教了。劳教我的第二天,他们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公布了。当时我特别伤感,心想,你这么大一个政府,针对一个个人来采取行动,让我彻底想不通。一零年4月11号出来,身体受到伤害很大,我在里头受了酷刑,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后来就想去上海看看世博会,上海有一个人也因为参加人权活动被劳教了,我想去了解他的案子。 就在我办身份证的时候,警察局把我强行扣住。我当时情绪没控制好,又把他们的办公室给砸了。他们第二次劳教了我一年另三个月,总计我被劳教了两年另三个月。在劳教所,警察明着告诉我,在这里你没有选择,你只有服从。我问,那我的权利怎么行使?他们说你没有权利,有权利你出去用。所以我就不服从他们的好多规定。就遭受了酷刑,五天没给我饭吃。最后又给我强行鼻饲。强行鼻饲是对法轮功学员广泛实施的一种酷刑。鼻饲就是不让你通过嘴吃饭,用管子插到鼻子里,给你往里灌流食。他们告诉我,你不服从,那就从鼻子里吃饭吧,不能从嘴里吃。出来以后,北京有一个司法开放日,我就领着那些上访的去参观劳教所,已经参观两次了。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大家揭露出来,你们这样做是侮辱人格的。劳教所的经历让我从另外一面了解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找外交部,就是想通过协商和沟通,让他们知道,从开始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到中国去联合国做人权报告这四年里头,人权状况并没有好转和改善。十八大期间,他们关我的时候,给我戴了一个黑头套,里面很多人把内骨都给打断了。许多上访的,也希望我能把他们的经历说出去,这样,我就了解了许多情况”。残酷的个人境遇使曹顺利有机会见证了他人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于是,参与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就成为她铁定的决心。

刘晓芳本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六四之后,许多中国人往国外走,她也去国外“下海”,到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回来后自个儿谋生。但是,厄运从天而降。“零六年7月20号这一拆迁,他们对我采取的就是毁灭人性的做法,下的是黑手。因为我的家属于文物保护对像范围。我了解到他们在拆迁过程中的一些为非作歹的非法手段后,就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调查。结果发现他们的所有手续都是假的。我就表示不走。不走,他们就对我下了黑手,放了一把火,把我一辈子的家当也全都毁了。然后让别人把我抬出来。之后我走法律程序,但他们枉法裁决。他们还下了更大的黑手,一零年,我儿子也因为房子问题死得不明不白。我敢揭发他们,他们就下黑手,就是让我生不如死”。

曹顺利团队现在还在中国外交部对面静坐。她们似乎有无穷的耐力,要坚持等到外交部给一个答覆,要把这个国家真实的人权状况写进报告。她们给人的感觉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要把一个巨大的石头推到山顶。刘晓芳女士的个人遭遇很悲惨,但她以为自己今天为了大家的人权状况来静坐很值得,“无怨无悔”。她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人权和民主的一个推动。这个事情也是对后代子孙的一个贡献。虽然我们可能是牺牲者。中国开十八大的时候,民主这个词出现了69次,党内民主主要的问题应该是以人为本,反对腐败。我认为中国民主分为三个点:一个是党的民主,一个是法制民主,一个是社会民主。比如说,法制民主,政府应该是尊重社会的,不能是一党专政的。社会民主涉及的是什么,涉及的是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就是说,你应该是依法执政的。民主建设,就是应该用法律来规范这个社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警车一直都有,每天至少有两辆在她们周围转。七一那天突然清场。现场抓走两个人,北京的被送到五个派出所做笔录,外地的送到马家楼,用五辆大型公交车拉走。清场后,外交部又是拉警戒线,又是在她们静坐过的大树上喷药,最后干脆把有荫凉的大树剧了,预防她们这些人再聚集起来。可是,七月二号,曹顺利她们又来了。曹顺利表示:“我们还是一天24小时在那坚持着。看看他们的反应吧”。她们记着这两个日子:7月22号,‘中国国家人权报告’封笔。10月22 号,中国官员将在联合国做人权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