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线上办公,电动车,近些年新词不断产生,变局也在默默酝酿和发生。很多人会认为这些新概念都是一时的,热搜一过,生活依然如故,殊不知暗潮涌动,在这些表象和热点之下,早已预示着社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
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不可能是一天完成的,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你光顾着围观看热闹,无疑又会错过新的趋势。很多事情都是经过漫长的积累,然后一飞冲天的,前期发展是线性的,后期发展是指数级的。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都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今天就来结合热词,给大家解读在全球大趋势下,中国酝酿的,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01 反对“996”和“内卷”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近两年出现了一大堆新词,什么“内卷”“后浪”“打工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对这类问题的反响越来越大。其实这都是人们意识和社会层面整体转型的过程,社会正在从无规则自由竞争向“公平”转换。
以前是洪荒状态,需要开拓者。为了激励他们,条件是无规则、高收益,赚到就是你的。那些年中国缺的是效率,缺的是一日千里。一万年太短,只争朝夕,恨不得在几年内就赶上西方上百年发展的进度。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把资源集中到那些强人手里,让他们肆意发挥。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赋予”,自由竞争那么一段时间,最后的稳定状态就是一小部分人拿走了大部分资源。
这两年能明显看出来,社会开始重新反思,尤其是年轻人们开始反思。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舆论开始大反转。以前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笑话欧洲搞福利养懒人,但这几年慢慢了解了,那些国家并不是天生爱折腾这个,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太大,只能想办法减少内部冲突,缓解矛盾。欧洲在过去几百年中走在世界的前边,所以提前走到了那个状态。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和国家就不得不做出应对。再看看欧美近些年福利社会的推行状况,显然也不是最佳解决方案。那将来怎么办?
我现在想到这么几点,可以作为底线来思考。
首先,各个阶层承担的义务应该是接近或者相同的,避免搭便车。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纳税主力都是中产阶层,因为收富人的税非常难。
但一件事很难,不代表就不去做。如果有些税比较难收,就不去收了,专心收好收的,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最后变成谁守法就欺负谁。
其次,降低贫富差距本身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经济问题。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我国肯定是以内需为主。如果贫富差距太大,少数人控制太多财富,剩下的人没钱,自然没法去消费,也就谈不上拉动内需。
而且,由于收入曲线影响,收入越高的人,其实日常开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是越低的,剩下的收入都用来投资,购买资产什么的,反倒是进一步推高了资产的价格。也就是说,他们的钱对内需提振影响非常小。反而是普通人构成了消费主体,消费的也是我国生产的东西。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的机会”
有人认为:社会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创造的;一个自由的人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很多人不是没才能,而是太穷,束缚了自由,没自由就没法发展,只能一辈子当生产线工人;一个贫穷的社会会束缚所有人的自由,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会限制大部分人的自由,也就会限制社会财富,注定是没前途的。
贫穷最大的问题不单单是贫穷本身,而在于贫穷会束缚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天赋也就发挥不出来,既没法创造财富改变自己,也没法影响周围人的生活。
正因如此,所以“扶贫”是一件意义深远、怎么夸都不为过的事。“扶贫”能把基层贫困群众从坑里拉出来,释放生产力。
02 线上办公?全新的生产与组织模式形成的社会内涵
2020年,中国公司腾讯击败其他美国公司,给联合国提供关键信息技术相关服务,乍看是个孤立事件,但长期看可能是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水平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我们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终于赶上了信息革命,并站立在了潮头。
日韩当初也是这样崛起的。先承接欧美外包产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专注创新,最后在高端产业直追欧美,切下了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现在有几家中国公司,在这方面也已经做得很好了,甚至超过了欧美同行。
这次腾讯和联合国合作,也代表了一种趋势,依赖线上办公的新时代也到来了。线上办公这事并不稀奇,但这次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变革。这次疫情很多人评价它是“黑天鹅”,但著名美国投资人达利欧提了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这种事在人一生中不怎么常见,因为我们活得太短了,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类似这次疫情导致的社会休克十分常见,每隔一些年就得来一次,只是这里的“一些年”比巴菲特的岁数都长,所以就显得很不常见。
线上技术会重新定义公司,公司不再是格子间写字楼,正如工厂不再是19世纪的血汗生产线一样。使命驱动的自组织管理理论早就有了,相关技术工具这几年也陆续成熟,2021年是个标志性节点,后续很多组织形式会向这个方向靠拢。
这种组织我们一般叫OKR(目标和关键结果),依赖创意的自由软件联盟、自媒体、黑客组织、广告小组和无国界医生,还有很多NGO(非政府组织),都是这种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的人员很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是协作得非常好。
此外,美国现在也有多个跨国项目,比如谷歌研发的那个著名的智能狗,其中关键的负责平衡的那个项目,就是美国和欧洲科学家在多地分布式办公完成的。而且谷歌在中国北京、上海组建的机器学习实验室,也是通过会议平台和北美总部协同的。
至于码农们熟知的那个GitLab(极狐),就是一家纯线上远程办公公司,这家公司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雇用了一千多名员工,却没有任何办公场地,大家都在家里上班。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疫情期间,美股暴跌,而办公软件类公司的股价却持续上涨。
大家不要怀疑,那种格子间打卡的工作模式,很快就会被纯虚拟的工作空间取代。彻底取代有点难,但占比会飙升,而且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当然了,不只是这类小公司在这么玩,大公司也是这么做的。
类似国家级路由器、手机app的服务器和购物网站什么的,都是7×24小时运转的。尤其是你手机里那些常见app,我们称为“超级app”,任何一个软件的用户都有上亿个,背后都是跟广场一样的刀片服务器,这些业务都不能停。那么面对这次疫情,它们是怎么做的?
