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指出，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当局正在扩大使用软禁的范围，软禁数量剧增，达到数十万起。当局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手段长时间羁押敏感人士，使当局的羁押方式更加难以监督，被关押人员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保护卫士在周二（9月6日）发布的题为“囹圄家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的报告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警方长期以来软禁公民的做法，除了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措施，还通过任意和完全非法的手段，后者经常被用来对付维权者、异议人士和当局认为的敏感人物。
报告称，中国在2012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将软禁的使用编入法律，当局“利用监视居住”的规定滥用软禁空间巨大。
监视居住数量激增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高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监视居住”提到大约27万次。据估计，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当局大幅增加了监视居住的使用。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监视居住高达40184起，较2019年的35509起大幅上升13%。
中国最高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曾公布了一些敏感案件的判决书，一些网民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案件判决书因在该网站上公布引发广泛传播和议论。推特帐号“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曾经挖掘了大批此类案件，该推特帐号注意到，目前该网站已大量删除敏感案件判决书。
报告指出，当局公开披露的监视居住只是冰山一角，而敏感人士的监视居住措施和在法律范围之外实施的监视居住，往往不在披露范围之内。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监视居住跟刑事拘留两者都是刑事强制措施，尽管从表面上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较为轻微。法律专家指出，指定监视居住一旦遭到办案机关的滥用，危害远远大于在看守所的拘留逮捕，被关押者基本上是单独监禁，同时不受司法审查，聘请律师需要经过办案机关批准，这意味着警方可将受害者单独关押半年时间。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任内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门处理官员贪腐案件。尽管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也非执法部门，却有权对官员采取“留置”措施。律师斯伟江指出，现在纪委对党员可以双规，警察对非党员也可以类似双规，可谓全民双规时代已经来临，法律上毫无障碍。斯伟江表示，理论上，警察可以将任何一个公民，不管是党员非党员，以类似双规形式单独关押，六个月不能见律师，是目前刑事诉讼法中最厉害的武器，但取名比较温柔，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目前的几个大案多用这个终极武器。
以家为牢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中国当局对于敏感人士的家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限制活动自由。多个部门均可发布指令将人软禁在家，当局对一些敏感人士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包括在警方的允许下可以离开住所等。每逢当局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期间，警察对异议人士采取“被旅游”措施带往外地也是惯常做法。
湖南长沙公益仨案件中的程渊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程渊曾经被秘密关押在没有挂牌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但是警方要求她交出身份证、护照、驾照、社保卡、银行卡和手机电脑，施明磊被软禁在家长达180天，而她的孩子仅有三岁。
曾经是广州最有名的维权律师，2011年唐荆陵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妻子汪艳芳也遭到非法软禁。汪艳芳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她在软禁期间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允许离开家，还有几个壮汉在门外看守，就连岳母出去购物也需要得到他们允许。
保护卫士的报告估计，未记录的软禁案件数量可能至少是数据库中案件数量的三倍之多。该组织预测，在未来三年后合法软禁的案件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