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
《十四大前的江泽民 总书记当得比赵紫阳还窝囊》刊登和播出后，一位署名”马年生”的文学城网友跟帖说 ：“江当年奉命入京，没有军方背景的他确实需要邓的威信控制军方。邓当时需要杨尚昆这个国家主席支持。江则通过自己带到北京的曾庆红逐步摆平了军方和红二代，才有实力让邓小平请杨家兄弟归隐。江有曾的协助，还是有福气的。”
其实，当年曾庆红之于江泽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还是后话。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庆红，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只会终止在上海市委书记那一阶上。
话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本是与出生于1938年的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当时的曾庆红还是深受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器重的。
当时比江泽民先进上海市委的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象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后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人彻底结为朋党,则是那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后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后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为重评胡耀邦、批评（当时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智先生日后的回忆和总结中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后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帮”之对待周恩来。戴睛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时任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该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当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汇报后,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然后，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要求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于是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出面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消他的职务后,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头,支持上海方面的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当时的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当时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恐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职位后,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后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间里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企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涟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内幕：曾庆红对老江曾有救命之恩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既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运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当时参加完赵紫阳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闹到政府不采取强硬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当时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也已经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之后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当时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更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具。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具，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当时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