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韩国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推算平均数）降至世界最低的0.81，人口减少问题日益严重。韩国庆尚北道义城郡在2018年曾是人口消失危险度最高的地区。最近，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开始向这里的农村聚集。
吸引年轻人的是义城郡在2019年启动的特别移居支援措施。为年轻人提供各种创业机会、住房和福利待遇。“今后想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其他人而活”。带着这种想法，金礼知放弃了首尔的公司职员生活，把1亿韩元的创业补助金作为本钱，开设了精酿啤酒工作室。样板地区的青年人口比2018年增加35人，超过了1000人。
在韩国西南部的全罗南道灵光郡，生第一胎时政府发放500万韩元，生二胎时发放1200万韩元。生的孩子越多，礼金越高。这里2020年的出生率达到2.46，位列韩国第一。尽管生育奖励优厚，但仍无法阻止韩国总体出生率的下降。韩国政府在截至2020年的15年间，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投入了225万亿韩元资金，但据韩国统计厅推算，2021年韩国人口为5175万，到2070年将减少到3766万人。2021年的人口“消失危险地区”（20～39岁女性人口除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计算出来的数值低于0.5）达到108个，接近全国市郡区的一半。
聚集了过半数人口的首尔圈也存在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首尔的出生率只有0.63，在全国明显较低。由于就业困难和沉重的教育费负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或不要孩子。医生、律师、财阀员工……为了让子女走上精英之路，韩国家庭不惜花费高额教育费用。
韩国劳动力固定样本调查显示，2020年，子女为高中以下学生的家庭用于补习班等课外教育的月均费用为63万韩元，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为136万韩元，是收入排名后20％家庭的10倍以上。即便进了名牌大学，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找到如意的工作。
韩国、日本、中国等面临着低出生率问题的亚洲国家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职业观和家庭形态等方面，传统的世俗观念根深蒂固，与希望自由生活的女性价值观存在冲突。在韩国，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但家务和育儿至今仍是女性的任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要孩子了”，一位在大企业工作的30多岁女性如此表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显示，韩国女性花费在家务等无偿劳动上的时间是男性的4.4倍，日本则高达5.5倍。出生率下降势头得到遏制的法国是1.7倍。在世界经济论坛对男女平等程度进行排名的《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日韩均排在100位左右。
韩国偏重于生育奖励措施的政策已迎来极限，韩国政府于2019年设立了跨部门的“人口政策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以人口减少为前提，开始着手重建社会。讨论主题还包括增加女性的经济活动、修改法律承认事实婚姻等多样性家庭形态。
仅靠特别礼金之类的经济支持，人口政策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男尊女卑、学历信仰、职业贵贱。如果没有觉悟改变这些落后的世俗观念，出生率的改善和经济增长就无法同时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