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关于“左翼问题”的终极性反思

荣剑评论文章:导读: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具有不同的历史涵义,左翼没有恒定不变的统一的历史叙事。左翼问题不能被纳入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予以回答,必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需要有一个终极性反思: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总是与革命、激进、暴力、斗争、消灭、镇压这些词汇所标志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支配左翼问题的逻辑和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从法国大革命中开拓出来的何种价值观念才能把发生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左翼的不同版本勾连在一起,从而构成左翼的一个共同思想谱系?本文基于平等与自由的维度展开的对左右之争的终极性思考,最终是期待在宪政条件下真正实现平等与自由的联合。

1789年6月10日,西哀士走进三级会议会场,大声宣布:“时候已到,斩断绳索吧!”米什莱在记录这个历史性场景时认为:“从这天起,大革命这艘饱经风雨、姗姗来迟却从未停航的大船,终于朝未来驶了过去。”[i]但是,法国大革命究竟开创了何种未来,究竟对人类历史造成了何种重大影响,那些即时在场的人,不管是否是多么睿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恐怕都无法做出准确预判。米什莱只能给后人以这样的告诫:“大革命仍没有实现。它既没有打下自己的哲学基础和信仰根基,也没有达成自己的社会实践。若大革命想以更少的鲜血为代价、让自己延续下去,它首先必须明白自己欲求何所、欲向何处。”[ii]  法国大革命欲求何所、欲向何处?两百年之后该有结论了吗?在傅勒看来,法国大革命在两个世纪之后仍然还沉浸在一种关于起源的叙事中,还是一种身份话语,不仅是它的历史和19世纪重新勾勒的事件没有什么区别——“1830年重复1789年,1848年重演共和国,巴黎公社重温雅各宾派的旧梦”;而且在20世纪,“法国大革命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正面或负面喜讯”,“它成了一个大事件的母亲,这个大事件是真实的,有日期的,有记录:1917年10月”。“俄国革命之前、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精神上从未中断这种母子关系。”[iii]可以确认的历史事实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共同的革命主题持续了两个世纪,从雅各宾专政到苏维埃专政,革命走向了同一个结局——专制。这难道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所欲所求?对于雷蒙·阿隆来说,他对历史经验的把握显然更关注于法国大革命在20世纪对左翼与右翼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远影响:“20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显然是在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的分别由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双重分裂。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则是左派的政治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分离。意识形态方面之所以出现混乱局面,可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分裂与欧洲价值观念在非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分离之间的碰撞和由此造成的混乱。”[iv]混乱不仅表现在把布尔什维主义视为左翼而把佛朗哥主义视为右翼,而且还更广泛地表现在对第三世界一些威权国家政权性质的认定,诸如阿根廷庇隆的独裁统治究竟是左翼还是右翼就让政治学家们感到困惑。阿隆是从“左派神话”在世界各地所面临的混乱和危机中看到了问题所在:

“如果只有敌视一切正统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难的人才是左派,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没有这种左派?认为苏联始终正确的共产党人是左派吗?那些为亚洲、非洲的所有人民,却不为波兰或东德的人民争取自由的人是左派吗?历史上的左派的语言或许在当代会博得喝彩,然而,当怜悯本身只具有惟一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 [v]

