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军队高层开始卷入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罗瑞卿时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主任、人大常委委员等职，其党内、军内和政府工作任职之多几乎无人可出其右，其地位之显赫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罗瑞卿的倒台与日后不久倒台的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一起被称之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罗瑞卿在此四人当中，从政治地位来讲低于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但是其重要性却仅次于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可见在中共高层受重视之程度。
大陆的党史学界在罗瑞卿事件问题上，长期以来都将罗瑞卿的倒台归结为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是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故误信了林彪的馋言和诬告而将罗瑞卿打倒。显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化、公式化的模式，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法深刻揭示这一事件深远的、内在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作一番较为深入的剖析和探讨。本文摘自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
1963年3月3日，罗瑞卿（后排左一）与八大元帅及陶铸于广州东山岛合影
一、解放军山头主义的起源、演变与罗瑞卿的走马上任
解放军山头主义的起源与形成有一段较长的时间，然其最开始时则是起源于各个不同的分散的革命根据地。第一个便是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所形成的红一方面军，在日后的对敌作战中林彪成为实际的领导者，第二个则是由贺龙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二方面军，第三个是张国焘、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四方面军。这三大红军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分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林彪为师长，120师，贺龙为师长，129师，刘伯承为师长。而解放战争时期，这三个师加上原新四军部分，分别成为彭德怀领导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领导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领导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林彪领导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张国焘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中被清算而脱离革命，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又在西路军事件中丧失殆尽，因而其军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以林彪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和以贺龙为代表的红二方面军成为日后解放军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林彪在战功、威望和能力几方面无疑都居于首位。
中共建国后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军队内部并非相安无事。1958年军队内部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首肯后，由邓小平、彭德怀挂帅，错整了一大批军队高层主要干部，主要是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还有粟裕大将、肖克上将等一批人。一年之后彭德怀在庐山上因为就大跃进问题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头，军内一批干部也随之倒台，如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等。通过这两次政治斗争，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中的三大野战军首领都几乎都被整肃了，只剩下林彪为首的四野系统保持较为完好，而这恰恰是原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改组后，毛泽东仍任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则是林彪、贺龙、聂荣臻。这也体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军中的掌权。罗瑞卿出身于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林彪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任抗大教育长，关系非常密切。1959年林彪亲自提名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多年的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说：“林彪同志选了个好总参谋长，这只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出来。”〔1〕由此罗瑞卿开始了与林彪在军队工作上再次的合作。新的军委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班子——军委办公会议，几乎是清一色的红一方面军干部：除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肖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山头主义的影子，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军队的主要当家人，不仅资历强、能力强，更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罗瑞卿出身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共建国后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年富力强，工作雷厉风行，办事精明果断，也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高级干部。林彪当时身体不好，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位自己信得过，且能办事、会办事的得力助手，而罗瑞卿正是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1959年10月新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给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2〕
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3〕可以说，林彪主要负责军队的重大方针政策，罗瑞卿则主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对罗瑞卿的充分信任及与罗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二、林彪养病，林罗矛盾由此而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与罗瑞卿的合作还是很好的，迅速开创了军队建设的新局面，解放军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外，中国打赢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多次挫败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中南沿海地区的进犯，秘密参与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对内，军队参与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表现在抗洪抢险，拥政爱民等活动，军队涌现出了一批被人民广泛传颂的英雄人物，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4〕