这事我正好很了解,因为我就在其中一个大厂里负责两个项目。整个春节期间,业务一秒钟都没断,有个大型团队一直在支撑这事。在这个过程中,有小伙伴在武汉隔离,有的在北京,还有几个在海外,整个业务全程依靠在线沟通和在线会议来安排与推进。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所以现在加大力量继续做线上业务,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技术本身从来不只是技术,正如蒸汽机本来是用来给煤矿抽水的,计算机本身是用来算导弹轨道的,但这些技术都改变了人类的整体面貌。远程会议工具的下沉化,也会带来全新的组织形态,更高效、更复杂、更灵活,这也正是腾讯这种龙头企业的职责与优势。
如果回到2010年,你跟我说联合国用的是腾讯软件,中国经济规模已发展到了这么大,带货博主一天能卖好几亿元,几千万人挤在一起看直播,我可能觉得你疯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已经变了。
在网络技术和远程操作下,人们在接受系统提供的信任默认。那么破坏信任的行为,将被唾弃。
03 电动车普及还有多久?
我从几年前就一直觉得电动车是汽车行业的未来,当时为了表示态度坚决,还买了一些电动车的股票,持了三年,现在都涨了很多。慢慢地,“电动车是未来”这个想法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共识,最终席卷社会。
可能大家要问了,这里的“未来”到底是多远,五十年还是一百年?没那么远,顶多十年八年。我为什么能这么确定呢?因为中国需要它,世界也需要它。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电动车呢?
首先,我们一直以来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海外石油依存度较高,虽然一直说要降低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原因也不复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力,工厂开工、老百姓开车,都需要大量的油料。
而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是的,你没看错,中国汽车保有量确实位居世界第一了,对石油的依赖度已经打破“十二五”规划的红线,冲到了70%红线以上。
所以我们必须在替代品上下巨大的功夫,这也是我国大力抓住“可控核聚变”的科技点的原因,并且已经着手在全世界布局稀土金属矿,因为无论是现在电动车的电池,还是将来的核聚变原料,都需要大量的锂和稀土金属(电动车的发动机要用稀土金属,核聚变原料“氚”的合成要用到锂)。我国缺石油,但是不太缺稀土和锂。
一旦可控核聚变实现,人类慢慢会摆脱石油依赖,但是需要大量氦和稀土,非洲将会取代中东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地区。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了布局非洲这事并不简单?