阿隆在1954年就宣布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可能过于武断了,但考虑到在他发声的时代苏联还是相当一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个事实,那就必须承认他对“左派神话”的深刻批判是对1989年之后历史巨变的一个伟大预言。正如托尼·朱特所评价的那样:“作为那一代始终坚持自由立场、反对极权的时代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仅是伟大的法兰西思想传统继承人中的代表,而且还是一座灯塔,在混乱和困惑笼罩知识界的时候指明了未来的方向。”[vi]在阿隆去世之后,法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之上开始为阿隆式的理性建造了纪念碑,阿隆在以自由主义思想对抗左翼话语霸权历史的“赌博”中赢了,由此为法国展开左右之争的新的公共讨论铺平了道路,当然,也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左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综合本文的主体性叙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具有不同的历史涵义,也就是阿隆所说的左翼没有恒定不变的统一的历史叙事。在法国大革命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革命不断趋于左翼化,革命在不断升级的左翼力量的推动下趋于激进化和专制化;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左翼运动的革命化,欧洲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被马克思普遍纳入到共产主义革命的轨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左翼政党政治的毁灭和极左政治的兴起;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国际工人运动彻底告别革命传统和回归民主政治的轨道;在中共的革命进程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党内的路线斗争统摄了左右之争,实际上是彻底取消了左翼和右翼的一切合法性。因此,“左翼问题”不能被纳入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予以回答,必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需要有一个终极性反思: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总是与革命、激进、暴力、斗争、消灭、镇压这些词汇所标志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支配“左翼问题”的逻辑和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在后革命时代,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被宣布终结之后,革命的遗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即使没有被彻底抛弃也差不多是被束之高阁时,左翼正在以新的进步主义形象出现——从主张女权主义到推动绿色环保运动再到身份政治以及目前最流行的同性恋和超性别运动,依然保持着左翼特有的革命性以及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文化激进主义依然具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品格。于是,需要问的是:连绵不断的左翼思潮在两个世纪的代际转换中是否始终有一个核心价值贯穿其中?从法国大革命中开拓出来的何种价值观念才能把发生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左翼问题”的不同版本勾连在一起,从而构成左翼的一个共同思想谱系?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价值诉求集中于三个关键词: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关键词集中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历史遗产。法国官方在1989年隆重举行纪念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盛大庆典,就是旨在向全世界宣布:法国是现代民主与人权原则的诞生地,1789年革命使人类对自由与尊严的普遍渴求得以决定性地确立。但是,这个历史性共识的达成以及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并没有终极性解决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所展开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人们也很难就此忘记在大革命进程中罗兰夫人所发出的控诉——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以及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之下博爱成了巨大的讽刺!事实上,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核心价值,惟有平等才构成了革命的真正原动力,并成为后来持续两个世纪的左翼运动和思潮的主要价值诉求。

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思想领袖和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是平等和自由价值观的倡导者,在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上,卢梭始终认为平等是第一位的,平等决定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认为:“如果我们努力探索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将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为什么要自由?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依附于他人,则国家共同体就会少去这个人的力量。为什么要平等?这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不可能存在。”[vii]卢梭的平等观对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有重大的直接的影响,不仅是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者将他的话奉为圭臬,将平等视为“共和国或民主的核心”,而且整个第三等级都是在卢梭平等观的鼓舞下向国王、贵族和教士主张政治平等的权利。第三等级首先是平等主义者,西哀士写的《第三等级是什么?》就是一份平等宣言书,他提出第三等级的自由是整体的国民自由的前提,而自由的实现取决于取消贵族和教士特权,第三等级必须享有与他们一样的地位与权利。为此,西哀士阐述了三个政治要求:第一,“第三等级代表只能选自真正属于第三等级的公民”;第二,“第三等级的代表须与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在数量上相等”;第三,“三级会议投票不依等级,而是依人头”。[viii]西哀士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平等”。

平等为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第一块基石,平等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成为第三等级追求与贵族和教士相等的政治权利的纲领性口号。索布尔在他的著作中论及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特别强调:“宣言把平等与自由紧密地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平等以反对贵族阶级,农民强烈要求平等以反对领主。”[ix]在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基本被摧毁之后,以平等为主要价值诉求的革命进程并未停顿下来,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平等则成了新的政治统治的同义语,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僧侣也已消失,平等的统治开始了。”[x]问题在于,恰恰就是在“平等的统治”之下,自由非但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反而遭遇了新的制度性限制。索布尔也注意到了平等和自由在现实中的悖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了当时一位记者的话:“我们曾经迅速地从受奴役转为获得自由,我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从自由走向奴役。企图奴役我们的人首先考虑的将是限制出版自由,甚至把它扼杀。不幸的是,这项奸生原则恰恰产生在国民制宪议会。”[xi]对于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们来说,限制自由还不仅仅是对言论和出版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改变。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赋予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这是自由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平等的统治”的确立,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4月24日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份把财产权置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权利宣言法案,他指责那些仍然主张财产自由的吉伦特党人:“你们已为保障行使财产权的最大自由制定了许多条款,可你们对如何确定这种财产权的合法性却只字不提,好像你们的权利宣言不是为人类,而是为富人、为囤积者、为投机商和暴君们制定的。”[xii]罗伯斯庇尔以平等为导向的政治实践,包含着“巴贝夫主义”的理论主张,即通过“财产和劳动公社”作为达到享受平等和共同幸福的唯一办法,也包含着马克思后来所倡导的“剥夺剥夺者”和消灭私有制的基本理念。