1962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有时十分严重，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休息。林彪养病期间，军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5〕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赞同。由于林彪原本就信任罗瑞卿，放手让罗操办军内具体工作，林彪养病后就更少过问军内事宜，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林彪的角色似乎逐渐淡出，而罗瑞卿与贺龙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渐行密切，罗瑞卿与林彪原本密切的关系反而显得渐行疏远，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林彪身体不好而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军队方面的事务均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而此时罗瑞卿的砝码却逐渐倾向了贺龙一边。罗瑞卿采取了“冷林热贺”的方针，根据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揭发，罗瑞卿从1964年起就在军委日常工作中扩大林彪的病情，集中宣扬贺龙的“亲政”，使大家信服林彪的病情是在“熬时间”，来日无多了。〔6〕
此外，罗瑞卿要求大家不要过多地“干扰”林彪，以免“影响”林彪的休息，并要求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把关，对“随便干扰林彪休息”的人予以批评。罗瑞卿还请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介绍林彪的病情，甚至说出“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7〕
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另一个阵营。邱会作说：“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阵营有一批能人，这是优于贺、罗阵营的，特别是林彪同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也是特别的优势。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8〕
军内两大阵营在“大比武”问题上形成了明争暗斗的局面。全军大比武运动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比武运动，海军在青岛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空军也举行了以师为单位的实兵演习，全军分成十八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而这一大规模的比武运动主要是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执行。
1964年军委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到福州军区作调查研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到广州军区作调查研究。1964年12月底林彪看到了刘志坚和叶群的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于是召见刘志坚等人就当前军队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认为“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指示说：“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1963年的正常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9〕随后总政工作组将林彪的指示传达给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认为“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10〕
平心而论，林彪与罗瑞卿的在大比武一事上的分歧基本上是工作方面的不同意见，林彪作为主管解放军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在抓军队总体工作方面常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所谓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孰轻孰重的指示也属正常，林彪在充分肯定军事训练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并无不妥。然而，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即贺龙与罗瑞卿的“联盟”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是将军队委托给林彪掌管的，毛绝不愿意看到军权落入与刘邓关系密切的贺龙的手中。按邱会作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11〕林彪要给大比武降温。尽管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意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已势同水火，林彪仍然希望罗瑞卿能多团结一些人，特别是与老帅们搞好关系。事实上，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后被官方和大陆的党史学界无限夸大，成为罗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三、罗瑞卿与老帅之间的矛盾激化
由于林彪养病深居简出，不太过问军内具体工作事务，罗瑞卿与贺龙元帅过从甚密，大权独揽，其“霸道”的一面渐显突出。当年林彪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时，有人曾经对此表示过某些疑虑，这主要是因为林彪脾气倔犟，而罗瑞卿为人行事又颇有一些“霸道”的意味，这个搭档是否合适，连毛泽东都曾有些犹豫。邱会作回忆说：“可主席认为罗浑身都是‘刺’，问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说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罗干；林总说‘不怕’，是有点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是总理给主席做了工作，总理对主席说〔大意〕：你让林管军队，他那个人的身体状况，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体工作要找个他熟悉且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后批准了林的意见。”〔12〕而此时，罗瑞卿与其他元帅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13〕
据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对领导国防科技战线的聂荣臻只当成一个方面的负责人，而没有从军委副主席考虑他的意见，对聂帅的尊重远不如贺龙〔那时的军委只有林、贺、聂三位副主席〕。罗瑞卿对贺龙和他自己主管的国防工业，非常下力气。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的工作，罗瑞卿有的是自己决定了，有的是和贺龙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聂帅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这就产生了矛盾。公道地说，罗瑞卿对聂帅支持不够。比如科研的物资供应方面，聂帅在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有些事干脆绕过罗，直接找我商量，要我为他办。当时我国正在三年困难时期，钱少物又缺，而我国核武器研制正好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物资和财力上的支持。凡是聂帅向我提要求的，我都当作急事特办了。这样一来，聂帅很满意，罗瑞卿就不太高兴了。”〔14〕
