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帅事件还让我们深入窥见了中共最高层成员的内心和晚年精神世界。张高丽对彭帅说他“很孤独，一个人很可怜”，我相信这绝对是他的真实心声，就像《红色赌盘》中描写的温家宝在盛怒又无奈之下只能用喊出“剃度出家”来发泄一样。中共非人性的制度，让它的制造者也自食恶果，让它的受益者也和普通人一样成为牺牲品。在人前、权前体会了多少快乐和嚣张，在人后、权后就会感受到多少凄凉和冷漠；在人前、权前是神，在人后、权后就是鬼。民主社会、文明国家的领袖们不会想象出这种滋味，因为他们台上台下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平常人。
中共最高层成员们在位的时候，有权力带来的快感和方便，但更多是像木偶一样在台前被制度和更上级操纵着，很少能体会到由衷的幸福感。到了失去权力退下来之后，则完全成了孤鬼幽魂：没有出国的自由，没有上街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举目四望连一个真正的朋友也看不到—-这样的内心和晚年精神世界，毫不奇怪会导致如张高丽那种变态的私生活行为。
如果用历史上的朝代来类比今日的中共领导人，那张高丽长期以来就属于汉、唐这些名声好听的一族。就在今年7月29日，海外媒体《多维》有一篇刻意宣传张高丽的长文，文章说：“用励志和苦干实干来形容张高丽的人生并不为过，这也是他从一个农村苦孩子出息成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重要原因……他作风务实，为官以来鲜有争议……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高丽30多年的政坛生涯，那就是抓经济、搞建设、谋发展，任务繁重，异常忙碌……其在地方的施政政绩和实干精神也获得中共高层认可。在媒体和很多人眼中，张高丽为人严肃、低调、不苟言笑。在不少部属看来，张高丽比较务实，工作作风强悍，对自己和部属高标准严要求，喜欢亲力亲为。在山东和天津工作期间，他多次给部属‘推销’过他的‘三不原则’：‘凡是我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到哪个地方去，你们第一不要接待，第二不要给情面，第三不要办事，谁给办事，我就追究谁的责任！’……2002年3月当选山东省长时，他在人大代表面前说：‘一定要保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当一把雨伞，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当一头黄牛，为老百姓耕地种田；当一块石头，为老百姓铺路搭桥。’”《纽约时报》也评价他：“张高丽似乎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推崇的官员品质的象征：朴素，严肃，对党的在任领导人无比忠诚……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沿海地区，他从石油公司负责人一路稳步高升，接连担任了一系列领导职务，并避开了让其他野心勃勃的高调政客失足的丑闻和争议。他之所以不为人所知，恐怕也是因为那沉闷而不近人情的个性。跻身中国最高领导层之后，他还请人们监督他的任何不当作为……一言一行都一丝不苟的张高丽，看上去不像那种能成为震动全球的丑闻主角的人。他是在文革剧变后崛起的一代官员，秉守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为首的集体领导层那种力求不被人注意的作风……随着邓小平等领导人带领中国进入市场改革时代，张高丽也成为了拥有经济专业知识和接受过些许高等教育的官僚中的一员。作为把个人生活全部投入到中共统治集团中的一名干部，他始终保持着严谨保守的做派。” 不了解中共、尤其是中共最高层内囊的人，看了彭帅的微博，会惊掉了下巴，就像当年举国欲狂、天天追看薄熙来世纪大审判的连续剧一样，刷新了全体中国人的认知和想象力：原来紫光阁、钓鱼台、人大会堂里和新闻联播中那些领导着中国人民实现千年民族复兴大业强国梦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袖们，人后暗地的私生活竟然混乱、下作到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两女共事一夫、老婆给老公拉皮条、老婆守门老公和别的女人睡觉，这些事虽在民间多有存在，但大家印象里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也就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口中“低端人口”中的最低端者才干得出来，只要稍微有点身份、教养、有点廉耻的人都不可能去做。官媒在李云迪事件后冠冕堂皇刚说完 “法律”、“道德”、“洁身自好”、“崇德守法”、“公序良俗”等等，就发生高层的米兔事件，失踪令人惊愕。
