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以后，日本国内的新冠感染人数就像退潮一般急剧减少。国外媒体对日本接近“0感染”的骤减现象投来了好奇的目光。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学者艾根（Manfred Eigen）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病毒过度变异导致自我毁灭”理论也备受关注。疫情之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科学都掌握着它们的未来。我们是否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并与之对话呢？
新冠病毒是以RNA（核糖核酸）为基因的生命体。与DNA不同，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遗传信息复制错误很难修复。为了防止断子绝孙，它们只能反复发生变异，但每次变异都会发生庞大的错误，生存必需的遗传信息遭到破坏的风险也会增加。这种基于病毒性质的思想理论引起了一场风波。
这也难怪。新冠大流行已经发生1年半的时间。在日本第5波疫情中，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产生的“自肃（自我约束）”效果甚微。东京奥运会后，日本政府的分科会在集中对策中要求人流“减少5成”，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对于疫情意料之外的平息，负责新冠对策的科学家们仍然无法解释原因。
在日本2020年春季的第1波疫情中，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爆发性感染，经过小波高峰后平息。日本固有的感染遏制因素“X因子”成为探究对象，但到底是否存在，还没有定论。
“防控至上主义”成为不相信科学的温床
科学本来就是看清历史和现在，发现自然界普遍规则。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在17世纪提出的“还原论”。
任何事物都要通过将对象细化来接近真理。如果是物质，要从原子细化为基本粒子，如果是生命，要从细胞细化到基因组。先进行假设，再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在反复摸索中得出结论，这就是还原论的基本内容。
制定疫情对策的主要力量是公共卫生学和传染病的专家，本应发挥综合知识优势的日本学术会议在此次疫情中似乎没有存在感。
日本的核酸检测未能彻底实施，也没有积极利用免疫抗体检测，发现变异征兆的基因组追踪也不够充分。这样就无法掌握真实的感染情况，也不能测算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新对策会缺乏说服力，事后也很难验证。
这导致偏向于封锁病毒的“防控至上主义”一直持续。如果在疫情之初还说得过去，但病毒的真面目逐渐查明，应对方法也在医疗一线普及。对疫情的过度恐惧导致防控过度，给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心理负担。由此变成了不相信科学、焦躁和烦闷的温床。
仅靠科学无法找到所有答案
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提出了“Trans-science（超科学）”的术语。进入21世纪后，一些“科学能提出但无法回答的问题”影响力大增，这一术语指的就是这些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地震、传染病、核能及先进医疗伦理等。
现代社会总是想立刻找到“正确答案”，但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未知。
科学家很清楚这种边界和不确实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研究科学技术政策论的吉泽刚在近期著作《从不确定性看科学》中指出，科学界与社会的差距在于对“未知”科学的认识差距。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科学和社会要想一起进步，另一个必须跨越的是“时间轴的障碍”。
花几十年印证真理在科学世界中经常出现。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很早就将二氧化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数值化的真锅淑郎，而这一成果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取得的。
自然界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引起的气候变化，是Trans-science的最好例子。反证的余地很大，怀疑的论调也不绝于耳。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态度偏向保守，地球科学得奖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都在瞬息万变。如何对待这种时间差？围绕新冠疫情，未经同行评审的“预印本（Preprint）”论文泛滥，证明客观性的科学基本规则也可以说跟不上社会的速度。
与社会对话
1999年夏季，世界上的科学家聚到匈牙利举行了“布达佩斯会议”。不同于20世纪的“为了知识和进步的科学”，此次会议提出了建立“为了社会的科学”的必要性。重要的不是科学家站在专业性的高度去解释，而是与社会对话。
比如，核电站排出的核废物。芬兰在核废物的处理上走在世界前列。他们与神学者及哲学者等交流，反复与国民对话之后，决定了最终处理场地。在起源于日本的iPS细胞领域，京都大学也尝试引进东洋思想制定先进医疗研究规范。
要想克服人类面临的课题、实现可持续社会，就需要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研究科学与社会联系的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小林传司表示，“科学是人类掌握的一大智慧工具，不可替代。但并不能立刻给出正确答案”。
科学只有被社会认可之后才会产生力量。这是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