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也渐为突出。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甚感兴趣。叶剑英于12月亲赴南京军区深入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年底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和特点，并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5〕1964年1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发现并积极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叶剑英却没有与会，而是到广州军区组织人员研究制定《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16〕其中的隐情叶剑英后来才发泄出来。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17〕原来叶剑英不愿与会是与罗瑞卿矛盾所致。
聂荣臻与叶剑英对罗瑞卿的不满日益加深，邱会作就曾亲身予闻聂、叶二人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8〕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过从甚密了，不免就与其他老帅们有了冲突和矛盾。贺龙、罗瑞卿主管军队与国防工业，而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而贺龙与罗瑞卿也任命张爱萍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成了“一仆三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一直想把这几摊子事撮合起来，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张爱萍千方百计从中协调。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向张爱萍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19〕
正是由于老帅们与罗瑞卿的矛盾不断加深，叶剑英、聂荣臻日后成了军内倒罗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恰恰是官方和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刻意隐讳不提的，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在后来的倒罗事件中叶剑英等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与规劝
罗瑞卿与军委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睦，引发了老帅们的反弹，自然也会到林彪处告状、发牢骚，这不得不引起林彪的重视。对于罗瑞卿，林彪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放手让罗瑞卿充分发挥其所长。但是对于老帅们的抱怨、告状，林彪出于对罗瑞卿的维护，也必须对罗有所批评和规劝。
1965年5月2日，罗瑞卿倒上海面见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当面提醒罗瑞卿要加强沟通。林彪还特别拿出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向罗瑞卿宣读了其中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内容，目的就是要罗瑞卿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关系。林彪规定了五条：1、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林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3、林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4、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去林处，不要事先通知。显然林彪是很认真的，是希望罗瑞卿经常与他沟通，一来不致发生误会，二来也避免节外生枝而引发其他老帅们的不满情绪。
1965年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代表军委作总结报告，但因人选、程序和方法上引起了一些意见。林彪感到罗瑞卿对老帅们不够尊重，因此批评罗要多通气，多尊重和请示其他老帅。另一件事是部分军内高干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不满，向林彪反映，林事前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日后还曾对此大发议论说，罗瑞卿“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20〕
对于罗瑞卿出现的这些问题，林彪一直耐心予以批评。林彪曾说“我从一九六一年就开始敲打罗，主席说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罗，人是我推荐的嘛，总是要负责任嘛！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帅管民兵工作，你罗长子要听嘛，徐帅按主席的指示讲，没有错嘛。你罗长子不能耍骄傲，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说我用的人没教养，这不对嘛。”邱会作对此回忆说：“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21〕
笔者的朋友仰天长啸先生是罗瑞卿事件的知情者之一，他是如此评论林罗之间的矛盾的：“但罗变化太快，有了重权高位，很快就有些忘乎所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连老帅都不放在眼里，甚至有人说罗‘狗仗人势’。为此林对罗很生气、很在意，罗毕竟是他推荐的，林不愿意别人看笑话。林对罗的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的，是把罗当成自己人来看待，林对罗‘矫枉过正’之处也不见得没有，军人嘛，老上级嘛，说就说了，骂就骂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红色家族档案》中引用过叶群的话，叶群对罗说：‘他〔指林〕是把你作为亲密的人才给你发脾气的嘛。’叶群本是好意，不过罗点点在书中却是作为贬义来引用的。”〔22〕
叶剑英在日后批判罗瑞卿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语重心长的发言：“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23〕
叶剑英是文革初期军内倒罗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自始至终卷入最深、最为知情的人士，他的讲话在军内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以叶剑英在军内的地位和作用，叶绝非是林彪所能支使、操纵的了的人物。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和规劝看来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军内倒罗的力量则不断聚积，终有一天要爆发出来，而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五、军中倒罗力量的酝酿和兴起
大陆官方和党史学界将罗瑞卿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罗龌龊，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换取林彪的支持听信了林彪馋言而牺牲了罗瑞卿，这一流行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倒罗是军中一些最高层将领的一次联合行动，这里既包含了解放军山头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的是还是对罗瑞卿为人“霸道”的强烈不满。罗瑞卿原本是林彪一系的最主要干将，是原红一方面军的骨干成员，也是林彪最为信得过的部下，但是罗瑞卿却与红二方面军山头的主帅贺龙的关系过于密切，对其他老帅和军中将领不够尊重，长此以往这些人心生怨气，终于联手起来搞掉罗瑞卿。
1965年6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叶剑英事后将林彪和叶剑英的看法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叶剑英明确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24〕叶剑英此时还向李作鹏打招呼。叶将李找到西山叶家谈工作。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25〕
