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由斯坦福大学副教授潘婕(Jennifer Pan)和政治学助理教授徐轶青共同撰写。CSIS在推出这份报告时指出，华盛顿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习近平高度垄断权力的今天，虽然中国公民仍持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但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但报告发现，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选择。
报告指出，当今中国存在坚信市场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沉默大多数”，这些人的舆论力量对习近平构成政治挑战。
这样的结论与过去许多就中国公众对中国和习近平看法所进行的调查结果不符。比方说，2020年哈佛大学出版《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认为中国民众对中共政府满意度高达93.1%，到2016年，中国政府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如果这份民意调查报告所描述的“沉默大多数”为真，它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份最新报告与美国官学两翼主流中国看法之间的差异？该报告对改变美国当下中国政治主流观点和将来的美中关系决策能够带来多大影响？
他说：“我们回到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从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政治意见、政治认知；第二是政治情感；第三是政治价值。在中国，我们还要考虑到做调查比较难就在于，中国人对于很多政治概念并没有很明确的认知。因为中国政治教育严重缺位的时候，其实一个概念两个概念之间在做这种调查的时候很难理解，这是一个。政治情感比较容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比如他喜欢自由经济，不喜欢独裁、计划经济，这个比较明显。政治价值就更不要说了，在中国是禁止进行自由民主的价值讨论。这份报告我觉得从政治情感上比较容易得出结论，但是政治情感的问题，我在做政治学研究的时候就知道政治认知它可以高度不一致。比如一个人，假如他喜欢自由经济，讨厌民族主义，那他会不会又会对习近平有好感呢？这个我从接触中国留学生来看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政治认知中的严重不足。所以我跟黎安友先生说，在中国做民调很扯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那些人，每一个公共事件出来都马上能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看法。它不像美国，美国是在长期的争论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民意。不管出现什么事件，共和党、民主党都会往架构中去找解释。它有意见领袖、学者帮它解释。中国是一个事件出来，他对党、对政府、对习近平的感觉马上就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在它垮台之前，民调还好像还是高度的一致，好像支持它。但是一个事件出来，马上民情汹汹，几天之内大规模政治风潮，就改变了一切。所以这种调查，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难度就是，实际上中国人的政治认知和政治价值极度不成熟。也就是在没有自由讨论的时候，老百姓也不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一旦有了自由讨论接触到更多信息，或者有一个新的事件产生，都使得他的意见会出现非常大的改变。”
CSIS和斯坦福大学的这份联合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而哈佛大学此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高达93.1%。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分析认为，哈佛调查关注对政府满意度或表面现象，斯坦福报告调查关注价值。哈佛调查证明北京洗脑起了作用，而哈佛报告中未被注意的细节证明北京治理并不成功。
他说：“我觉得两个调查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是价值观的调查；还有一个调查更多的是政府的满意度或者比较表面的现象。哈佛大学的调查报告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被注意的细节，跟美国的调查正好相反。关于对政府的信任度方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递减，甚至越到基层越不行。而美国这种联邦国家对中央的满意度是最低，反过来对基层是最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对政治的体感跟认知是有很大落差的。反过来讲，中国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央政府在提高它的满意度的同时，代价是它的地方政府满意度是非常低的，甚至低于50%。如果你看哈佛大学的满意度(调查)，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甚至低于50%以下都有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的体感的政府是差的，而他幻觉中的政府体感是高的。意味着可能宣传效应或洗脑效应是起了作用的。反过来讲，如果你让中央政府这些人都下来管理地方政府，他的满意度也不高。可是中国的宣传工具或它的一整套体系让民众感到幸福，但同时它又不接触民众。所以就这点来讲，可能专制国家在对社会质疑中采取了机动的方法，包括在纳粹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对最高元首是非常有至高崇敬的，但这是靠宣传手段建立的，并不是靠民众对他政绩的来建立的。所以这一点上要区分两个调查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而且哈佛大学的调查很显然是有很多漏洞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度是递减的，而且递减的很快，(百分之)九十几到50%以下。这说明中国在治理过程是不成功的。”
CSIS与斯坦福大学的这份报告的结论认为，中国公民的观点复杂前后连贯，往往与官方意识形态框架和政策大相径庭。总之，习近平面临着真正的来自大众的国内政治挑战。
对此，虞平表示，中国精英阶层的意见是否能对中共最高决策层构成影响要取决于他们能否更多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是不乐观的。
他说：“这种舆论的变化，对它(中国)本身现在这个领导阶层有没有大的影响，其实取决于中国对他意见大的阶层在政治决策、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很明显在习上台后，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实际上从整体上是被边缘化的。所以他不满的情绪、持自由派的观点也许是有事实依据的。可是他们在政治决策、政治参与过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难去说，现在这个阶段，不满习近平在这个人群比较多了以后，会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这还是要看现在他的决策过程中所影响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对他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这份报告最后也提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考虑到这部分中国民众的意见。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方向已定，不大可能再做调整。
他说：“我觉得对一些智库讨论会有意义，但是华盛顿的决策至少拜登政府说得很清楚，‘不谋求改变中国’，他们可能在这上不抱希望。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是什么样、习近平是什么样，他们已经在地缘政治上界定了中国是美国下一个最大对手。但是美国没有这个计划现在去改变它，所以我觉得没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