历史上和现实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规律：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都在肆无忌惮的践踏和毁灭着秩序与规范，而一辈子端着、放不下身段的行为世范者，恰恰是中间阶层。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最高阶层决定和操纵着秩序与规范，他们从心里认为自己有天然的特权可以无视和破坏这些秩序与规范；而最低阶层同时必定是边缘群体，边缘的以致秩序与规范根本触及和涵盖不到他们，就像山野之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像香港严格的英式法律从没有有效的进入九龙城；第二、对遵守秩序与规范的监督，从来都难以实施于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二十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格调》一书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福塞尔把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看都看不见，谈何监督？既然没有了监督，这两个阶层自然可以无所顾忌的践踏和毁灭秩序与规范。以上两者表现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女性性行为的严厉规制几乎全部达于小门小户的家常妇女，而最上层有山阴公主的放荡形骸、一女百夫，最下层有边远民间一女嫁两兄弟的民俗。这一规律和现象，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中，程度当然多有差异，而在共产党中国“权力傲慢”的体制下尤其突出，结果就造成了今天共产党“朝市”和“陵薮”里的的家庭生活惊人类似。
彭帅事件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共最高层如张高丽等人黑暗中的真实生活状态，也让我们一窥了他们的品行人格和精神世界。张高丽爆火之后，有人告诉我他在广东做一省长官时就有不拘相貌、专好身材的口碑，但这毕竟无从证实。从彭帅的博文看，不少人倒是感叹说：张高丽在这方面还颇似一个没经验的老实人。他不同于胆大妄为、目空一切的薄熙来，不像是心黑手辣、杀气毕露的周永康，比不了城府高深、心机叵测的令计划，连低他不知多少级、有一百多个情妇的赖小民他都望尘莫及。上述这些无法无天的枭雄流氓们直截了当地欺男霸女、强取豪夺，要风得风、横吃通杀，而且在权斗失势的前一刻还一切岁月静好、风平浪宁、天地一家亲。张高丽也许真就仅此一次，而这仅此的一次，还闹成了惊天动地、全球尽知的性侵案。
从我们知道的事实看，张高丽只敢在他主政一方的地盘上和退休之后的隐身时才动起色心，在堂堂正国级的巅峰时段却小心翼翼、步步谨慎、不敢乱来，连宿爱也只得割舍。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他能找的，也只有旧人一个了。而在重续前缘的时候，张高丽也笨手笨脚、黔驴技穷，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感情牌哄骗小姑娘，又是谈哲学、又是说宇宙、又是话人生、又是倾述爱恨痴、又是哭哭啼啼讲悲情、又是只怨生于帝王家、又是痛惜没能相逢未娶时、又是发誓来生早早再相遇，费心吃力、好话说尽、心思用绝，像极了市井泡妞“把握人生高度、痛说革命家史”的俗套，最后还把别人和自己都搞出感情—-要是让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帮奸雄们知道，恐怕要笑掉大牙。张高丽不懂得，这种婚外情是最忌讳掺进真实感情的，2007年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的“7.9爆炸案”和2015年内蒙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的“3.20枪杀案”等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结局，无一不是感情纠结的起因。退一万步讲，既然动了真感情，张高丽要是还有一点男人相，就该敢做敢为，不做不休，负起责任、承担后果，除非他有别的重大隐罪做贼心虚、投鼠忌器，否则早已退休、平安落地的他，晚年离婚再娶，两厢情愿，如同杨振宁和翁帆；哪怕生儿育女老来得子，也算不上什么丑闻，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堂堂前正国级。可张高丽却是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既想老树新枝，又怕授人以柄，所以这期间他一再撇清没有任何交换、生怕沾上“权色交易”四个字，一再提心吊胆人家录音录像、生怕留下把柄证据。到了关键时刻看见事情要闹大，就惊慌失措学乌龟缩头想撤，可是连抽身都不懂得高级抽，只会使出否认、虚张声势“不怕”、倒打一耙的低端伎俩。最后，看这个也不管用了，眼睁睁进退维谷、无法收场，彻底的束手无策，就干脆学九零后玩“消失了”—-结果到了儿还是闯出了齐天大祸。