叶剑英不仅向林彪告状，更直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告状。1965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据邱会作回忆“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萧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26〕叶群在1965年秋也向李作鹏打了招呼，叶群说：“首长〔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李作鹏说：“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27〕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罗瑞卿这个中央里的“重臣”动手，包括林彪在内。
1965年12月初，总政主任萧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集体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时间长达十小时。毛泽东表态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28〕
面对军中将领倒罗的态势，林彪却迟迟不愿表态，林彪并未将那些告状资料转给毛泽东，而是压了下来。叶群在文革中曾向邱会作提及罗瑞卿事件，叶群说：“一○一〔指林彪－笔者注〕对罗长子是很器重的，罗过去对豆豆、老虎也很关心。那些年，林对罗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评教育他，希望他改正并得到元帅们的原谅，同心协力搞好军队的工作。但罗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有一次，叶帅来看望一○一，一○一象对不起人似的对叶帅讲，我要经常刮他〔罗〕的鼻子，不要目中无人。叶帅对一○一讲了主席的决心，说主席让我告诉你，罗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来解决。我们知道主席对罗的态度后，我都慌了神。这边罗对林耍态度，可是别人以为罗是仗着我们在耍霸道。”〔29〕如果林彪是个积极的倒罗派，他此时尽可将那些告状信及时转给毛泽东，积极表态支持倒罗，并向自己的手下们重点布置倒罗事宜。但是，就在毛泽东、叶剑英紧锣密鼓部署倒罗活动时，林彪却按兵不动，没有找过军内任何人谈话布置倒罗，也没有就此事发布过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林彪内心深处是不愿倒罗的。再一进步分析，如果林彪是倒罗活动的始作俑者，那么应该是林彪主动出面游说毛泽东，主动将反罗的资料送交毛泽东，而非反过来毛泽东主动派人说服林彪同意倒罗。
1965年11月，毛泽东部署的倒罗事宜已然箭在弦上，叶剑英再次奉毛命赴苏州见林，传达毛泽东的倒罗指示，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罗瑞卿了。林彪则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此时的毛泽东干脆要叶群专程到杭州汇报。〔30〕11月30日叶群在苏州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叶群去杭州见毛。据吴法宪回忆：吴当即下令从上海派了一架里2型飞机送叶群到杭州。叶群事后告诉吴法宪，她于当天下午见到毛，向毛作了汇报，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毛。毛要叶群当晚返回苏州，还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31〕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当时与叶群同在江苏太仓县参加四清工作，王回忆说：“我听叶群说，是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她才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罗瑞卿的问题的。”〔32〕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林彪在给毛泽东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信中所提的“好几个重要负责同志”是谁呢？当然就是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军中要人。另据王年一教授保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手稿，林彪此信中还有一句话“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此一情节首次披露于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33〕惟王年一手稿所言的出处何来未有明确的说法，考虑到王年一是一位严谨、认真的文革史学者，其说法应不会是空穴来风，在此我们也存录备考。
林彪通过叶群向毛泽东送交了哪些材料？据日后上海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包括：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份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应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材料。〔34〕
叶群从江苏太仓县农村匆匆赶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叶群汇报的是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讲林彪、罗瑞卿的关系，诸如“病号”啦，“挡道”啦，“让贤”啦。如果林预谋整罗，叶群汇报时，早把“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给罗戴上了。〔35〕对比叶剑英这些重要的军内要员们的告状，叶群的汇报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六、“倒罗”是毛泽东的文革初期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大陆一些党史学者认为，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更有人否认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之前的一次战略部署，指责“西方文革史学者”的研究是搞“学术猜测”，且“富有想象力”，但是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与党内政治紧张相联系，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动向相联系，也与党内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走向相联系。〔36〕这种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作辩护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难道身居要职的罗瑞卿的倒台仅仅是军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巧合？为何它的发生不早不迟，恰恰就在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不久发生呢？
邱会作在其回忆中对此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和见解，邱说：“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斯大林，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产党领袖人物生前死后的悲剧结果，对毛主席刺激非常深。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打倒了彭德怀，是按党内分裂考虑的，后来毛主席就把彭德怀往‘里通外国’方面去想了。起初毛主席对威胁他权力的防范还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37〕