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观奠定了欧洲左翼运动及其思潮的主要价值基础,而自由和博爱在左翼话语系统中则不过是成了平等的修饰语。博比奥就是用“平等”和“不平等”来区分左翼和右翼,他认为在所有关于左翼的标准定义中,“作为基础原则,平等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检验、抵抗住了其他标准所遭受的稳定性崩溃的标准。” [xiii]“平等,作为一个有序的、正义的和幸福的共同体的最高甚至终极的理想,既是一个持久的社会理想,也是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它常常与自由理想相伴随,后者也被认为是至高的和终极的理想。”[xiv]在博比奥看来,自由是个人的善,平等是社会的善,自由是一种个人境况,平等是两个或更多实体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表达的是“最小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个分类,博比奥试图在自由和平等之间重新建构一种统一性,由此形成“温和主义”的左翼,即结合了平等主义学说和自由主义学说的“自由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在欧洲左翼运动史上,并不存在着一个温和主义路线,激进主义才是左翼的本质,即使对于看上去像是最“温和”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言,在欧洲整体的宪政框架里,它仍然长期扮演着激进革命者的角色,尽管它已经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分道扬镳。罗素·柯克概括了激进主义的五大思想流派:启蒙运动者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同盟者的浪漫主义解放运动、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柯克看来,从1790年开始,激进主义就开始基于五个方面的理由对社会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制度安排发起了攻击:第一,主张人类的完善性与社会进步的无限性;第二,蔑视传统,反对宗教,提出各种意识形态以作替换;第三,政治平均主义,谴责秩序和特权,主张直接而切实可行的完全民主;第四,经济平均主义,质疑和批判古代的财产权,尤其是土地财产权,进而猛烈抨击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源和分支;第五,试图界定一种普遍的、关于国家功能的激进观点,主张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干预。[xv]

柯克所描绘的激进主义谱系,同时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左翼谱系,上述五大激进思想流派构成了左翼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卢梭和马克思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左翼始终和革命、改革、进步、解放、美德、未来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时,可以看出左翼激进主义的真正源头其实就是来源于平等的价值观。正如傅勒所看到的那样:“1789年建立的恰恰不是一种稳定状态,而是一个运动,其逻辑乃是超越的逻辑。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这两种斗争其实是同一个平等原动力的两个相继的形态,都来源于法国大革命。”[xvi]因此,左翼是平等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变迁的历史以及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形态,可以变化出不同的时代主题,但唯有平等是左翼持续了两个世纪而始终不变的主题。

平等为左翼建构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成为左翼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实现平等成了左翼最大的“政治正确”。从第三等级向贵族和教士阶层主张平等的权利,到第四等级(无产阶级)要求颠覆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再到后现代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和身份政治,无不体现着左翼运动及其思潮对平等的价值追求。由于确立了平等的最高价值地位,左翼一方面赋予了为实现平等而可以采取一切激进主义行动与措施的合法性,消灭私有制,进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实现恐怖统治,在历史上均被打上了“平等”和“正义”的烙印。乔治·索雷尔就毫不掩饰地说:“作为阶级斗争情感的一种纯粹和简单的表达的无产阶级暴力,也必然是美好和高尚的事物;它是为文明的永恒利益服务的。”[xvii]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暴力正义”来佐证其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左翼将“平等的革命”理想化和神圣化,从而走向了“德性”的统治和道德化实践。史华慈指出了卢梭“新式的革命道德学说”以及将“道德学说与政治学说永久相连的意向”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历代革命者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毫无疑问地就是卢梭以及雅各宾主义的一个造诣很深的学生。[xviii]革命者基于道德信念而普遍负有解放底层劳苦大众的历史使命,他们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无穷无尽的斗争勇气为暴力和恐怖制造了义不容辞的理由,千万人的流血死亡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旧世界灭亡和新世界诞生的必要成本。罗伯斯庇尔就是将自己化身为“公意”的代表并以革命的名义宣布:“在革命时期民主政体的春天就是道德和恐怖统治: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xix]正是基于对平等的终极信仰,从卢梭到马克思,从罗伯斯庇尔到斯大林,从中共革命到红色高棉运动,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不断地向他们的人民承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与剥削的道德理想国,进而以这样的承诺自我授予了他们领导的左翼运动、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崇高道德地位。

平等的正义转化为革命的正义、暴力的正义和恐怖统治的正义,这是平等的初衷还是它的世纪性悖论?当平等和自由被同时写入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第一条——“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时,米什莱欢呼过:这是“把我们的法律刻在永恒的权利之石上,刻在承载着整个世界的巨石上。这块巨石,便是坚稳不移的正义,是坚不可摧的公平。”[xx]这是何等的自信!即使平等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演化出无数个充满屠戮和血腥的革命史剧,《宣言》的历史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的,至今人们仍然深信由平等和自由所奠基的人类新纪元的曙光就是从《宣言》的字里行间中升起来的,它载入了史册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乔纳森·伊斯雷尔所说:

