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的骑手引述了吴国光的政治研究观点，即吴国光曾把“控制”和“治理”区分开来，指出中国这十年是“控制能力”加强，但“治理能力”下降的时段。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中看，粗暴武断的政治控制跟依法监管都是两码事。依法监管不会摧毁市场和行业的预期，更不会搅乱民生，但政治控制的大碾盘碾过之后，市场和行业预期都成了碎片，民生更是被搅和得每况愈下。
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官府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直不高。这十年，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本来不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急速下降。这十年，官府把大部分资源都用到发展控制能力上，在行政治理方面，政策目标既不现实，也没有充分考虑政策实施产生的副产品，更混乱的是经常只有笼统的目标性原则，没有实施细则，也缺少官僚层级之间的沟通。一个可见的后果就是中下层官员无所适从，整个官僚体系遇到棘手问题时像无数只玻璃置中的苍蝇，不断朝亮闪闪的方向撞。
这十年，从外面看中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领导人好像不知道怎么有效利用庞大的官僚系统治理国家，但热衷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对下级官僚只有规则不明的惩罚，没有奖励机制，加上政策目标不是过于笼统就是不切实际，整个官僚系统实际上是处在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很难相信这是个在那个系统中做了几十年的官僚做出来的事:制订了很宏大的政策目标，却让官僚系统运作失灵，这种现象令人困惑。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否能有效运作？
本来外界对习近平的期望，主要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的父亲很善良。
2015年前后，中国现实中正在展开的大量事实开始指向一个核心结症，就是政策目标越来越不切实际，官僚系统几十年形成的成文和不成文惯例许多被打乱，但中层和下层不清楚哪些成文规则和潜规则被打破了，哪些还保留着，整体上处于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中国粗暴但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但长期有效行政必须依靠有效率的官僚系统、有能力的官员、既定的行政程序、官僚可预期的奖惩规则等。这些不是被打乱了，就是被架空了。不过，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靠政治挂帅发号施令只能产生短期的效果，遇到复杂的棘手问题就玩不转，因为党棍没有相应的行政技能和有效的行政工具。所以，短暂的成功之后，整个系统很快熄火，进入半瘫痪状态。
从这三年的清零封控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中国的官僚系统本身已经无法有效运作，完成基本封控职能，不得不发动底层流氓无产者，把他们变成准执法人员，勉强追逐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但这种做法制造的副产品和潜在的破坏力逐渐爆发出来，甚至引发了 30多年未有的全国性街头抗议。绝对控制的主观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但显然在客观上引发了这种状况。换言之，绝对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带来的几乎全是负面后果:恶化了所有关系，激化了所有矛盾，社会丧失活力，经济滑坡，民生凋敝，资源急剧向对社会施加绝对控制的权力中心转移。如果官僚系统不能有效发挥行政功能，就可能只剩下吸血鬼功能，最终演变成一具庞大的僵尸。这是绝对控制取代有效治理后已经产生的演化趋势。
在官僚系统不能有效运转的情况下，遇到全国性紧急事件，不得不跟中国现代史上类似困境中的做法一样，求助于底层流氓无产者。笔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中国现代史上每次大规模社会灾难都是上层武断颟顸跟底层流氓无产者合流造成的。那两股势力显然在这几年的清零封控中再度合流，从历史上看，能造成的潜在破坏力相当惊人，已经显露出来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全面控制和武断统治的一大问题是，知道怎么开始，不知道怎么结束。而且，那种绝对控制的统治方式只有在封闭的时空才能长久维持下去。即使全面控制也消灭不了大多数国民的人性，因为全面控制的反人性特征，普通人会以各种主动或消极的方式反抗。从现在到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大概率会停留在一个压制与反抗都成为生活日常的时段。
另外的一个角度，人民会觉醒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