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其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知，毛泽东也极为机巧地隐藏了他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是，从党中央核心的外围开始，搞层层“剥笋”策略，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开始，再顺藤摸瓜揪出吴晗背后的彭真，然后再一步步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的保障，军权绝对不能落入刘邓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泽东处于“二线”，党中央的实权在身为“一线”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毛泽东对刘邓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云“北京空气不好”。军队高层内部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放手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贺龙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密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一旦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无论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须掌握在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手中。综观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毛泽东莫不如此行事，盖无例外。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提升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38〕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而来。显然，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国内史学研究者宋德金亦指出：“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前哨战，而倒罗又是其中的重要一役，在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处于政治权谋的考虑有意隐藏自己的‘打倒刘少奇’的政治企图，不想公开充当‘倒罗发起者’的角色〔即不想过早暴露打倒刘少奇的图谋〕，从而将整件事栽到林彪的头上。而林彪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的图谋权术得逞，从官方到坊间都普遍认为倒罗的发起者是林彪，使林彪长期蒙受不白之冤。”〔39〕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些人中谢富治负责公安部的工作，与军队问题、林罗关系毫不相干，谢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马，这是毛泽东自己要动手倒罗的另一个重要佐证。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杭州，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表态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杭州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这并非什么“西方学者”富于想象力的猜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高层政坛上的不争事实。
七、上海会议、北京会议
1965年12月毛泽东亲自坐镇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着手解决罗瑞卿问题。此时的罗瑞卿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听取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汇报并在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12月11日，罗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40〕另据空军34师〔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回忆：“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1、专机上午11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2、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3、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41〕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已做好了一切万全的准备，只待罗瑞卿抵沪，即可发起批罗运动。
如今的大陆党史学界众口一词，皆说所有与会的人员都不知道上海会议的目的何在，似乎仅有毛林二人知悉会议内容。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事实却是军内所有与会者除了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且配合默契。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12月5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他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42〕
邱会作回忆说：“12月6日晚，通知我第二天早晨去西郊机场乘飞机去上海开会，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同机去的是刘伯承、贺龙，以及李天佑、李作鹏等人。”同机去上海开会而不知目的者“只有一个人不知道，贺老总，其他人都听过‘打招呼’。机舱里大家说说笑笑，贺老总突然问：‘开什么会呀？找我们还不是打仗的事，军用地图我都带上了。’大家谁也不愿意说破，刘伯承开玩笑说：‘打仗？我们〔他和贺龙〕都可以当老将黄忠〔《三国演义》里的人物〕的哥哥了，要打仗是他们的事了（指我们几个）。到了上海，你贺胡子不就知道开什么会了。’”〔43〕可以看出，军内一些高级将领未必十分清楚罗瑞卿与老帅们和林彪之间的矛盾，但是听了叶剑英等人打招呼后，自然就要站到毛泽东一边，听从毛泽东的指示。邱会作回忆说：“之前，罗瑞卿‘反林’是我没想到的问题，即使他们俩有些什么不同意见，也容易说清楚。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不简单啊！红一军团时罗瑞卿担任保卫局长，保卫林彪司令员的安全是重要任务，后来他们长期共事，很配合嘛，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又是林彪亲自选的，总不至于到闹得这么厉害吧。我心里这样想，但没有同叶帅说出来。听了叶帅‘打招呼’，那我当然要听毛主席的了，认为罗瑞卿不对，而且问题严重。”〔44〕邱会作的想法实际上带有普遍性，应该是军内大多数将领们内心世界的写照。
现在国内的党史学界在涉及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时，闭口不谈叶剑英等人的作用，只是把罪责推到叶群、李作鹏、雷英夫等几个人身上，似乎这些人操纵了会议批罗的走向，决定了罗瑞卿倒台的命运。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上海会议于1965年12月8日到15日召开，参加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军委总部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共有六十一人与会，其中军队高级将领三十四人。邱会作回忆说：“会议主要方法是小组会。开会的时间是‘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开的是‘马拉松’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大家可以随便发言，没有长篇大论，大都是‘交差式’的发言。这次会议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出简报。我所在的西北小组，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有才干，他霸道。吴冷西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他说：‘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手长、嘴尖’……。’还有就是萧劲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刘澜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异议。他说，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问题的实质是后者。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组织上他都在准备。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45〕邱会作说会议期间曾去看望老帅，“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46〕由于叶剑英的积极批罗，在林彪的推荐下，1966年1月8日叶剑英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被毛泽东任命为军委副主席，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开始了叶在中共高层政治活动的“鼎盛期”。