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流传着一句有关腐败的民谣：“共产党处级以上干部，十个枪毙十个，有冤枉的；十个枪毙五个，有漏网的”。这说明共产党官员的原罪，是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和普通常识就可以不证自明的。两周前，周孝正在一个有关彭帅爆张高丽事件的访谈节目里被问到：“你相信张高丽真的是那样的坏人吗？”周孝正想都不想的回答：“他肯定是一个坏人呀！他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怎么能不是坏人呢？—-不坏也变坏了：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所以才需要任期制，让你坏几年就不能再坏了”。从中国民间和学者不约而同的简单逻辑和推导，不用去调查取证，张高丽的地位和身份就意味着他是一个罪人。不过，仅从彭帅事件来看，他却不算一个大奸巨恶。彭帅事件不但让我们洞悉了中共最高层暗地里私生活的肮脏龌龊，把他们的虚幻光环和道德形象打得粉碎，而且让我们看穿了那些人前看上去不可一世、权倾天下的中共最高层们内在意志和人格的实况。以正常推理，在中共这么一个残酷血腥的绞肉机里九死一生、爬到顶峰的过河卒子，品行的下作自不必说，但起码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力，至少该是一个恶棍。可从张高丽处理自己婚外恋的过程看，是那么猥琐、自私、怕事、不负责不敢当、害怕牺牲和付出，连一个最普通平庸的男人都不如，活脱脱一个民间俗话中形容的“渣男”。可见，共产党这种体制，不仅造孽了别人，也作践了自己；不仅下作了人的品行，也毁灭了人的意志。
彭帅事件还让我们深刻洞察了中共最高层真实的政治生态。在同处于权力阶级巅峰的几个人间，权势的大小天差地别、天上人间。张高丽是作为一个辛苦卖力的“技术官僚”跻身于朝堂之顶的，角色轻微，背景、渊源、人事与同为常委的周永康和低其一等的薄熙来、令计划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中共权力角斗场上同样有因人而异的丛林规则，如张高丽那些在平常人看来气焰冲天、势熏斗牛，对他们半分不敬都会换来粉身碎骨的最高权贵们，彼此实际上的身份有云泥之别，并非人人都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准确说，他们也不过是中共体制下的一群奴才。而今天，他们在那位一尊严酷淫威下的退休后晚年日子，过的更是多么的提心吊胆、胆战心惊。
当然，中共不同时代政治生态的相异，政治人物具体个性、经历和处境的相异，使这些人的内心和晚年精神世界会有所不同。“四人帮”之后重新复辟的中共第一代开国大佬们，像叶剑英、薄一波、王震、彭真、李先念这些人，更别说邓小平、陈云了，他们一直到死，都呼风唤雨、左右乾坤、权倾天下、门庭若市、骄奢淫逸，决定着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退下来前后大致没有什么不同。在那些打天下坐天下的枭雄们死光了之后，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彻底变了：最高层们退下来待遇还在，但其他的就一去不复还了。因此，每个人就只能依据着自己的个性、经历和现有处境，塑造着晚年的精神世界：李岚清沉溺于交响乐，朱镕基寄情于唱京剧，温家宝陶醉于自我感动……不但各自不同，同一个人此时彼时也不一样：今天的曾庆红会迥异于八年前的曾庆红。而祖祖辈辈都是贫困农民、三岁丧父、从小极度艰辛、早年种田捕鱼扛水泥无所不做、后来养成沉默和孤僻性格的苦孩子出身的张高丽，就只能失落、“孤独”和“可怜”了。
我之前对张高丽并不了解也不关注，只是有两点让我对他印象挺深而且很不好。第一，他那副面孔我实在不敢恭维，甚至看一眼都感觉非常不舒服。第二，是2012年6月23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的大火后，张高丽为了不影响他11月晋升常委，在天津大搞白色恐怖，简直到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地步，整个天津市的街头巷尾、酒楼茶肆没一个人敢谈论大火烧死的人数，生怕身旁背后听到告密被抓。一个月之前，如果问起张高丽的生平、经历、成就、人设和标志性，别说普通大众、就是共产党干部恐怕也没有能回答出三分的，这就是从“第二代”开始的那些共产党最高层大多数人的结局：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给自己和家族带来了金山银山和数不清的财富之外，什么也没给世界留下，什么也没让人们记住。今天，无心插柳却成荫的终于出了一个另类张高丽，让无以计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知道了他、记住了他，而且还将让历史把自己和他隶属的那个邪恶政党永远铭刻在耻辱柱上。（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