而且非洲还有超大型铁矿,我国也在那里有投资,将来可以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的依赖。如果中国实现汽车完全电动化,就可以大幅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因为石油只能从沙特和俄罗斯那么几个国家往中国运。
电力的来源途径就比较广泛了,比如光伏、水电、风电和核电,中国巨大的西部腹地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现在搞光伏的隆基股份的股价已经涨上天了,给它供应部件的几个厂家的股票也涨上天了;还有企业家筹了33亿元在搞光伏玻璃。大家都看出来了,光伏将来发展会越来越猛。
中国在发展光伏方面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高原地区,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千里无人烟,正好搞光伏。还有青海格尔木的光能电塔,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在传统汽车工业之外找机会。
上文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时候是“为别人做嫁衣”,每生产一辆汽车,国外企业就赚一次钱。
道理不复杂,因为燃油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有接近天际的技术堡垒,我们突破困难,各种技术专利也都是别人的。在燃油车领域,我们就像长工似的,累死累活搞生产,最后大头让欧美赚了。
我们前期走了一些“技术换市场”的弯路,所以现在发展电动车,就有先天优势,毕竟电动车大家都处于相同起点,我们在尝试,国外也在尝试。专利也都处于空白状态,现在那些很贵的部件,大家一样贵,一样要改进,燃油车非常复杂的变速箱直接废弃不用了。
以及现在大家说的那些问题,什么电池续航、单价太高,本质都是“生产得太少”,只要生产得多、卖得多,市场规模足够大,就会激励更多的人才去解决复杂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文说过,电动车最大的成本在电池,随着电池的不断改进和发展,电池这些年的价格走势是怎样的呢?十年暴跌了近90%!接下来这十年还会继续跌。
04 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也是好事
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有点像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我们该讨论的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它们要转就转去吧,我们也有更好的选择。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企业我们都需要。
工业企业整体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上下游都不在我们这里,工厂里也没有上升空间,每个人做一个月和做十年都是一样的,整个生产车间没一个人需要带脑子。这几年搬走的主要是这种工业。
第二类是电器企业。
这些企业尽管收益没法跟那种头部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比,但产量巨大,而且整个价值链都在我们手里,从专利到销售网络都在国内,它们是内循环利器,而且也在进化,这些年电器行业可以说是很成功的国产替代领域。它们还有个好处,员工在里边通过磨砺,也可以成长。这种企业搬走的就比较少。
第三类的代表就是京东方和大疆那种,初期投入巨大,后期产出也特别大。
这类企业不仅是政府鼓励的,而且是政府不惜投入重资去支持的,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我国重点发展的也是这类工业。
这类企业优点很明显,它们是不断进化的,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不断培养能打硬仗的工程师和干部,这些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又可以做出更复杂、更高水准的产品。
这些干部就算将来离开公司,也能把经验和技术扩散出去,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帮助的。这类企业最难搬走,因为它们并不依赖年轻劳动力,它们依赖中国的人才库和上下游产业群。
而且上文说了,生产其实不太盈利,最盈利的是研发和销售。不少人看到这个,很容易把研发、销售与生产对立起来,觉得那两个领域真讨厌。千万别这么想,如果研发和销售在海外,生产在国内——大部分外企都是这样的——那确实是很对立的。一旦研发、销售、生产都在国内,那它们就是个利益共同体了。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合理性,40多年前我们即使想发展第三类企业,也没办法发展。但在4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以第一类企业为荣,那就是完全没有理解与时俱进的精髓。
更重要的是,人在第一类企业里是没有任何提升的,那是个高度螺丝化的地方,为了提升效率,把工序一直拆分到每个人就几个动作,掐着秒表让你操作,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就谈不上进步和提升,只能是手速越来越快。
现在国内年轻人的数量本来就不足,你把大家圈起来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年轻人自己不大乐意,国家肯定也不是太满意。提升产业质量,不能再以量取胜。问题是产业要升级,往往会导致社会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
拜一些人的奇怪宣传所赐,竟然把服务业污名化了,这个就稍微有点反智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逻辑说清楚。研发就是服务业,科研就是服务业,对应的金融支持也是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在2013年,我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具体数据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并且,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也开始不断攀升。
截至2019年年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7.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在过去十年里,前两个产业的就业人员都在减少,一直在向第三产业集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其次是,高端制造业会跟服务业融合。
我们经常说先富带动后富,不能指望先富的那群人发善心,肯定是指望他们有钱消费,他们的消费就是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人的收入。
而中产阶层肯定是诞生于服务业的,因为这个行业里附加值大,边际成本低,大家赚的钱多。这事不是说公不公平,而是市场规律就是这样,除非体力工人特别少,像加拿大那种,蓝领的工资才能上去。
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是个工人,你做一件产品赚一件产品的钱(现实中一个工人往往是参与某个产品的一个环节,产品不会完全由一个人制作完成),哪怕一件产品只需要一分钟,那你每天的极限产能也就五六百件,那你的收益其实已经有了上限。
但是对于一个软件开发者来说,一个软件产品可以零成本复制百万次。想赚钱发家,一定要往这种“低边际成本”的行业发展,这种行业才自带爆发性。
随着这些高收入群体的壮大,他们会吃饭、娱乐,相关行业就会卷入大量的人口,这时候的服务业才是大家平时说的那个,社会也就运转起来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低端,也不要比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廉价就意味着工资低,必然没什么消费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天为了别人累死累活,然后自己还对自己的艰苦奋斗表示挺满意,这就是自我感动。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升级既是被迫的,也是顺势而为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