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叶群的一份材料颇为引人注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其中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的揭发批判中就此“四条”都曾大引特引，强调该材料的真实性。而现在官方和国内党史学界以及罗瑞卿的家属对此加以否认，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恶意陷害罗瑞卿的伪作。而涉及该事件的当事人刘亚楼、叶群等人早已作古，曾积极参与批判罗瑞卿的高层人士们日后则对此讳莫如深，由此导致文革研究者们的莫衷一是。那么到底有无这“四条”的存在呢？
据邱会作回忆“林彪把刘亚楼拉了回来，是经过杨成武多次谈话之后，刘亚楼才觉悟的，刘亚楼在1965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刘亚楼因患肝癌于1965年5月初去世，去世前的4月15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1965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仪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四条’的核心问题是‘伸手’，即有‘野心’的问题。罗自己在检讨中，已经触及到‘伸手’的问题，罗瑞卿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47〕李作鹏对此回忆说：“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的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48〕
以笔者分析，这“四条”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希望林彪不要过多干预军中事务，放手给罗去干，今后对军队的执掌逐渐由林彪过渡到罗瑞卿。这个态度与梁必业等人的揭发互相吻合。梁必业说：罗瑞卿再三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什么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拥贺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端卿再三交代，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的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的作用就大了。〔49〕平心而论，这“四条”并非将罗瑞卿问题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基本上还属于个人品质问题。这“四条”与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等的揭发批判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决心拿掉罗瑞卿的出发点也不是因为这“四条”问题的存在，而是拿掉罗掌握的军权，真正的目的则是对刘少奇等人的防范。
1966年3月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等前后共九十五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仅在开幕会时露面后即赴三线考察，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则是叶剑英。如今大陆的党史学界只是强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对罗瑞卿的批判，而隐匿了其他更多的、更重要军方人士的表演。中央工作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说：“我们的小组会，是毛主席、中央常委为了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叶剑英进一步说：“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50〕显然，叶群、李作鹏、吴法宪仅仅是这八十六篇发言当中极小部分人，那么其他那些人是谁呢？现在能查出来的除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外，还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而这也还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大陆党史学家们现在拿李作鹏、吴法宪个别已被打倒之人说事，全然回避了那些更重要的大人物的关键性作用，用邱会作的话来说“高级干部批罗瑞卿，是在向党中央、毛主席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这里有真心的，有说官话的，也有敷衍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吴法宪、李作鹏。说句实话，他们就是想表现积极也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地位还不够高，还没有充当‘急先锋’和‘干将’的资格嘛。”〔51〕对罗瑞卿刺激最大的还不是那些表态批罗的军队将领，而是罗瑞卿自己心腹圈子内的几个人的书面揭发，邱会作回忆说：这些揭发材料包括“要有自己的人，没有人什么事也办不好，也办不了”、“要名正言顺地拥护贺老总主持军委工作。林总身体不好，再工作，不可能了。”叶剑英把揭发的原件和贺龙夫妇揭发罗的亲笔件交给罗瑞卿看了。叶剑英政治上极为老练，他在向罗瑞卿表示，“事是你自己做的，揭发是你自己的人干的，我叶某没向外扩散。”但没想到，罗看了以后，从他宿舍的三楼上跳下，腿部受了重伤。罗瑞卿的自杀行为引来毛泽东的不快，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去，罗自己要去也不收。”“罗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52〕
李作鹏回忆说：“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53〕
叶剑英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批判发言最具代表性。叶列举了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一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具体细项是（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具体内容略，下同〕；（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叶列举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二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具体细项是（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54〕叶剑英是代表中央工作组为罗瑞卿作政治结论，表明叶剑英不仅是整个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者，更是坚定地维护林彪的地位，是倒罗事件中的“急先锋”和“干将”。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后，叶剑英更是开心地改南宋爱国将领、词人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用叶剑英自己的话说：“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55〕
现在来看，叶剑英等人给罗瑞卿扣上的这些罗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大帽子，皆是欲加之罪，而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罪名也属夸大其词，将罗瑞卿与林彪工作方面的矛盾上纲上线，而其中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和“倒罗”的真正目的却被巧妙地掩饰起来。不可不说这也是叶剑英的高明之处，既搬开罗瑞卿这块绊脚石，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也配合了毛泽东文革的战略部署，一举多得。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不仅北京此时在开会批罗，毛泽东在杭州也没闲着。1966年3月17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与会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各大区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刘少奇、周恩来与彭真都参加了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的回忆，“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很大。”〔56〕这个会议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并未参加，叶群、李作鹏等人显然还没有资格到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去风光呢。那么是谁揭发罗瑞卿？会议是怎样“一边倒”，而与会者们又是如何“群情激愤”的呢？毛泽东发动的这个倒罗态势不是一清二楚吗？