“历史上第一次,平等、个人自由、受到国家平等保护的权利、言论和思想自由被奉为所有公正理性的社会理应践行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现代性根基业已造就。法国人为自己争取的这些权利也被他们宣称为普世权利,为一切民族、一切身份、一切信仰及一切种族的人所平等共有。”[xxi]

面对平等和自由的共同理想以及两者在历史中形成的深刻悖论,需要像卢梭那样反思:人生而平等和自由为何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需要像托克维尔那样思考:革命者为追求和实现“平等的统治”为何会却走向对自由的专制?更需要像雷蒙·阿隆那样提出问题: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何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分道扬镳并成为左右分裂与冲突的界标?米涅在他的著作中曾像许多法国人那样,期待拿破仑成为“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按时代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平等、合理的自由、更为发达的文明等等这些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的制度”,[xxii]但事与愿违,拿破仑是在人民发出的“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将平等和自由都踩在了自己的军靴之下。后来的革命进程则是一再地重演拿破仑式的历史场景,革命以平等的名义启动,最后驶向了专制的轨道。所以,英国贵族柏克有理由对法国大革命发出这样的指控:“从拒绝承认应当受制于最温和的限制开始,而以建立一种闻所未闻的专制结束。”[xxiii]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最应该被谴责的就是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最荒唐可笑的方法、最荒谬绝伦的方式”侵害了自由的权利,“财产权被破坏殆尽,理性自由也不复存在”。[xxiv] 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柏克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自由权高于平等权,公民对自由的要求“在时间上是先在的,在资格上是最高的,比平等权还要居于优先地位。”[xxv]

如果说柏克是致力于捍卫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是超验的秩序和自然法则,是独立于王权的法律制度,以及贯穿于上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那么,托克维尔则是致力于对平等的“政治正确”发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集中于揭示平等和专制的共生关系:“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xxvi]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了一个严酷现实:在1789年的最初时期,人们普遍怀有对平等和自由的共同热爱,“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但革命的结局是人们“忘却了自由”,“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xxvii]面对平等的巨大压力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托克维尔坚持认为:“同平等所产生的诸恶进行斗争,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政治自由。”[xxviii]“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xxix]

历史的事实证明,柏克和托克维尔对于平等和自由的关系的深度反思才是大革命时代最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他们在革命思想家们的激进幻觉中洞察到了问题的根源,他们关于革命的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当自由主义从20世纪开始逐渐成为左翼的一个新标签和一种流行的进步主义话语时,重新回归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就变得弥足珍贵。按照柯克的精辟阐释,“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心怀柏克精神的人”,[xxx]柏克维护了英国的宪政、法律、宗教和人文传统,而托克维尔则向欧洲人展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价值所在——在宪政框架内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统一。法国大革命以来基于平等和自由的悖论所导致的左右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冲突,在经历了二百年来的一系列革命洗礼之后,终于也达成了一项共识:彻底摒弃以革命的暴力的和专制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即使在世界各国仍然存在着左右之分和左右之争,包括左翼的“政治正确”在许多民主国家依然居于话语霸权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激进思想家们所虚构的道德理想国中走了出来,从革命的世纪歧路中走了出来,他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能够认识到柯克所说的道理:“人类并不是天使,一些形而上学的狂热分子并不能构建起人间天堂;而各式各样的理论家却足以造成一个地狱。”[xxxi]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有一条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之路,那就是人类历经二百年时间终于探寻到的宪政之路。

本文注释:

[i]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一,第29页。

[ii]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二,第446页。

[iii] [法]让-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第53、55、52页。

[iv]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10页。

[v] 同上书,第30页。

[vi] [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03页。

[vii]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8页。黑体字为着重号,原文如此。

[viii] [法]西哀士:《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2页、37页、41页。

[ix]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115页。

[x] 转引自[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184页。

[xi] 转引自同上书,第117页。

[xii] 转引自同上书,第208页。

[xiii] [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第69页、

[xiv] 同上书,第86页。

[xv] 参阅[美]罗素·柯克:《保守主义精神:从柏克到艾略特》(上),朱慧玲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页。

[xvi] [法]让-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第52页。

[xvii] [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第71页。

[xviii] 参阅[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96页、197页。

[xix] 参阅[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第234页。

[xx]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一,第159页。

[xxi] [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第82-83页。

[xxii]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55页。

[xxiii] [英]埃德蒙·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第213页。

[xxiv] 同上书,第87页。

[xxv] 同上书,第159页。

[xxvi]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0页。

[xxvii]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2页。

[xxviii]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34页。

[xxix]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5页。

[xxx] [美]罗素·柯克:《保守主义精神:从柏克到艾略特》(上),第226页。

[xxxi] 同上书,第七版序言,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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