国内一些文人为了掩饰倒罗事件的真相和叶剑英在倒罗战役中的真实作用，不惜颠倒黑白，声称“叶剑英改填一首词作为对罗跳楼的惋惜”，〔57〕全然不顾当时的历史事实。还有人甚至干脆指鹿为马，诡辩说“罗瑞卿专案组组长叶剑英元帅知道他是冤屈的，闻说罗瑞卿跳楼，不胜痛惜。”〔58〕无论是“惋惜”说还是“痛惜”说，都是刻意掩饰叶剑英等人在“倒罗事件”中的真实面貌，那就是对罗瑞卿的痛批。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八、林彪在“倒罗”事件中的态度
有关林彪在罗瑞卿事件中的态度，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予以深入的探讨，由此方能厘清林彪在罗瑞卿事件中的责任。长期以来，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以发动文革而打倒罗瑞卿一说，在大陆党史学界已成定论，连罗瑞卿的家人也追随官方的说法，将林彪说成为倒罗的始作俑者，坊间的野史演义更是以讹传讹，鲜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历史终究不是官方可以任意涂改的。
首先，林彪与罗瑞卿在工作上的矛盾绝非官方现在所夸大的那样不可调和，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他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否则就不会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高级将领在倒罗事件中的积极参与。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一直是善意的、保护性的。1965年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加深，叶剑英对罗强烈不满，告状到毛林处，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林彪才在与罗谈话时强调要多通气。这个“多通气”的目的在于让罗瑞卿注意与老帅们的关系，以如此严肃的方式提出来也是要罗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林也要设法平息老帅们的怨气。大陆党史学界有意撇开前面的“因”而只强调后面的“果”，似乎是林彪个人对罗不满导致对罗的批评，其论点自然也就谬以千里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亦不否认，1965年夏季以后罗几次到林彪处谈工作，林彪和叶群都是热情接待的。罗点点说，11月27日罗瑞卿到苏州看望林彪，“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59〕
其次，林彪并不同意打倒罗瑞卿。196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倒罗的战略部署。1965年8月叶剑英看望林彪时，明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同年11月叶剑英再次到苏州传达毛的倒罗指示。而林彪则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毛泽东则要叶群专程到杭州作汇报，并在上海会议上指名叶群发言。叶群不是中央委员，根本没有资格与会，若非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群如何能够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毛泽东就是要利用叶群的发言，给人以叶群代表林彪倒罗的印象，有些话从叶群嘴里说出来更有份量。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批转关于罗瑞唧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6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就是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参与中央会议的李作鹏也认为：“如果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队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61〕
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布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李作鹏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62〕据知情人士透露，1966年4月，中央工作小组整理了有关罗瑞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林彪不同意叶群的发言材料，所以中央工作小组报告中的五个揭发附件中，没有叶群的发言材料。林彪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材料不过就是林表态同意毛对罗瑞卿事件的处理，不干扰、不干涉。林彪实际上被动地接受了毛泽东“倒罗”的事实。
再次，官方与大陆党史学界还有一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需要军队的保驾护航，于是林彪提出交换条件，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毛泽东打倒了罗瑞卿。〔63〕在这里毛泽东反而是被动的受了林彪的要挟而同意倒罗。这实在低估了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力，高估了林彪的作用。毛泽东，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政治强人，连斯大林都奈何不了他，毛泽东干他要作的事，和谁人作过“交易”！？毛难道会受林彪的要挟？毛泽东何时在采取行动前受制于他人的要挟？综观毛泽东上台后的历史，毛泽东从来都是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罗瑞卿事件也不例外。难道没有了林彪毛泽东就不敢发动文革了？那么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身死大漠退出了政治舞台，毛泽东可曾因此而终止文革运动呢？没有了林彪还会有其他人的及时替补。反过来说，林彪历史上长期追随毛泽东，是毛泽东极为信任和重用的“自己人”，林彪也深知毛泽东的为人，1959年取代彭德怀执掌军队后对毛泽东吹捧有加，在文革中采取“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态度，一切唯毛马首是瞻，何敢与毛泽东作什么交易以此要挟毛泽东去打倒罗瑞卿？再说，1965年初冬时节的政治形势并不明朗，林彪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心底里的文革大计，也不可能预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提拔自己成为“副统帅”。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在军队老帅们的强烈反弹下，林彪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同意和接受了毛泽东“倒罗”的安排。
将“打倒罗瑞卿”的罪名安放在林彪头上的，首先就是毛泽东自己。“913事件”后毛泽东面对一个无比尴尬的局面，不得不放软身段，解放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后就将文革中一切罪责统统推到林彪头上，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云云。另外，将这一罪名推给林彪的，就是罗瑞卿本人。毛泽东死后罗瑞卿复出，罗瑞卿既不敢批判毛泽东，也不敢公开和当年风风光光批斗他的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人翻脸，这些人在党内军内还有相当的实力和地位，罗瑞卿只能把矛头对准已被打倒的林彪，且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64〕对照历史事实，这真不愧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罗瑞卿事件”，那就是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采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注释：
〔1〕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页。
〔3〕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39－540页。
〔4〕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44页。
〔5〕李德、舒云 《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845页。
〔6〕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0页。
〔7〕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0页。
〔8〕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0页。
〔9〕李德、舒云 《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869－870页。
〔10〕黄瑶、张明哲 《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11〕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4页。
〔12〕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67页。
〔13〕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页。
〔14〕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叶剑英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00页。
〔16〕范硕、丁家琪 《叶剑英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3月版，第554－555页。
〔17〕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18〕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7－378页。
〔19〕张胜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44－245页。
〔20〕舒云 《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560页。
〔21〕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页。
〔22〕仰天长啸 《也谈罗瑞卿事件》，《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8月4日。
〔23〕转引自余汝信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24〕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页。
〔25〕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页。
〔26〕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7〕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38页。
〔28〕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3页。
〔29〕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1页。
〔30〕舒云 《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550－551页；宋德金 《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皇福图书，2008年版，第225页。
〔31〕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56页。
〔32〕舒云 《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551页。
〔33〕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第24页。
〔34〕高原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载《记忆》电子杂志，第53期，2010年8月。
〔35〕仰天长啸 《也谈罗瑞卿事件》，《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8月4日。
〔36〕钱痒理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37〕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38〕余汝信 《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还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www.linbiao.org 《余汝信文集》。
〔39〕宋德金 《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第231页。
〔40〕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60页。
〔41〕时念堂 《我的专机生涯》，自印本，2005，第281－282页，转引自余汝信 《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41期，2006年12月4日。相关情节还可见《带枪的专机组——秘密武装押解罗瑞卿总长的追记》，《军事史林》，2004年第11期。
〔42〕余汝信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的再研讨》，《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32期，2008年3月3日。
〔43〕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44〕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45〕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5页。
〔46〕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5页。
〔47〕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65、401页。
〔48〕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页。
〔49〕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0页。
〔50〕转引自余汝信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1〕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52〕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53〕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541页。
〔54〕转引自余汝信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5〕转引自余汝信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
〔56〕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内情》，见《回首“文革”》，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06－607页。
〔57〕温相 《晚年林彪》，东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91页。
〔58〕辛子陵 《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59〕罗点点 《红色家族记档案》，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60〕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2－383页。
〔61〕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页。
〔62〕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41页。
〔63〕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见高华 《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64〕罗瑞卿 《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见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